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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现如今，数字经济的影响触及从传统制造业到高科技领域的各个角落。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日益成熟，数字经济不仅推动了新业态的涌现，如金融科技和教育科技，也在参与塑造企业发展模式。
IPP研究助理李明隽指出，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更是为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机遇。
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相较于其他技术创新浪潮，数字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并塑造着新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模式。
早期学者将数字经济的研究局限于新兴的电子商务，认为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字化交易。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的定义由狭义逐渐向广义发展，狭义数字经济仅包括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广义的数字经济泛指应用数字技术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字经济融合产业等部分。
数字经济催生了包括金融科技（Fintech）、教育科技（Edtech）等在内的多种新业态图源：新华社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中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约7.5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和社会环境变化，我国在数字经济方面不断尝试转型。201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网+”的概念，围绕着“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国家大数据战略”落实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2016年发布的《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2017年发布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是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的重要举措，强调推动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结合，强化大数据产业的创新发展，这是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探索与尝试。
2017年，国家首次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概念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加速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完善数据资源整合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数字经济与数字中国的战略倡议，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8年，《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规划》正式提出要初步建成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以及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工业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块之一。
2019年，在产业数字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政府建设，即治理数字化。
2020年，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写入政府文件。
至此，我国形成了对数字经济内涵的初步认识，数字经济“四化”框架形成，即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治理数字化和数据价值化。
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提出要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并明确了数字化转型在顶层设计中的战略地位。
2022年1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明确给出了数字经济的定义，提出指导思想、要求和发展目标，正式形成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与数字经济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进一步明晰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我国数字经济政策短短几年时间，从建设基础设施开始，具体发展产业融合、数字治理、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的地位愈发重要，并构建出完整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路径，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方向。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数字经济将是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宏观来看，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却开始蓬勃发展，并逐步替代了传统的经济产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更是为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机遇。
微观来看，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残酷，以及疫情带来的全球产业链断裂，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需要通过变革寻找更高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更多潜在市场机遇，这也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过程。
通过“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双向融合，不仅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市场规模，同时让数字信息技术通过商业模式发挥其价值。
伴随世界各国数字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对用户场景的扩张式布局和数据的规模式收集，国家数字竞争力，包括其带来的数字权力的获得，已成为国际竞争新主题。
白宫称，2023年美国的服务出口达到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为2784亿美元。数字化服务出口增长速度远超其他服务和商品的出口增长。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科技发展刚刚起步，此时的中美科技合作处于相对稳定并不断发展的阶段。
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科技竞争开始转向对抗。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引领的、以国际贸易为主要推动力的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正在退缩，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化正在兴起，并推动国际经济形态向数字经济转变，同时改变着全球化参与者的构成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
当前，美国数字竞争力整体较强，凭借其积累优势和科技创新体系，在数字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数字领域起步较晚，但也积累了大量的数字经济基础和数字消费市场。
因此，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将是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构架的重要支柱，为发展“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战略提供机遇。
数字化为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产模式带来改变，除了制造业，数字化变革还渗透到各个行业领域，例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互联网+电商”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飞速发展，从各个行业和维度，整合和重构价值链。经济发展之初，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生产环节，容易步入“低端锁定困局”和“比较优势陷阱”，导致一些重点产业的核心研发及生产技术发展不足，后期追赶态势较弱。
但是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中，我国积累了较为庞大的大数据基础，数字技术也得到一定的普及，渗透在各行各业，并在分享经济领域有较好的发展，大型平台型企业相继产生。
目前，我国信息消费总额达到6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38万亿元，在人口红利后，迎来数字红利。相比于上个世纪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我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占据优势。
数字经济的发展困境
数字技术提高了创新能力和生产力生产商和消费者的数字化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同时模糊了国家、行业和企业的边界。但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数字空间行为的不规范管理导致对数据资源的滥用。
例如，与传统贸易壁垒相同，数字贸易同样面临数字壁垒，包括数据本地化要求、网络审查、数字内容市场化限制等。这些壁垒会降低数据的使用率，并影响数据价值的发挥。
数据资源的随意使用导致“数字鸿沟”不断扩大。
“数字鸿沟”是指在数字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的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会民众，由于对数字技术的掌握程度、应用程度和创新能力的不同。
科技巨头如谷歌、亚马逊、脸书（Meta）、苹果等公司因其强大的平台、技术和市场控制力，掌握了大量的数字红利。图源：Wikimedia commons
数字巨头对数据的大规模储存给用户和隐私与数据安全带来较大的不稳定性，使得人们在数字经济下的获益程度并不均等，龙头企业掌握大部分数字红利，处于产业链末端的企业难以跟上发展。
最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仍不平衡。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动力，但是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技术升级面临极大的不平衡。
一些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缓慢，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导致企业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的协同发展受到影响，数字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导致资源过度向虚拟经济领域倾斜。
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加速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
数字经济所具有的高技术与高渗透特性，使得实体企业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新型信息技术的过程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挖掘潜在市场。
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吸纳劳动力就业和科技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是提高数字要素竞争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同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能够发挥数字技术的市场价值。
让数字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良性推手。
例如，规范数字经济的就业环境以增加就业机会，发挥数字经济优势改善收入分配，推动共同富裕。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新业态和新就业。
这些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带来了新的分配关系，如果能够让人们通过数字工作场景和数字产品消费等途径实现较为均等的获益，则对实现共同富裕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数字经济的就业环境尚未成熟，例如算法管理不合理、劳动权益保障缺失等问题时有出现，对改善分配的初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制定相关劳动标准，完善新就业环境，减小不同人群、地区和城乡的收入差距。
在“数字资源集聚”和“市场良性竞争”中寻找平衡，把握竞争优势。
数字垄断是一把双刃剑，从市场竞争上看，数据的新型要素特征加速掌握先发机遇、规模优势的数字企业扩张形成数字巨头掌握了绝大部分数据资源，容易形成基于数字规模的技术垄断，对数据安全以及市场生态构成潜在威胁。
但是，从国际竞争层面看，数字公司的垄断可以为国家提供必要的数据资源，其所带来的集中化生产往往又转变成一种新兴的“资源集聚型”研发模式，对国家在关键技术的突破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一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技术主导权和强化国家数字权力。
合理利用数字垄断，既要发挥数字公司的国际竞争力量，又要保证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性。
★本文作者：李明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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