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的不抵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著名学者马君武义愤填膺，于当年11月20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一组讽刺诗《哀沈阳》，其一为：“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诗中的赵四即赵一荻，著名的赵四小姐，“朱五”是北平名媛朱湄筠，胡蝶是当红影星。
朱五朱湄筠
马君武借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风流韵事，批评张学良不抵抗是有道理的，当时这首诗传诵一时，宣传效果是挺好的，只是胡蝶是被误伤了，她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了辟谣启事；“朱五”朱湄筠也是被误伤的。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赵四风流朱五狂’！朱五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根本不是那回事！”朱家和张家是世交，往来密切，朱家四小姐朱津筠，1925年在张学良撮合下嫁给了他的副官吴敬安，五小姐朱湄筠也是和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结的婚，主婚人正是张学良。马君武依据道听途说误伤朱湄筠，后来他自己也知道了，有一回在香港的一个宴会上，朱湄筠见马君武在坐，就端着酒杯走过来说：“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我敬你一杯，谢谢你把我变成了名人！”马君武竟满面羞惭，拔腿就走……
而真的涉嫌“狂”的是“朱六”，朱湄筠的妹妹朱洛筠。据有知情人回忆，1929年夏，张学良因为幼子闾琪病夭心情不好，副官朱海北请妹妹朱洛筠和她的同学赵四小姐到家里作客，想要让张学良调节一下情绪。其实，当时她们两个年龄很小，朱海北不可能有那方面的想法，接触中张学良和赵一荻居然萌生了爱意，是意料之外的事情。随后17岁的赵一荻随张学良去了沈阳，从此没有分开。在张学良和赵一荻产生恋情之际，朱洛筠也只是电灯泡而已，但毕竟她在张学良和赵一荻发生恋情的“现场”。
赵四小姐赵一荻
仍然属于意料之外的是，后来朱洛筠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走到了一起，还不是因为世交、家庭包办结的缘，而是由于一种十分特殊的缘份。有趣的只是，朱洛筠本与赵一荻同学，还比朱洛筠还小，两人成了妯娌，“小妹”变成了“大嫂”。
朱洛筠“狂”的对象是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
马君武诗中为了押韵用了一个“狂”字，是“狂蜂浪蝶”的“狂”，通常是比喻男青年的轻薄放荡。张学良是有妇之夫，如果真的是朱五主动“撩”他，用“狂”字也未尝不可。所以，既然朱洛筠跟张学铭发生恋情时，张学铭也是使君有妇，似乎借用一个“狂”字，也是未尝不可的。
是的，那个时代的婚姻制度和现在不同，已婚男子在婚姻存续中另娶女人的情况相当普遍，尤其是，张作霖曾经在家里公开对儿子们宣布：你们的原配夫人必须由我来包办，但允许你们再找别人。所以张学铭“被”结婚之后、尚未离婚就与朱洛筠结婚，虽然是张作霖纵容和社会风气影响的结果，毕竟这样做不是可以给予好评的。
问题在于，张学铭与朱洛筠确实是真心相爱，后来张学铭也与原配夫人姚佩贞离了婚，张朱二人白头偕老，还应当算是美好姻缘。
张学铭
张学铭遇到朱洛筠，确实是特殊的缘份。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张作霖有8个儿子、6个女儿，只有张学良和张学铭是原配赵夫人所生。张学良1901年生人，张学铭生于1908年，大了7岁，所以张学铭上学时学习成绩不好，张作霖就让张学良管一管。当时张学良来到张学铭就读的第三中学，想让校长车向忱推荐一个好学生、让他为张学铭“伴读”。车向忱推荐了一个叫解如川的同学。这个解如川天资聪颖，举止文雅，学习名列前茅，爱好体育文娱。张学良听了介绍，就请车向忱将解如川和张学铭调到一个班级，并在课余把他领进大帅府，在自己书房温习功课。在张学良督促下、在解如川的帮助下，张学铭学习成绩提高很快。1927年春，张作霖决定派一批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解如川是张学铭的“伴读”，便被张学良保荐资助，与张学铭一起东渡日本留学。
——这个解如川是谁？他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1年作为谈判代表，奉命参加朝鲜停战谈判，1955年成为毛泽东亲自决定的解放军少将第一名、被彭德怀赞誉为“小诸葛”的解方！或许有机会被张学良选为张学铭的“伴读”，对解方一生来说是关键一步，算是命运的安排。当然，解方后来也因此受到了迫害。此为后话，此处按下不表。
解方
张学铭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以后，由于张学良的关系，由吴铁城提议，22岁的张学铭出任天津市公安局长，次年又升任天津市市长。没想到，这个机会，让张学铭一下子成为享誉全国的爱国英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和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收买了流氓、赌棍2000多人，组成了一个便衣队，委派李际春（日本电影明星、歌星李香兰的中国义父）和张璧（原北京员警总监）出任天津便衣队的正副指挥，在1931年11月8日和26日制造了两次暴乱，史称“天津事变”。张学铭对天津治安形势和日军活动情况十分忧虑，早前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情况，根据张学良指示，他成立了一个天津保安队，主要由东北军士兵充任，保安队负责人就是解方和东北军青年军官孙铭九（这个人后来是西安事变中捉拿蒋介石的人）。解方当时任天津保安队特务总队主任，虽然才23岁，但非常能干，他招募了2000多人，队伍训练得十分精干，张学良对解方非常欣赏，称赞他为“奇才”。11月8日晚，在日军支持下，便衣队由日租界出发，袭击市政府、市公安局等处。由于张学铭早有准备，当晚毙伤50多人，俘虏100多人。到11月9日凌晨，保安队击退了便衣队的进攻，又毙伤和俘虏600多人，余者狼狈逃回日租界。11月26日，便衣队1000多人，加上400多日本兵，发动了第二次暴乱。张学铭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打了整整一夜，最后以日军失败告终，便衣队死的死，伤的伤，完全被打散了。张学铭粉碎日伪阴谋暴乱取得了重大胜利，南京政府授予张学铭二等四级勋章，授予解方等人青天白日奖章。
但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就此向蒋介石抗议，要求撤换天津市当局首脑，惩处“肇事”官员。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全盘退让，反过来对张学良施压力，张学良只好让张学铭辞去天津市长和公安局长职务，解方、孙铭九等被免去一切职务，限期离开天津。
那个时候重要官员去职，往往要得到政府的安慰，由公家出钱出洋考察，张学铭也享受了这一待遇。张学铭去了德国。就是在德国，张学铭遇到了朱洛筠。两个世交家庭的年轻人，在天津时就已相识，在异国他乡相遇，自然是十分令人兴奋的事情，两个人不可能不频繁交往。而张学铭带着爱国英雄的光环而来，让进步女青年朱洛筠不由得不由敬到爱、芳心相许。1933年，两个人宣布结婚，然后二人双双回国。
张学铭、朱洛筠
张学铭作为有妇之夫，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由父亲一手包办的。1924年1月19日，张学铭与前卫生医院院长姚启元的第二个女儿姚佩贞结婚。姚佩贞是奉天女子师范附属初级中学学生，年方二九，才貌双全。结婚时，帅府连唱三天堂会，中外男女宾客云集，热闹非凡。1925年，姚佩贞生下一女，取名张闾娥。张学铭出国考察时，姚佩贞因为带着女儿跟着出去不方便，和女儿在天津等待丈夫回来，想不到丈夫回来时已经物是人非。张学铭回国之后，马上提出离婚，姚佩贞也不留恋，二人和平分手。
张学铭的第二次婚姻属于自由结合，朱洛筠是名门闺秀，是北洋政府原代总理朱启钤的女儿，是张学良恩爱伴侣赵四小姐在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的同学。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是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当时社会上层人家的女孩子多在这个学校读书。朱洛筠与张学铭似乎也更加门当户对，嫁给张学铭后育有两子，并陪伴他经历了此后一生岁月和许多坎坷。
到了新中国，张学铭的工作由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为他题词。
抗日战争期间，张学铭大部分时间在香港、欧洲居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南京，一度参加汪精卫伪政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争夺东北，不但没有追究张学铭附逆之事，反而为利用张家在东北的影响，派张学铭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日寇占据14年的沈阳帅府，成了张学铭的官邸，他在门口挂了个“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总参议张学铭宅”的牌子。只是张学铭不愿为蒋介石卖力，同时他也不可能得到军中实权，每逢长官部或行营举行酒会或舞会，张学铭穿一身中将军服，佩金板双花领章，出入周旋，能吃能喝。有人调侃他，称他为“总餐宜”，他笑着说：“我无议可参，何不‘餐宜’？”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张学铭迁居天津。1950年，张学铭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不久即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返回天津，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人民公园的前身是津门富豪李春城的私家花园，名为“荣园”。1951年7月1日正式开放后，更名为人民公园。中将高官出任公园主任，似乎有些屈就了，不料张学铭竟把天津人民公园办成了全国唯一。1954年，张学铭请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致函毛泽东主席，请求为公园题字，同年9月19日，毛主席复函并附亲笔书写的“人民公园”四个大字。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及写给章士钊先生的信，现存天津博物馆。
天津人民公园，毛泽东题写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行严先生：惠书敬悉。遵嘱写了人民公园四字，不知合用否？烦为转至张先生。顺颂日安。毛泽东9.19”。张学铭立即将毛泽东题词制成匾额，悬挂在人民公园正门上方。这是毛泽东为园林公园题写的唯一匾额。
事实上，周恩来安排张学铭担任天津人民公园主任，也还是事出有因的。也可以说，他可能是因为受了老婆朱洛筠特别是老丈人朱启钤的影响，才会获此“美差”，而且这还是张学铭日后进步的一个台阶。
朱启钤
原来，朱洛筠的父亲朱启钤是一位了不起市政工程建设专家。朱启钤（1871-1964），字桂莘，号蠖园，贵州开州（今开阳）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因拥护袁世凯称帝而被通缉。1919年任北洋政府与孙中山南方国民政府“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谈判破裂后，遂辞职潜心著述。1930年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从事古建筑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蠖园文存》。
曾在北洋政府熊希龄内阁担任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的朱启钤，是宫城禁苑到公共博物馆大变革的发起人和主持者。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将紫禁城的前半部用于筹办中国第一所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建设管理北戴河海滨为公共旅游风景区；将社稷坛改造为北平第一座对民众开放的公园——中山公园。1930年，朱启钤在北京宝珠子胡同创办营造学社，延揽一批优秀学者和建筑师加入，专事“营造学”（实际上是城市规划学和市政工程学）研究。1931年，朱启钤发起故宫角楼修缮工程，会同多所机构成立了一个修理城楼委员会。1941年，朱启钤与林是镇二人合力促成了北京城中轴线建筑测绘。
如果夫人不是朱启钤的女儿，或许军人出身的张学铭未必能够成为热爱城市园林建设、市政建设的研究者。张学铭十分热爱园林艺术，并对园林建设颇有研究，曾经走访过国内外许多著名公园。他积极为天津人民公园建设发展出谋划策，为公园购进了不少珍贵动物和奇异花卉，使公园布局巧妙，别具风格。因此，张学铭后来被任命为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为天津市政建设作出了贡献。
遭遇曲折
“文革”开始后，天津造反派刚开始第一轮冲击，张学铭就将全家迁往北京，住在东四八条老岳父朱启钤家里，周恩来和邓颖超闻讯亲自到朱家看望，并与张学铭夫妇合影留念。有了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张学铭一家应该平安过日子了。
天有不测风云，张学铭很快受到牵连。1967年7月，林彪及其帮派骨干制造了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说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42人，在1946年曾联名给人民公敌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张学良回东北。实际情况是：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之事。为策应谈判，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42人，经延安新华社发表联名通电，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这件事居然被认定为“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
吕正操
事实是，吕正操在解放战争期间任林彪下属时，曾对林彪的一些判断表示过不同意见，对四平之战的具体打法，吕正操也觉得指挥“很笨”，造成太多不必要的牺牲。诸如此类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林彪一直耿耿于怀，有机会必欲除之而后快。到1969年1月，他们又编造出90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说什么“东北地区我党、政、军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的部下、政客、幕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势力”，该案“主犯”一共7人：吕正操、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贾陶、解方、刘澜波，株连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12名，受牵连者总共达700多人。吕正操被监禁7年，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贾陶、陈先舟、车向忱等被迫害致死。
关于解方这里多说几句。他早年得到了张学良、张学铭的帮助，但他早在1936年即已秘密加入中共。张学良西安事变被蒋介石扣押以后，解方辗转于1941年春到达延安，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局长。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解方，说：“你已经回‘家’，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不要再叫解如川或者解沛然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解方’好吗？”解方明白，“解方”就是“解放”的意思。后来在他担任解放军第40军副军长时，为海南岛解放作出了贡献，有所谓“韩（40军军长韩先楚）的决心，解的谋略”的说法。抗美援朝中除了参与指挥作战以外，他的突出贡献是参加谈判，美军谈判首席代表、美国远东军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曾在其回忆录中说，解方“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是谈判的“主要对手”。在十年动乱中解方受到迫害，好在挺了过来。1984年4月9日，解方与世长辞，享年76岁。
为了制造吕正操等人的“罪证”，把早已宽大释放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赵君迈抓起来，逼迫他们承认策反过吕正操。就在这个时候，张学铭也被抓走了。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1973年吕正操得到平反，张学铭也被释放。1974年，周恩来审阅参加国庆宴会的各界人士名单，确定了邀请四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出席，并单独批示：“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晚年的思念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学铭历任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顾问，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天津市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朱洛筠也出任天津市政协委员。这一时期，张学铭积极参政议政，但最牵挂于心的是对大哥张学良的思念。
周恩来与张学思
说起张学良，那位曾经“深受其害”的“朱五”朱湄筠，还曾成为周恩来秘密联系张学良的信使。
1961年12月12日，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宴会上，周恩来即席发表讲话，回忆起当年多次会晤张学良的往事，他特别动情，在座的张学良二弟张学铭、四弟张学思和许多东北军旧部都潸然落泪。这时，周恩来萌生了给张学良写信的想法。罗青长在2004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情深意重，割舍不断——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意》一文中写道：“1960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当时我在陪。席间，周恩来谈到对张学良的牵挂，他手书了几句话，托张学铭夫妇设法转达给张学良将军。”这封信的内容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既没有收信人名号，也没有写信人落款。过去二人多有书信往来，周恩来相信张学良肯定能够认出他的字。周恩来还让张学铭、张学思也给大哥各写一信。中共中央文献档案的档案记载，1961年5月31日，周恩来得到报告，周恩来及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张学铭夫妇到香港见到朱湄筠，朱湄筠当即答应一定亲往台湾转交密信。1961年，朱湄筠到台湾。朱家还有一个小妹妹朱浣筠在台湾。经过周密策划，有一天，朱浣筠将信夹在一本圣经中，在张学良进入一座教堂做礼拜时，朱浣筠亲自将那本圣经送到张学良手上，并且亲自打开书，让张学良看到了周恩来的信。晚年的朱湄筠随子女移居加拿大，1991年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定居后，她才得以与张学良夫妇见面。想必共同回忆起“赵四风流朱五狂”的往事，三人都会不胜心酸……
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张学铭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应该参加会议，但他正在住院，医生建议他不要去北京。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政协大会开幕前一天，张学铭竟拄着拐棍，在家属的陪同下出现在委员报到处。他说：“政协大会十多年不开了，我是老政协委员，就是死也要死在这个会议上！会议不闭幕，我决不回医院，谁来动员也不管用！”
张学铭的一生都得益于张学良的直接帮助，所以他对大哥的感情是最深的。每年张学良生日时，张学铭总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家里摆上寿桃，领着全家人吃长寿面。每次提起大哥，张学铭常说:“多少年来，我只能在梦中与大哥相会啊……”
1983年，张学铭病情加重，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对人说: “我身体不好，但六十多岁、七十多岁，都活过来了，我大哥八十多岁还健在，兴许我们兄弟团聚的日子不远了，我一定要活下去！”病重抢救的时候，张学铭十分痛苦，几次拒绝抢救，但只要医生说：“你应该活下去，等着与大哥见面。”他马上就清醒过来接受抢救。临终前，他嘱托儿子张鹏举:“我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与大哥再见面。有机会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告诉他。”1983年4月9日，张学铭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1998年6月3日，张鹏举赴美国夏威夷为大伯张学良祝寿，终于完成了父亲的心愿。
参考文献：
罗青长：情深意重，割舍不断——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意，2004-4-2.人民日报。
李俊杰：周恩来“16字密信”背后的故事，文史春秋. 2005,(01)。
张刃：张学良及其家人与天津，工会信息.2019-02。
张刃：朱启钤一家往事，海内与海外.2019-07。
吴强稼、吴威：爱国赤心昭日月——解方与张学良的交往，党史纵横.2001-03。
方小宁：吕正操在文革中，炎黄春秋.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