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你高考的那一年吗？当然记得了，我参加过两次高考，一次是1977年12月，一次是1978年7月。
高考改变命运，对于我们当时的下放知青来说，体会是最深刻的了。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刋发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虽然距高考仅仅不到两个月的复习时间，但是，凡揣有一个大学梦的人，复习已悄然开始，应该是早有一些准备了。
约莫1977年的6月前后，有一次我从知青点回家，妈妈告诉我：赵同学说，今年的高考可能要改，实行统一考试。赵同学是下放在爸妈所在学校那个大队的知青，为耕读教师，据他说，他有亲戚在地委办公室工作。
第一次得到这样的信息，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拿起了已搁置了几年的课本，开始了初步的复习，实事求是的说并没有认认真真的对待，因为心存疑惑。
当时，我是生产队会计兼记工员，每天记工必须要到田间地头，去几个地方，月底还要集中几天时间做会计帐，所以复习就是在生产队里抽出点时间看书，甚至是偷偷的看，不便声张。因为想着要表现好些，招生招工还是要基层推荐的，看书多半是晚上的时间。
很快到了暑假，最为关注的就是一年一度的大、中专推荐招生了，但迟迟没有进行，只到暑假结束。在这过程中对高考改革的猜想和传言更多了一些，期望也更大了一些，有更多的人陆陆续续拿起课本暗中复习。但改革的程度能有多大，能否直接报考，心里还是很忐忑的。以至于在恢复高考之后，我和弟弟报名时，还有人讥笑，“考大学，还考‘二学’哩”！可见，那种思潮的影响之根深蒂固。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这则消息不仅让密切关注高考的人们雀跃不已，而且让全社会为之振奋，全民都感受到了新的希望，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恢复高考的消息终于得以证实。
现在回过头来看，根据披露的一些资料，从1977年6月到1977年10月，就高考制度改革召开了多次会议，而这些会议或多或少都传递出了一些高考制度改革的信号，并被有心人扑捉到。
既然考试资格肯定没有问题了，接下来就是考虑将要选择报考的科别。我和弟弟均选择了理科，一是自我感觉理科成绩偏好，二是觉得以后就业的面宽些，所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爸妈考虑到我年龄大些，让我报考中专，说这样保险系数大；弟弟报考大学，既使考不上，年龄小几岁，回旋余地大些，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从农村尽快走出来。于是我放下高中课本，专心复习初中知识，并依然回到生产队。
后来公社中学办了复习班，因为交通不便，时间又在晚上，所以也没参加。大概距高考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妈妈催促下，我请假回家了。之前，妈妈也曾多次催促，我以在生产队不影响复习为理由而没有回去，实际上还是想着两不耽误，给生产队留个好印象，现在看来当时太迂腐了。
为节省我们的复习时间，是爸爸去公社给我们报的名，回来后爸爸讲，报名时公社教办室的几位领导说，孩子成绩这么好怎么报考中专呢，岂不是耽误了吗，还是应该报考大学，于是爸爸又将我改为报考大学。事不宜迟，距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我立即放下初中课本，抓紧时间复习高中内容，直到考试前，还有一些内容没来得及复习一遍。
志愿是在考试前填报，没有分数参考，也不了解考生整体水平，更没有经验，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斟酌，我填报的志愿是安徽农学院，属于比较冷门比较吃苦且招生人数较多的专业。弟弟填报的是合肥工业大学。
考试日期是在1977年12月10日、11日两天，语文、数学、政治、理化四张考卷，总分400分。当时各级都比较重视，我们是由公社教办室领导带队，全体考生统一乘车，统一食宿，住在县委党校，一个三间屋的大通铺里住了好几十人。考试的前一天下午，全县考生先集中在一中的小操场上，听县里有关领导动员讲话，之后去认考场。晚饭后，大家便统一都在宿舍里，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几十人海阔天空，其中有一个报考艺术类的考生，拿出自己的画作展示，并讲述他外出画像的经历。
这么多人，直到十来点钟还一直嘈杂着，没有一丝睡意，我和弟弟便一道出去，借散步清静一下。记忆比较深的是，语文考试中的作文。我的习惯是先打一遍草稿再腾，由于考试时没带手表，难以掌控时间，担心写长了来不及腾完，所以写的短了些（可能増加了作文失分），以至于做完整个试卷后还剩余了很长时间。第二天下午考的理化，有些题目明明是会的，甚至是复习里做过的类似题目，不知是不是因为大脑太疲倦了，无论怎样也集中不起精力来，思维好像处于停滞状态，感觉到会却无从下笔，只能眼睁睁丢分。
考试结束后，依然是由公社领导带队，统一乘车返回。因县城有亲戚，考试后想和弟弟去看一下，推迟半天回去，带队领导虽和爸妈都很熟悉，对我们也很了解，却还是再三叮嘱，可见当年之重视程度。
经过焦急的等待，终于迎来了 好消息，公社专门派人送来通知，我和弟弟二人均进入初选，而全公社报考大学的也只有我们二人初选。
按录取1：1.2初选之后，进行体检、政审。去县城体检时，在教育局院内的红榜上，赫然看到了我和弟弟的名字，并且名字恰恰相连。因为按照准考证号码，我和弟弟的准考证号码之间的考生没有被初选的。人们看到后就自然连想，说是一家的兄弟二人。体检也是按准考证号码顺序，每到一科室，体检医生首先问我们是不是兄弟二人，可见当年人们对高考改革的期盼和关切。初选之后，弟弟等来了录取通知书，而我名落孙山。
之后又经过半年，参加第二次高考，我也如愿以偿，成为1978级大学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