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危机四伏、生死难卜。当年轮船上的一幕，令人心有余悸。周恩来与邓颖超为了赶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代表大会，不得不乘坐头等舱，引起了日本侦探的怀疑。就在二人准备上岸的时候，几名自称是日本水上警察的人突然将周恩来带走，场面极为惊险。邓颖超万分焦虑，她怎能让周恩来就这样被带走？最终周恩来奇迹般毫发无损地回来了，但接下来的一段经历又将如何展开？命运究竟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初遇风波:轮船头等舱引来日侦疑虑
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上海，艳阳高照，江水波光粼粼。码头一处，人流涌动，行色匆匆的行人穿梭于林立的货舱和游船之间。在这熙攘的环境里，一对朴素的男女渐次跻身重重人群，最终踏上了一艘开往青岛的远洋轮船。
他们正是年方二十有九的周恩来和二十六岁的邓颖超。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二人将以普通民众的身份，乘船前往青岛，再转道哈尔滨，与其他代表会合，共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代表大会。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组织上特意为他们安排了头等舱。眼下，率先登船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循着值班人员的指引，很快找到了位于船舱顶层的豪华包厢。
虽是头等舱，但二人的服装却格格不入。周恩来身着一件略显陈旧的中山装，邓颖超则是一袭朴素长裙。他们所携带的全部行李，就是几只破旧的皮箱。周遭气氛奢华高雅，与二人的出身和身份截然不同。
然而，组织的决定是有原因的。乘坐头等舱虽费用高昂，但毫无疑问能为他们此行提供相对安全的环境。党内财力有限，只能尽量满足必要的开支。
就这样，他们一路无话，默默等待着船只启航。然而，上天并未眷顾这对年轻人的艰辛历程。恰逢这时，一名衣着考究的男子从不远处走来，似乎在打量着二人的一举一动。
惊心动魄一幕
轮船离开上海已近半个月，行驶至渤海湾内的大连港时再次停靠补给。次日清晨，当周恩来和邓颖超打算下船活动时，却被几名自称是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的人拦了下来。
＂你是做什么营生的？＂为首的一名日本人盯着周恩来问道，语气相当蛮横。
＂我是做古玩生意的。＂周恩来面不改色地回答，他确实带着几只装满杂物的旧箱子。
这些人显然不太相信，继而盘问周恩来姓名、去向等一系列问题。周恩来耐心作答，希望蒙混过关。可就在这时，一名日本人突然直指周恩来，咄咄逼人地说:＂别演了，你就是周恩来！＂
这句话犹如当头一棒，周恩来和邓颖超均被惊的脸色大变。他们万万没料到，自己的身份竟被这伙日本人识破。
＂你们说的是什么胡话，我哪里是什么周恩来！＂周恩来极力否认，眼见形势危急，只得硬着头皮狡辩。
然而那伙人毫不买账，反而态度变得更加蛮横。其中一人厉声命令，要将周恩来带走盘问。
见状，邓颖超吓坏了，她实在不能放任周恩来就这样被带走，那会给六大造成何等损失！当机立断，她大喊着要和周恩来一起被带走。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竟对邓颖超这位革命战友大声呵斥起来，态度极为强硬。
最终在周恩来的再三坚持下，邓颖超只得作罢，她被迫离开码头，前往一家旅馆等候。而周恩来这才被那伙日本人带走，双方陷入一种举步维艰的境地...
逃离魔爪惊心动魄
被那伙自称日本水警的人带走后，周恩来被扣押在一处临时拘留所。尽管他百般狡辩，但对方似乎对他的身份充满把握，并对他做了严密的盘问。
与此同时，邓颖超在旅馆内苦苦等候，心中惴惴不安。她完全无法得知周恩来的下落，更不知道他是否安全。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邓颖超的担心与焦虑与日俱增。
就在她几乎要对周恩来的命运绝望之际，化身沉默时钟的房门突然被人敲响。当打开房门，映入眼帘的竟是周恩来完好无缺的身影！
＂他们为什么突然放你走？＂邓颖超惊疑不定地说，难掩内心的惊诧与欣喜。而当她眼见着周恩来手捧着他们的那些旧行李箱时，心头的疑云更浓了。
＂进屋说吧。＂周恩来神情严肃，示意她赶紧关门。邓颖超依言，心中更是七上八下。
进入房间后，周恩来迅速将门窗牢牢封闭，看似谨防有人窥视。待一切安全无虞，他才掩上门缝，压低嗓音对邓颖超说:＂我们必须马上销毁一切可疑证件！＂
原来，在那伙人将周恩来带走后，他们查获了周身携带的一些文件，怀疑其中有党内机密资料。不过经过盘查，除了发现一些介绍信和旅行证明外，并未发现重要线索。但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要求周恩来必须在他们的监视下销毁那些文件，并对他做了两个小时的拘留备案。
眼见形势危急，周恩来不得不服从。当日下午四点左右，他在那伙人的监视下，将所有文件付之一炬，这才获准离开。
回到旅馆时，周恩来已烧毁了大部分文件，只余下几个并不涉及党务的行李箱。他决定暂时搁置此事，继续前往莫斯科。但毫无疑问，刚才的这次突发事件给了他极大的心理震撼。要知道，当时他们正身处险境，一旦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万幸最终逃过一劫。
北上艰辛接应
大连之行给周恩来和邓颖超上了重重一课。他们意识到，必须远离沿海城市，尽快抵达内陆，以摆脱敌人的耳目。于是，二人放弃了原定的青岛-哈尔滨路线，改乘火车直捷北平。
长达数日的铁路跋涉令二人体力不支。抵达北平后，他们在城中一处僻静小旅馆歇脚。然而更大的考验随即而来——如何与前来会合的其他代表们会师？
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应于此处会合。但因为之前的意外，二人身无分文，连最基本的介绍信和通行证都已付之一炬。在这座熙熙攘攘的北国城市，他们成了彻底的孤身客。
为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周恩来暗中联络上一位老友。这位朋友虽非党员，但一直是个坚定的革命同情者，也曾为党组织提供过诸多便利。当得知周恩来的处境后，他二话不说，立即展开了营救行动。
首先他安排了一处地下接应站，让周恩来和邓颖超暂时藏身其中。与此同时，他私下通过党内渠道，迅速确认了六大代表们的具体行踪。为防止暴露，这一信息只对周恩来透露。
几天后，一行人终于在接应站会师。来人多为党内重要成员，不乏陈独秀、张国焘这些当时的领导。一番欢聚之后，大家都被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身经历的那段惊心动魄给惊呆了。
＂幸亏有老朋友的协助，否则我们都别想去莫斯科了！＂周恩来感慨万分，一行人才得以脱离这座熙攘巨城，展开了漫漫北上征程。
毅然踏上革命征程
离开北平后，一行人穿过松花江，翻越大小兴安岭，历尽艰辛终于抵达边远的满洲里。在那里，他们乘坐前往苏联的专列，经过漫长的铁路跋涉，终于在六月底抵达莫斯科。
这一路上，危险重重。不仅要躲避沿途的日伪军阻击，更要防范特务的暗中窥视。为了避开追踪，他们常常在夜间行走，白天则躲藏于树丛草丛之中。食宿无着，只能就地取卤。
最为困难的是，由于之前意外被迫销毁了所有证件，他们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好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伙中国赴俄工人，才获得了当地导游的介绍信，这才得以顺利进入苏联国境。
而在莫斯科，他们居住的也是一处简陋出租屋。房间阴暗潮湿，到处是蜘蛛网和老鼠洞。陈旧的木板床铺上只盖着几块破烂毡毯。生活非常清苦，可谁也没有怨言。
六月底，党的六大终于如期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作为代表，分别参与了关于农民问题、工人运动、反帝国主义等诸多重大议题的讨论。会上，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阐明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大会通过了新的政治路线，肯定了党内穷兵黩武的正确做法。周恩来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邓颖超则被确认为中央候补委员。二人不负众望，为党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离开莫斯科后，他们先后辗转到达柏林、巴黎等地，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奔走。那一路上，他们更是历经了重重磨难——从流离失所到身无分文，再到遭遇武装袭击。但是，任凭环境多么艰难，他们都矢志不渝、视死如归，用英勇的革命气概书写了壮丽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