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一个叫罗镇的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听着外面天津解放的隆隆炮声，开始有些紧张起来。
一想起自己手上的血债，如果被人民解放军抓住，必然难以幸免，思来想去，自己只有到北平去，去投奔傅作义，才能勉强逃脱。
他当然不知道，那时的傅作义也已经着手与我党进行和谈，就算是能够逃到北平，也逃不过被抓捕的命运。
罗镇思来想去，只好去投奔好友阎树炳。
图|邢仁甫
说起来阎树炳，罗镇始终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此人在天津开牙科诊所已经很多年，与许多国民党上层有联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人慷慨大方，过去两人常在一起打牌，阎树炳牌技一般，经常输钱，但每次从不拖欠，甚至还几次送钱给他，罗镇心里觉得一定能够替自己找到一条出逃的通道。
罗镇到阎树炳家里，也不客气，直接脱掉自己一身国民党军装，换上了阎树炳的衣服。而且还直接提出，希望阎树炳能给他一些前，并且还要办一张通信证。
不过，阎树炳兄弟却劝他，现在风声太紧，不如暂时歇在这里，等到风声过去以后再走。
罗镇这时顾不上多想，他知道自己在天津多待的每一分钟，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情况，不过阎树炳兄弟似乎也有为难之处，因为罗镇索要的通行证，确实不大好办，罗镇也没办法，只好离开阎树炳家。
第二天，罗镇派人再次来到阎树炳家，结果依然没有拿到通信证。
可这个状态并没有持续几天。
一天，罗镇的家里突然来了一队解放军战士，不由分说就将罗镇抓起来，就在罗镇还一头雾水的时候，却一瞥眼看见了旁边微笑的阎树炳，心里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阎树炳是我党在天津潜伏的地下党员。
而为了抓捕罗镇，阎树炳已经潜伏接触了他三年的时间。
而罗镇以前也不叫这个名字，而他真正的名字是邢仁甫。
1944年，渤海行署公安局与河北冀中第八分区公安保卫部门取得联系，双方决定对已经叛逃的原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旅长兼冀鲁边区司令员的邢仁甫进行追捕。
双方经协商后，准备派一名地下党同志，打入敌人内部，伺机查访并抓捕邢仁甫。
最终选定了在天津从事地下党工作的阎树炳同志。
根据情报显示，邢仁甫在叛变以后，带着小老婆宋魁玲逃到了天津，公开投降了日伪当局，在供出自己所知道的边区革命根据地情况后，被日伪当局任命为“六县剿共司令”，事后邢仁甫在北京、天津一带活动，带来的影响极坏。
不过，在投降日伪之前，邢仁甫也曾是一个为人正直的爱国青年。
邢仁甫出生于河北盐山县一个封建地主的家庭，父亲年轻时当过土匪，但思想进步的邢仁甫却不愿意走父亲的老路，在河北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邢仁甫跑到了北平参军，加入了马鸿逵部。
也因为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邢仁甫在马鸿逵部逐渐受到重用。
在马鸿逵部当兵时，邢仁甫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9年入党。
因在部队从事兵运工作，邢仁甫后来又跑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肖楚部任参谋。
不过根据对国民革命军第26军的资料考证，此处的肖楚应为失误，第26军军长为萧之楚，该部前身为直系军阀第15混成旅和国民军方振武第五军的一部分，成军后下辖两师一旅，萧之楚自兼44师师长，后来参加过长城抗战。
到了1933年冬，因肖部的党组织遭到破坏，邢仁甫又跑回家乡，并参与领导了马颊河河工暴动。
1934年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拨款3万用于疏浚马颊河河道，结果工程款尚未拨付到地方，即被国民党当局官员贪污，为了疏浚河道，国民政府向当地老百姓摊派，每亩地加捐1元，当地百姓不堪重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德州有两万群众参与游行支持，结果被当局镇压。
当地党组织遭到严峻破坏后，邢仁甫也遭到通缉，只好跑到天津，参加了“天津民族同盟会华北分会”。
一直到1937年7月，邢仁甫才受党组织委派回到旧县，配合当地党组织工作，抗战爆发后又积极领导了当地游击队的抗日作战。
图|冀鲁边军区司令部旧址
1938年5月，八路军挺进冀鲁边区后，为了团结抗日力量，曾与当地抗日武装力量积极合作，邢仁甫也被任命为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队六支队司令、津南专署专员、津南支队司令。
严格意义上来说，邢仁甫所领导的游击队，本质上并非是党所领导的游击队，而是属于地方抗日武装，八路军挺进敌后，为了团结当地的抗日力量，曾积极同这些抗日武装合作，有不少游击队也就此参加了八路军，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就曾提到在晋察冀改造杂色武装的情况。
总的来看，改造杂色武装确实团结了抗日力量，从1938年开始到1940年日伪军对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之前，敌后的抗日形势空前高涨。但也不能否认的是，不少善于投机的人也借机混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以至于日伪军后来对根据地发动大扫荡，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叛变，给根据地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
尽管邢仁甫也是一名1929年就入党的老同志，可在孤军奋战，深入敌后的过程中，也养成了一定的军阀习气，为他后来的叛变埋下了伏笔。
1941年4月，考虑到冀鲁边区为山东军区六大战略区之一，为了巩固和经营，加强对教导六旅的教育工作，上级决定调黄骅到冀鲁边区出任副司令员兼教导六旅副旅长。
黄骅尽管与邢仁甫同是1929年入党的，但他是经历过长征锤炼出来的老干部，为人很有能力，肯与战士们同甘共苦。那时正值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战士们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有一角五分，可即便如此，黄骅也时常想的是，能省一分是一分，去救济苦难的同胞。
在冀鲁边区上任后，黄骅主抓部队的纪律教育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也因为他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在战士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但这直接引起了邢仁甫的不满。
图|黄骅
要知道八路军115师教导六旅原来是改编自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队六支队，其中大部分原本是来自邢仁甫所领导的游击队（原番号是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在邢仁甫看来，黄骅有些“喧宾夺主”，剥夺自己对部队的掌控。
尽管邢仁甫那时已经率领津海支队主力转移至鲁西开辟根据地，并担任了山东军区统战部部长，但他的手却依然伸在冀鲁边区。
邢仁甫暗中鼓动亲信孙长江在冀鲁边区发起“拥邢活动”，排挤调到冀鲁边区的黄骅等干部。
邢仁甫唯我独尊惯了，看不惯黄骅那一套勤俭刻苦的风气，挑动地方干部排挤黄骅，甚至在暗中散布黄骅的坏话，污蔑黄骅是“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是为了抢占地盘”。
1942年4月，邢仁甫调任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兼教导6旅旅长。
邢仁甫本就有发妻以及三个孩子，但他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看上了在部队宣传队的宋魁玲，并公开娶其为妻，对根据地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更为关键的是，从1940年开始，日伪军调集重兵发动对根据地的扫荡，根据地的日子很明显不好过起来，中共中央提出了“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口号，邢仁甫也不以为意，仍沉浸在享乐中。
1942年6月，日伪军调集重兵，发动对冀鲁边区的扫荡，形势急转直下，在这样一个困难当口，邢仁甫逐渐对革命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
在所有人响应中央号召艰苦奋斗的时候，邢仁甫却在冀鲁边区的后方望子岛，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安乐窝”，还把小老婆宋魁玲与许多亲信搬到了上面，整日穷奢极欲，吃喝享乐起来，为了他个人的享乐，邢仁甫甚至不惜让战士们冒险到天津去采购奢侈品。
然而性质更恶劣的是，邢仁甫不仅不思悔改，反而积极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并通过关系积极地与天津国民党特务勾结，为自己谋求后路。
邢仁甫一系列的行为，自然遭到了包括黄骅在内一众干部的抵触。
1943年5月，上级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去学习，军区司令员一职由黄骅接替。
邢仁甫接到通知的一霎那，不满的情绪更是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动了杀念，他告诉他的亲信：
“上面调我去受训，实际是撤我的职。我一走你们好比没娘的孩子，多可怜。这一切全是‘南蛮子’黄骅搞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也不会到今天这地步，不如干脆把他干掉。没有了黄骅，边区就没有了军事干部，上面也就不会再让我走了……”
邢仁甫一面拖延时间，一面暗中计划布置。
1943年6月，中共冀鲁边区党委在望子岛开会，研究形势，商讨对策，并就如何发起夏季攻势做了讨论，邢仁甫、黄骅等军区干部均出席了会议，会议最终决定，由军区司令部单独筹备召开一个侦察工作会议，以便配合我军即将发起的夏季攻势。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区党委特别做了指示，开会的人不需要很多但要很精，而且为了不暴露目标，开会地点即不是选在区党委机关所在的驻地邢王文村，也不要在军区司令部所在的驻地望子岛。
整个会议的筹备工作，由邢仁甫与黄骅负责，可由于邢仁甫借故拖延，最后改为由黄骅同志和参谋处主任陆成道筹备召开。
图|大赵村惨案遗址
黄骅最终决定，这次侦查会议改在新青县大赵村进行，并通知了邢仁甫参会。
邢仁甫得知会议的具体情况后，立即找来了土匪出身的手枪队队长、亲信冯冠奎布置刺杀计划。
6月30日会议当天，邢仁甫并没有出席会议，黄骅主持干部开会开了一整天，傍晚因为细雨绵绵的缘故，天色昏暗，所以黄骅特别嘱咐警卫员，去附近几户农户家里去找几盏煤油灯继续开会。
就在等煤油灯的这个空档，门外闯进十几个身穿蓑衣的人，是冯冠奎带着11个手枪队的亲信走了进来，黄骅立刻感觉有些不妙，伸手就要拔枪，却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冯冠奎指挥十几名匪徒朝着屋子里开枪，黄骅与军区司令部参谋处主任陆道成当即躺在血泊中，同时遇难的还有政治部锄奸科长陈云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司令部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等人。
一直等到警卫员借回煤油灯后，会议现场已经是一片血腥。
身负重伤的一分区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池田、侦通站站长齐耀庭、二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刘金才、三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迟麟兆等人断断续续的对警卫员说：
“快、快抓冯冠奎。”
图|与黄骅烈士一同牺牲的七位烈士（其中一位不知姓名）
不过由于天色昏暗，出去追击的部队尽管与冯冠奎所率的土匪缴获，但也只是打伤了几个人。
事发后，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赶到现场，亲自收拾烈士遗骸，抢救伤员，考虑到敌人可能报复，刘贤权迅速将烈士遗骸以及伤员进行了转移，果不其然，第二天，敌人对大赵村进行了扫荡。
邢仁甫这时在望子岛听说了消息，知道一定瞒不住，索性就要公开投敌，他将垦区独立团团长冯鼎平叫上岛来，准备裹挟着部队一起叛变，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行迹。就在邢仁甫积极裹挟部队，煽动百姓之际，冀鲁边区党委做了应对性的措施，并打算趁着两军会合之际进行逮捕。
1943年10月，自知无力回天的邢仁甫，一个人带着小老婆宋魁玲和几个亲信逃亡天津投靠国民党。
1944年，邢仁甫投降日伪，任沧南六县“剿共”挺进总司令。
就在黄骅牺牲的当天，冀鲁边区便将“大赵村惨案”得经过上报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分局领导罗荣桓、黎玉、肖华得知情况后，也向中央做了汇报。
图|毛主席
党中央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过中央、总部指示冀鲁边区党委：
“这不是一般的暗杀事件，要求边区党委和军区加紧缉拿凶手，尽快破案。”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邢仁甫摇身一变，又投靠国民党，并化名罗镇在1948年加入军统，历任天津站一级少校组长、军事组长、保密局津南流动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保安副司令兼四十一团团长。
考虑到此人叛变后极度活跃，且对根据地危害极大，上级决定派在天津潜伏的阎树炳打入敌人内部，伺机获取邢仁甫的情况。
阎树炳是一名牙科医生，在天津开诊所多年，在当地有着很深的人脉关系，就在抗战胜利后，阎树炳通过与国民党军的关系，结识了化名罗镇的邢仁甫。
邢仁甫为人很贪婪，阎树炳考虑到要接近他，故意在与邢仁甫打牌的过程中，输给他很多钱，因为出手阔绰，邢仁甫也很乐意与阎树炳交好，一般打牌时也会叫上他，邢仁甫还要他帮忙开合作社买他抢来的东西东西，阎树炳将赚来的钱大部分都给了邢仁甫，时间一长，两人逐渐熟悉。
一次打牌，阎树炳借机对邢仁甫说：
“我有个弟弟失业没事干，到你司令部找点活可不可以。”
邢仁甫自然高兴，很爽快就答应下来，就这样阎树炳的弟弟阎毅打入到邢仁甫司令部办事处。
1948年10月22日，邢仁甫带人到岐口一带劫掠，当时岐口一带属于渤海区一个单位所在地，阎树炳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知了解放区，在邢仁甫必经之路上埋伏重兵，这一战我军虽然大获全胜，但邢仁甫却在混战中带着几十个人逃了出来。
自此以后，邢仁甫龟缩在天津，不敢再轻易出动。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在即，邢仁甫又胁迫阎树炳帮他办理通行证，阎树炳假意答应，却在暗中拖延。
阎树炳几次三番劝说邢仁甫住在自己家里，但生性警惕的邢仁甫并未答应，第二天，邢仁甫派人到阎树炳家里拿通行证，阎树炳通过不断地调查，得知邢仁甫住在河北关上国民小学老乡那里。
1月17日凌晨，阎树炳成功找到了联络人穆兴汉，并将邢仁甫的情况做了简单的汇报，两人直接找到了天津军管会的三处二科科长江枫，在阎树炳的带路下，将叛逃多年的邢仁甫当场抓获。
罗荣桓在得知邢仁甫被捕的消息后，长长地出了口气：
“该和他算算账了！”
图|罗荣桓
邢仁甫被捕后还拒不交代，声称自己是罗镇，是国民党军统天津站少将组长，可他不知道的是，我军早就掌握了他的行踪，在事实与证据前，邢仁甫无奈的低下了头。
1950年9月7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在邢的老家河北盐山县召开万人公审大会，邢仁甫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个罪行累累的叛徒，最终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