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历史篇】
6月22日，以华南地区教育抗战史为题材的纪录电影《同学们》正式上映，影片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以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等为代表的多所华南学校，在逆境中为延续教育，师生们冒着炮火长途跋涉迁移到粤北办学的故事。
“弦歌坐废三馀业，记诵宁忘九世仇。空说危城仍讲学，孤怀独寄夕阳楼。”全面抗战时期，广州、香港等地相继沦陷，以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华南地区数十所高校和中学并未因战争而解散，而是辗转到粤北西京古道旁的韶关坪石、曲江大村等地复课，在遍地狼烟中坚持办学、求学，救亡图存，传播知识和文化，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内迁到粤北的粤港澳各大、中院校师生克服厄运、寻求生存、维系不堕，增强了凝聚力，使学校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培正中学等中高等院校在战火中延续了华南教育的历史根脉，这些院校在日后成为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而抗战时期华南先师和学子们的辗转流离以及解放后的院系调整，又让华南教育的星星火种燎原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附中、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以及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培正中学，香港岭南中学、香港教育学院等全国乃至海外各著名高校，影响巨大。据统计，在最早一批学部委员和中科院院士的名单中，至少有10位在韶关坪石执教或学习过。新中国成立时，有5位中大学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4年后，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特殊时期，曾在粤北执教或学习过的不少学人都留学或工作在国外，也许是经历了韶关的磨砺，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理解，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或终身从事教育、培养人才，或在不同领域从事科学研究。
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馆长徐俊忠:
现实比影片更丰富，也更复杂
在纪录电影《同学们》中，国立中山大学的师生们坚韧顽强、勇敢前行，书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谱写了一曲抗战时期粤北华南教育史的感人篇章。今年适逢中山大学成立一百周年，这段粤北办学的历史留给中山大学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我们应从中学习到哪些历史经验?为此，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馆长徐俊忠教授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从西迁到东移，烽火中逆行
南都:纪录电影《同学们》中关于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们坚持“教育抗战”和“学术抗战”的事迹让人感佩不已，请您介绍一下当时国立中山大学在粤北办学的背景。
徐俊忠:现实要比影片里面所表达的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当时国立中山大学先是西迁，然后再东移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有“抗日大本营”之称的国立中山大学的石牌校园，屡遭日机多次定点轰炸。学校是有迁移考虑的。当时的校长邹鲁在多方因素作用下，曾经有过三个选择:一是广东境内的罗定，二是邻省滇桂，三是香港租界九龙。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直到日军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中山大学才“奉命”紧急撤离，迁移罗定。搬迁“布告”是10月18日发布的，19日图书、仪器装船，20日凌晨首批教职员工和家属乘电船一艘、民船五艘“退出广州”。日本人次日就入城了。整个撤离过程非常曲折、混乱。直到27日，最后一批图书、仪器抵达罗定。集结在罗定的教职员工200多人，学生却只有三十多人。后来集结的人数有所增加。但依然难成规模。11月29日香港《大公报》报道，“现到罗定集中之教职员，约四百人，学生则仅五十余人耳”，而且罗定不仅“交通困阻”，还“汇兑不便”。因此，奉校长邹鲁电令，“着即筹备迁往广西”。后又未果，决定迁往昆明。但龙云回复邹鲁称:“刻间昆明各县拥挤异常”。直到12月31日，邹鲁致电龙云:“敬祈即赐指定澄江为敝校地址，以免员生失所”。你看这是一个多么曲折的过程呀!但中大在澄江办学也就一年半的时间，就又迁移了。这就是电影里所讲的中大师生的粤北岁月。
回迁粤北因素也是复杂的。既有便利本地和附近省份学生上学的因素，也有当时广东政界希望借助中大营造起与当时桂林那样的文化中心的考虑，还有中大当时在澄江办学面临着巨大的政治与生活的困扰等。回迁工作是在许崇清校长主持下完成的。一开始提出回迁广东，教育部是反对的。后来由于战争形势生变，蒋介石电令所有迁到云南的大学，立刻准备万一，快速搬迁。许崇清校长借机率领中大师生从澄江启程，经滇、黔、桂、湘、粤五省纵横数千里，于1940年12月全部抵达位于粤北山区的小镇坪石。相对于当时整个中国高校西往大后方的趋势，国立中山大学折返向东，回到粤北，可以说是烽火逆行。我手头有一本《骊歌》，是国立中山大学教师离开澄江时编撰的小册子，当中既有许校长的《告别澄江民众书》，也有萧秘书的《抗战与中大》，既有左翼诗人穆木天的新诗《别澄江》，也有岭南词宗詹安泰的旧体诗，但字里行间，大家都有着一种烽火逆行者的豪迈之气。
教育与社会及政治密不可分
南都:回顾历史，从1938年10月离开广州到1940年12月在坪石立足，国立中山大学的师生们有两年多时间是席不暇暖、颠沛流离的。
徐俊忠:是的。无论是云南澄江还是坪石的办学历史都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教育都是与社会、生活及政治紧密相交织的。所谓“为教育而教育”的口号，除了表达抵御社会与政治对于教育的过度干预愿望外，基本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逃避现实的幻想。国立中山大学为什么在迁校过程中磨难重重，这其实就有一种不良政治的纠缠。在旧中国，有影响力的大学，都会跟不同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想要逃避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山大学因其特殊地位而成为当时的一个“政治漩涡”。
大学与社会、政治等等，实际上是紧密交织的，这毋庸置疑。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如果整个的社会状况不好，政治污浊不堪，大学校园就不可能安宁、平静而获得良性发展。举个简单的例子，1938年，中大从广州迁去罗定时就磨难重重。先是各方势力都在迁校事务上角力，不但造成搬迁计划仓促，而且迁校一路走来，好像就是中山大学自家的私事一样。其实，许崇清校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教育的诸多论述中就明确强调过，教育就是要跟社会联系、互动，教育不能脱离社会，而且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教育最值得进行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南都:据统计，在最早一批学部委员和中科院院士的名单中，至少有十位在韶关坪石执教或学习过。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令这一时期的中山大学人才辈出?
徐俊忠:在我看来，要说战乱中有多高的教育质量，基本就是一种迷信。在当时，大学办学是十分艰难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正常教学秩序等，都难以“达标”的，何来高水平的教育质量?所以，与其说粤北办学时期，培养了不少院士，还不如说，是这批人碰上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强劲的现代化发展需求，造成了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反过来给了这批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高等教育接受者成才、成就的巨大推动力和有利条件，使他们迅速成长为专业人才，成为了国家扛大梁的人才。所谓适逢其盛，生逢其时。我去过好几次云南和粤北办学旧址，现场看看想想，就能够明白，图书资料缺少，实验条件不具备，为了防空袭经常连课都没办法上等等，学业能够得到某种维持，学脉能够不断，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看过一个人的一份档案。他三十年代留学美国，学的是化学专业的，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但时局大乱，他的专业难有用武之地。他当过大学教授，当过小学教师，当过中学教师，在香港当过英国人邮局的译报员，失业时，自己熬肥皂卖肥皂。后来走运在西南联大当过一年教授，之后西南联大不聘了，幸亏龙云的儿子是他的学生，龙云为他弄一个不用上班可以拿薪水的位子，但也就仅仅一年。他就是属于生不逢时的。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罕见。
扎根大地办教育，努力开展在地化学术研究
南都:中山大学的师生们在粤北办学时期取得了不少学术成就，其中不少是在地化研究成果，您如何评价?
徐俊忠:中山大学的办学秉承中山先生的理念，教育就是为国家、民族复兴而办的。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当时他的财政状况基本也是艰难困苦的。但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筹钱办学呢?因为他痛感军人没有信仰。他认为中国需要有信仰的军队和愿意为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而奋斗的建设人才。中山先生的这一意愿，某种意义上说给我们奠定了办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所以教育要与社会良性互动，教育必须扎根大地。中山大学即使在战乱十分困难的时期，也非常重视“在地化”学术工作，某种意义上与学校的基因有直接关系。在粤北时期，中山大学确实产生出一大批“在地化”研究的成果，如杨成志教授撰写的《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吴尚时教授撰写的《广东乐昌盆地地理纲要》、陈国达等人撰写的《广东曲江芙蓉山之石炭纪煤系》等。农学的师生们也孜孜不倦地做水稻良种培育、蚕桑技术改良、土壤调查和土地利用等；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积极开展地方病、流行病、传染病调查、救治等。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在地经济、文化和民众生活的改良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如此自觉地进行在地化研究，这是多么难得的!
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成长史
南都:细读《骊歌》小册子可以看出，在战火纷飞中，每个人都得到了内心的洗礼和升华。
徐俊忠:是的。有一种说法，战争是社会的消毒剂。在我看来，战争的苦难经历，其实也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成长。当时新式教育在中国兴起的时间不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脱离社会，常常孤芳自赏，目空一切。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颠沛流离的漂泊，使他们告别校园的优越生活，一下子掉进了与中国普通百姓接近的生活境况，这是一种被动但又很实在的社会体验。而且在经受战火后，真切地体会到个体与民族、国家的生生死死相互交联的关系。所谓偌大的中国大地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就是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应有关系的最直白的诠释。正因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真实存在，体悟了个人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大群体才产生了新中国的期待。
南都:中山大学在粤北办学最大的功臣当属许崇清校长，您刚才也多次提到他的教育思想。请您就此介绍一下。
徐俊忠:我不敢断言许校长在中大粤北时期的办学成就又多么高大上。因为他在那里主持工作毕竟还不是太长的时间。但我可以断言，他是同时代非常杰出的教育学家。甚至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家。令人感慨的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仅深刻，而且非常自觉和坚定。《我之唯物史观》写于1920年。他三篇批评蔡元培先生某些教育思想的文章也是写于1917年至1920年间，他批评陈济棠提倡读经的审查意见写于1934年。读他的教育文献，感觉到的是深刻、专精。甚至可以说，那个时代，能够像他这样，确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信仰，并在这个基础上，鉴别各种教育思潮，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人，确实并不多见!他所批评的许多东西，有不少今天似乎“返魂”了。类似关于教育与生产，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个性等等的论述，深刻程度比今天许多教育家强了许多许多，也可以说，是非常地道的马克思主义的。他对于所谓“全人教育”，“因材施教”的分析和批评等等，独特且深刻，今天似乎还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懂哲学的教育学家!甚至可以断言:在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里，他是很难得的具有坚定理论支撑的教育学家。
★特写★
卢鹤绂的随身行李
纪录电影《同学们》还原了一些动人的细节。如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年轻的核物理学家卢鹤绂为报效祖国，带着妻子坐飞机回中国。在香港转机前，卢鹤绂注意到，海关规定每人只能携带20公斤行李，而自己从美国带回的宝贵的书籍资料已经远远超过了20公斤。怎么办?他太太想到了一个办法，在他的大衣上面缝了好多个口袋，基本上把一个箱子的书都插到了他的大衣里。第二天去登机的时候，箱子称重没问题，但海关人员发现这名旅客怎么走路有点奇怪，看起来很瘦，身材却很胖，感觉不对劲，于是就把他叫到一边检查，结果解开衣服一看全部是书。海关人员在查问中发现这名旅客怀揣着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聘书，大衣里面挟带的都是书，换言之，他走私的是科技资料，不是像别人那样走私黄金珠宝，海关人员因此深受感动，破例放行了。
陈寅恪的一次讲座
中山大学是一生漂泊的陈寅恪先生最后的家。从1949年到1969年，陈寅恪在康乐园里治学二十载，而他与中山大学较早一次结缘，却是在1943年6月。应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邀请，彼时任教于广西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来到坪石讲学，他6月底到达坪石，7月1日正式开讲，足足一周，专门给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讲课，内容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里的五胡问题。陈寅恪的课讲得非常生动，当时来听课的不仅仅是研究院的师生们，还有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其他师生以及校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兴趣的人，每堂课，教室里都挤得水泄不通。中大师生的学术热情想必也给陈寅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面对傅斯年发出的赴台邀请，他选择留在广东，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一套借了69年的辞典
著名音乐学家黄友棣先生1934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教育学系，29岁时就以抗日歌曲《杜鹃花》名满天下。1944年，当时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教的他从学校图书馆借出一册五大本的英文版《格罗夫氏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是世界上权威的音乐工具书。恰逢时局艰难，中大辗转多地办学，这套书籍也跟随着黄友棣经由连山、罗定、茂名、湛江等地避难，无论战争中的生活多么艰难，黄友棣都完好地保存着这套书。这套丛书随后跟随黄友棣辗转两岸三地，最终到了高雄，然而因为种种原因，黄友棣一直没机会将书亲自带回广州。1998年，86岁高龄的黄友棣先生将书带到了高雄中山大学，将其捐给了学校图书馆，在他看来，也算是物归原主。高雄中山大学也视其为珍品，从未对外展出或借阅过，直到2013年11月归还给广州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的阵地
抗战岁月中，偏安粤北山村的中大经济系，由于几位教授的加盟，一时间马克思主义相关学说成为热点。这几位教授是李达、梅龚彬和王亚南。其中，梅龚彬和李达是早期的中共党员，而王亚南，则是《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之一。王亚南后来明确指出，自己理论体系的最终架构完成，是在武阳司法学院教书的四年。在武阳司村，王亚南将《资本论》引入课堂，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并结合中国实际展开分析，深得学生欢迎。当时连设在湖南省南部的中山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学生也来听讲。在坪石镇的4年多，王亚南还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研究，并于1946年整理出版了《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者”。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策划:王卫国 李阳
统筹:宋爽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许晓蕾 朱蓉婷 实习生 马玉尘 裴晗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