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引领的农民起义军汹涌攻入北京，崇祯皇帝面临绝境，最终在紫禁城背后的煤山选择了自缢，这标志着历经200多年风雨的明王朝走到了尽头。
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崇祯其实有一个可行的自救方案，就是离开危机四伏的北京，转赴南京建立临时政权。
这样的策略或许显得自私，但正如俗语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倘若他选择了这条路，明朝的寿命或许能得以延续。
然而，历史并没有如果。
崇祯皇帝迟迟未做出南迁的决定，从而错失了一线生机，最终不仅自己走向了绝路，也葬送了大明王朝的江山。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崇祯皇帝如此犹豫不决，不肯南迁呢？是真的没有南迁的意愿，还是其他缘由？
在德正殿的一次私下召见中，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向崇祯帝提出了迁都南京的建议。
面对皇上的询问，李明睿坦率地指出，在义军逼近京城的情势下，朝廷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迁都南京成为了唯一明智的选择。
崇祯帝对此建议踌躇不决，他担忧若弃地守京，将背上丢失国土的罪名；而坐以待毙，则又会蒙受失政的耻辱。
这一两难选择让他犹豫不决，因为他一心想成为名垂青史的圣君，无法承受这种失地失国的责任。
为了推卸责任，崇祯帝将这一问题交给大臣们商议，希望他们能正式提出南迁建议，这样他就可以顺水推舟作出表态，避免承担历史责任。
然而，与主张南迁的声音相比，反对的声音更为强烈。这些反对者中不仅有朝廷重臣如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还有与宫廷关系密切的皇家宗室成员。
天启帝的张皇后在听闻崇祯与周延儒密议南迁后，愤怒地质问道：“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
张皇后虽为前皇后，但在崇祯顺利继位上出过力，因此她的话语颇具分量。这些人的反对意见让崇祯不得不慎重考虑。
其他反对者则动不动就以“祖宗”、“宗庙”、“社稷”、“陵寝”来压制崇祯，而这些都是崇祯不敢正视、无法回答的问题。
作为一个爱面子胜过生命的人，崇祯虽然心有南迁之意，但又怕背负骂名。最终，他不得不表态誓死不南迁。
崇祯帝身边的大臣们个个精明狡猾，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明确表态。由于未能从他们口中得到想要的答案，崇祯帝最后决定“早朝廷议公而决之”。
在朝堂上，众朝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相持不下、不欢而散。由于崇祯帝自己不愿意承担丢弃宗庙社稷的罪名，这个正确的策略便被搁置了。
那些主张绝不弃国土的臣子们，并非全是心口如一、以死报国的忠臣。
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如果表态不弃国土，日后就可以逃脱丢失国土的罪名；而不公开反对“弃地守京”则是为了遵从崇祯帝的心意。
他们盘算着，即使有朝一日需要承担责任，这个刚愎自用又心胸狭窄的皇帝，也会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而找一个替罪羊，这样他们就可以明哲保身了。
在这样一群为个人利益着想的庸臣，以及一个优柔寡断、只图虚名的皇帝的领导下，国家的灭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李自成势如破竹地攻克宁武、京城岌岌可危时，崇祯帝又连夜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此时有人提议，让太子下江南而皇上守京师。崇祯帝幻想这次危机能像以前一样化险为夷，但他没想到的是数万京营守军会不战而降。
当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彰义门后，他仍指望有救兵来护驾，但最终却失望了。
在最后的关头，李明睿再次紧急求见并力劝崇祯帝南迁，但大臣们仍然沉默不语、不愿开口。
当信使来报真定失陷时，南迁之路被掐断，南迁之议彻底成为泡影。面对这一绝望的局面，崇祯帝不禁泪流满面、无言以对。
崇祯在位17年间，频繁更换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等高官，并严厉惩处失职官员的做法，也反映出他性格多疑、严苛狠辣的一面。
他担心日后群臣，会以此来诋毁自己，让自己落得一个坏名声，在朝堂上始终不愿表明态度，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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