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5日,周总理路过劳山时,遭到刺杀,经历了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当时,负责保护周总理的11名战士,全部遇险身亡。为了吸引敌人火力,他的副官陈友才,身中6弹也不肯倒下,甚至连遗体,都被敌人捅了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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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斗有多凶险?前来刺杀周总理的,到底是什么人?

1937年,27岁的陈友才,为保护周总理而死,他牺牲后,周总理始终铭记着他,好几次为他落泪。

他的遗体,被安葬于延安宝塔山,在为含陈友才在内的烈士举行追悼会时,周总理心情沉重,称赞他是勇于为革命献身的战士,对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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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山的刺杀现场,陈友才留下了一条布满鲜血和武器痕迹的毛毯,这个毛毯,最后被交到了周总理的手上,让他潸然泪下。如今,它还作为重要史物,保存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的会客厅里。

1947年,由于国民党将领率领部队进犯,陈友才的坟墓,遭到了摧毁,连遗体都遍寻不到。周总理得知后,难过得再次掉下眼泪,他再三表示,“陈友才同志英勇牺牲,要把他们这些烈士请进陵园。”

1973年,周总理陪同来自越南的客人重返延安后,曾多次向当地领导干部,提及陈友才牺牲的前因后果。他还在百忙之中,亲自去祭拜了这位陪伴自己许久的副官,对他说,“我这一生,遇到过多次危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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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才的照片,一直被周总理带在身边。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为他整理遗容的工作人员,在他某个内衣口袋里,找到了一张泛黄的合照,照片的背面,还有他亲自题的8个字,“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可以看出,几十年来,周总理从未忘记过那次危机,也记得战死的烈士们。现在再来回顾那场战斗,也能看出我方战士的搏命过程。

1937年4月,周总理参与处理西安事变,从延安赶赴西安,与国民党继续谈判红军改编的问题,并建立我军办事处。随行的还有各位参谋长、副官陈友才、警卫排手枪班和步枪班战士,共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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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乘坐在一辆卡车上,周总理在驾驶室,其他人在车厢。4月25日上午9点,卡车缓缓地从延安南门,当车开了有70公里,行至甘泉县的劳山处时,一场危机即将爆发。

劳山的湫沿山峡谷,地势险要,树木较多,以前经过此处的商人过客,不少都被抢劫过。因此,陈友才让司机加大油门,快速驶过前方的垭口。

卡车刚刚加速,左边和前方大约20多米的地方,响起了阵阵枪声。周总理迅速观察地形,对司机说道,“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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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卡车往前冲时,敌人把火力点,集中在了车窗和轮胎上。“砰,砰,砰”,司机头部不幸中弹,车胎也被打爆,卡车只能停滞不前,完全暴露在敌人的伏击圈下。

面对这一情形,周总理随机应变,马上推开车门,隐蔽在车胎下,指挥车厢内的战士,迎击敌人。当时,敌人有近200人,占据了三方的有利地形,想要在敌我人数悬殊下发挥最大实力,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卡车右侧突围。

在场的战士,一部分猛冲到最危险的前方,还击敌人,他们靠着以一当十的气势,把对方打得差点弃械投降。但很快,这些人发现,我方战士人数较少,又冲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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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战士的手里,只有手榴弹和手枪,没有武器的加持,再加上他们所处的地形不利。即使再顽强抗击,其中有大部分人,还是遗憾牺牲或身受重伤了。

但他们为其他掩护周总理撤离的战士,争取到了宝贵的机会,同一时间,后方的所有人,在陈友才的带领下,往公路下边的密林急行。

这天的陈友才,因为工作需要,头上戴着礼帽,脚上套着长筒马靴,身穿整套西装,在一行人中,显得格外突出。他的打扮,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对方把他当成了周总理,把枪口都对准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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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才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下一刻,他就模仿起了周总理,并让其他战士,护卫一旁真的周总理离开。他把火力全吸引到了自己身上,不断开枪反击。

对面的子弹,密不透风地向陈友才袭来,他还没动弹几下,腿部就被一排子弹打中。就是这样,他也没有放弃战斗,直到身中6弹,才支撑不住,滑落在地。

敌人一看这边没了动静,赶忙跑来搜查,在他的衣服口袋里,他们发现了一张本属于周总理的照片和名片。把陈友才误认为周总理的他们,在之后连捅了数刀他的遗体,才离开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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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才付出生命的代价,才换来周总理暂时安全,幸好,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援兵恰好在这时来了。

原来,山上还有一个通信班驻守,当枪响时,其中的士兵,就通过内部电话线。向上级报道了情况。

我军得知这多半是周总理遇袭后,迅速联系最近的连队,组织上百人奔赴现场。这件事,连毛主席都得到了消息,他要求带队长官,“什么都别顾忌,一定要把人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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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人马,在敌人清点武器时,冲到了战场。一开始,看着满地的战士遗体,所有来支援的人,都以为周总理遭遇不测,悲愤的他们,马上打倒了眼前的杀人凶手。

就在他们想要继续追击四处逃窜的敌人时,卡车右侧的树林传来动静,暂时藏身于此的周总理,和两三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双方队伍一汇合,周总理立马表示,

“多派写同志去卡车附近,查看有没有活着的同志,任何能救的,都要全力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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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经过支援士兵的全力搜寻,找回来的多是战士遗体,连同陈友才一起,共有11位烈士被抬回来,并且全是周总理身边之人。

这次西安之行,因为一场刺杀而被迫中止,周总理暂时返回了延安,对各位高层领导的行程保密和保卫工作,也再次加强。然而,陈友才他们不能白白失去生命,袭击周总理一行人的罪魁祸首,必须得到制裁。

要想为11名烈士报仇,最应该搞清楚的一点,就是凶手是谁?为此,我方特地派出了查案经验丰富,深得高层信任的谢滋群同志,负责侦破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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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刺杀现场的痕迹有限,只有一些枪支弹壳留下,再加上人烟稀少,没有知情者,一时之间,还真查不出什么有用线索。直到从周围居民的口中,谢滋群才得知,劳山附近的甘泉县,常常有土匪出入,劫财伤人。

但周总理遇袭是土匪为了劫财,这有些说不过去,毕竟,我方高层领导准确的出行时间、途径路线、车辆和人员配置,不可能是一伙普通的土匪,能够得知的。

并且,看敌人直把矛头,对准队伍中的周总理,就可以看出,对方明显是背后有人指示,袭击目标明确,这背后的水,不是一般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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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谢滋群,还是不准备放弃土匪这条线,他一边排查着我军内部知情人员,一边派人到土匪内部去当卧底,探查消息。

接到命令的卧底同志,化装为了外地来的土匪,通过与劳山土匪称兄道弟,打入了对方内部。在一次与土匪头子的交杯换盏中间,有人说起了袭击周总理的事,他们的酒后吐真言,让事件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周总理出行机密被泄露,是因为延安南门有个潜伏较深的国民党特务,他把消息传了出去。而他传输的对象,的确为当地土匪,只是这帮土匪的来头,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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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南部的黄龙山地带,一直有伙人数多达200个,占山为王,趁火打劫的土匪。1934年8月,工农红军将愿意投诚的土匪,改编成了红泉县突击队,派他们在金盆湾驻扎。

同年12月,国民党派特务,去拉拢突击队副队长李青伍,扶持他再次掌握队伍实权,把突击队拉回土匪老巢,变成他们手下的政治土匪。

从此,在李青伍的带领下,这伙土匪不仅干回了“老本行”,抢占地盘,谄害百姓,收取“过路费”,还快速扩充了内部势力,帮国民党刺探我方军政情报,暗杀我军和地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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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手里,至少有超百支长枪短炮,实力非一般的土匪可比。1937年,想要破坏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国民党右派,指使李青伍带着手下,秘密刺杀途经劳山的周总理一行人。

因此,在周总理出发前夕,这群人就在劳山脚下的公路拐弯处,修筑工事,埋伏人手,设立伏击点。不仅如此,在劳山南面和东面的山沟里,李青伍还分别埋伏了几十名土匪。

占据地理优势的他们,还知道我军在劳山有驻扎通信班,为了阻止有人增援,他们剪短了通信班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好在,通信班内部,有一根藏在悬崖下的电话线,通过它,延安总参谋部及时收到消息,增派援兵到了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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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针对周总理的阴谋,最终没能得逞,而李青伍等人,杀害了多名烈士,最终也逃脱不了我方的反击。

1938年,李青伍再次带着9个土匪,出现在了劳山附近的村子,还强行让村长拿吃的出来。面对这些人,村长非常冷静,借着买酒的名义,跑到村里的交通情报站,把情况上报给了我方。

收到这个消息,我军立马出动警卫团,同村里的赤卫队一起,将他们全部歼灭。至此,曾经在劳山参与刺杀周总理的土匪,被全部消灭,我方战士,终于为被杀害的陈友才等烈士,报仇雪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