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
但不管怎么说吧，人来到世间，仿佛是来游泳的，迟早要跳进去。
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会保持沉默直到四十岁，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
不管怎么说吧，我听到的话也不总是那么疯，是一阵疯，一阵不疯。
所以在十四岁之前，我并没有终身沉默的决心。
小的时候，我们只有听人说话的份儿。
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
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
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 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
“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一年级。
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分则成了黑五类。
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
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 在这方面我们毫无责任。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该负一点欺负同学的责任。
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得祝贺的。 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
不等我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
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
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分。
当年我就这么想，现在我也这么想：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
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
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
那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
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
总而言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就想象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还会保留了一些人性。
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至于话语，它教给我的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当时话语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会有人性。
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
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伙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
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
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
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有血迹。
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话，另一半则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 “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派之争，这是个具体的例子。
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
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
这件事相当古怪，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的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动起手来，大学生还未必是个儿，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实。
我立刻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发直，显出一种坚忍的态度，继续向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们发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
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不大扬尘舞蹈。
不管哪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在北方插队时，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说法，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说成立，这位丈夫就是个兽奸犯）吵吵闹闹，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
但肉割来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显然，这不合乎狐狸的饮食习惯。所以，实际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
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
当然，这要把世界阴的一面考虑在内。只考虑阳的一面，结论就只能是：当年大家胡打乱闹，确实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但是我说的那些大学里的男孩子其实没有犯癔症。
后来，我揪住了一个和我很熟的孩子，问出了这件事的始末：原来，在大学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两个学生在洗脸时相遇，为各自不同的观点争辩起来。 争着争着，就打了起来。
其中一位受了伤，已被送到医院。另一位没受伤，理所当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队伍前列的那一位。
这一大伙人在理论上是前往某个机构（叫做校革委还是筹委会，我已经不记得了）讲理，实际上是在校园里做无目标的布朗运动。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线索：被打伤的学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还是右耳已经记不得，但我肯定是两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见了，在现场也没有找到。
根据一种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这块耳朵不会在别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学生嘴里，假如他还没把它吃下去的话；因为此君不但脾气暴躁，急了的时候还会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
我急于交待这件事的要点，忽略了一些细节，比方说，受伤的学生曾经惨叫了一声，别人就闻声而来，使打人者没有机会把耳朵吐出来藏起来，等等。
总之，此君现在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耳朵吐出来，证明自己的品行恶劣，或者把它吞下去。
我听到这些话，马上就加入了尾随的行列，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并且感觉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块咸咸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到那件事的结局；因为天晚了，回家太晚会有麻烦。但我的确关心着这件事的进展，几乎失眠。
这件事的结局是别人告诉我的：最后，那个咬人的学生把耳朵吐了出来，并且被人逮住了。
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不管怎么说，人性尚存。 同类不会相食，也不会把别人的一部分吞下去。
当然，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一些别的东西：比方说，咬掉的耳朵块太大，咬人的学生嗓子眼太细，但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虑。
我说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点东西。
你可以说，这些东西还不够；但这些东西是好的，虽然学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广。
我把一个咬人的大学生称为人性的教师，肯定要把一些人气得发狂。
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个脾气暴躁、动辄使用牙齿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别人的肉体，这一课看起来更有力量。
再说，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阶段里，人也不可能学到更好的东西了。
有一段时间常听到年长的人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品格低劣。
考虑到红-卫-兵也不是孤儿院里的孩子，他们都是学校教育出来的，对于这种低劣品行，学校和家庭教育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除此之外，对我们的品行，大家也过虑了。 这是因为，世界不光有阳的一面，还有阴的一面。
后来我们这些人就去插队。在插队时，同学们之间表现得相当友爱，最起码这是可圈可点的。
我的亲身经历就可证明：有一次农忙时期我生了重病，闹得实在熬不过去了，当时没人来管我，只有一个同样在生病的同学，半搀半拖，送我涉过了南宛河，到了医院。
那条河虽然不深，但当时足有五公里宽，因为它已经泛滥得连岸都找不着了。
假如别人生了病，我也会这样送他。
因为有这些表现，我以为我们并不坏，不必青春无悔，留在农村不回来；也不必听从某种暗示而集体自杀，给现在的年轻人空出位子来。
而我们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处，都该感谢沉默的教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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