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战果:骄横不可一世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不得不坐在谈判桌前,与人民军队开始停战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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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

而就在此期间,彭德怀发现了志愿军中出现的不好的现象:有极个别志愿军高级干部开始居功自傲,追求享乐腐化。

发现这样的苗头之后,眼里从不揉一颗沙子的彭德怀勃然大怒,立刻对这些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批评的同时他得知,这样的“风”是从北京刮过来的。

据说,北京某些单位组织舞会时,舞伴都要选长得漂亮的。所以,回到北京之后,彭德怀立刻开始查询总政治部为中央警卫局选调女文工团员的电报。

彭德怀惊讶地发现,电报内容确实有要求选调的女文工团员“面貌清秀,体态端正”的要求。而且,在查询电报时还发现,有的预选女文工团员因“不合标准”被退回重选,有的人甚至还被退过两次。

进一步调查之后彭德怀发现,这样的情况是中央警卫局以“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舞会和开展警卫部队文化活动”为由,经过总政治部批准成立文工队的名义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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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

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彭德怀立刻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做了报告。在报告中,彭德怀毫不客气的指出:一部分高级干部仍滋长着个人生活放荡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并将其作为首要问题向中央正式提出。

彭德怀的这一报告立刻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他要求彭德怀和罗荣桓亲自负责调查此事。很快,对于女文工团员挑选的事情彻底查清楚了:

当时,文工团成立的目的确实与舞会和举办文艺活动有关。不过,开始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挑选的文工团标准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风好”,对于样貌并没有要求。

却没想到,文工团具体挑选时却被人念歪了经。最终调查的结果是:中南海文工团被毛主席指示撤销。中央警卫局局长做书面检讨,而对于擅自将女文工团员外貌条件作为挑选标准的秘书,直接被撤职。

文工团

不仅如此,1954年8月8日,经毛主席签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正式颁布了《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指示》。这个指示,正是在全军引发巨大反响的8·8指示。

8·8指示颁发之后,立刻在全军范围内进行了大力整治和排查。到了第2年7月,据统计,在贯彻8·8指示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犯错的师级以上干部高达百余人。

然而,这些情况放在全国范围内,却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许多人都知道,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毛主席却并没有如同许多人那样欢欣不已。当时,毛主席先是提出“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告诫李自成进京之后迅速腐化堕落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

然后,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中,毛主席再次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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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毛主席在会议上说道: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意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进攻。

所以,在进京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向全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而在1949年9月29日,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上,也通过了人民政府设置人民监察机构的决议。

1949年11月9日,中央再次颁布了《关于成立中央级各级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然而即便是如此,依然有极少数人如毛主席担忧的那样,没能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很快迷失在敌人的糖衣炮弹之中。

所以,新中国成立的第2年,1951年,当时全国各地和解放军纪律检查部门受理的违法案件就高达8000余起,处分的党员8062名。

对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指示,毛主席是这样对全党要求的,而他也始终以身作则。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专门作出规定:制止歌功颂德现象,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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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所以,1950年5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并在塔上铸毛主席的铜像时,毛主席在修建开国纪念塔的旁边这样批示:这是可以的,而在“铸毛泽东铜像”的一旁批示道:只有讽刺意义。

然而,虽然早有足够警惕,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少部分人沦陷糖衣炮弹。也因此,新中国的第1次反腐风暴在1951年打响了。

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足两年,抗美援朝战争也正在如火如荼然,国家依然面临巨大压力。然而,就在这短短两年的时间内,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令中央意外的是,新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大量令人震惊的贪污浪费。

也正是发现了这样现象,从1951年9月开始,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着三反运动的蓬勃开展和全民参与,逐步暴露出了更多的问题。

例如,仅经沈阳市工商局各单位,就揭发出了3629人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北京在市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查出650名贪污分子,这些贪污分子总计贪污税5亿元,上海更是发生了3002件贪污事件,3230名贪污分子贪污金额高达186亿元。

而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屡见不鲜,也正是在此次运动之中,1951年11月29日,中共华北局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天津市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揭发了当时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贪污行径。经过调查后发现,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两人就已经贪污挪用公款高达200亿元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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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审刘青山张子善

刘青山、张子善原本是红军时代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他们经历过无数枪林弹雨,在1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未畏惧过生死,也曾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就在新中国成立短短两年间,两个人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腐化堕落,成了震惊全国的大贪污犯。

闻知此事后,毛主席在对于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贪污行径痛心的同时,也进一步号召全国,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

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这场斗争整整经历了11个月。第二年,三反运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三反运动中,发现贪污1,000万以上的罪犯高达10万余人,贪污总数更超过60,000亿之巨。

查获这些案件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惩办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一共有10,060人被依法处理,994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7人被判处无期徒刑,42人被判处死刑,9人被判处死缓。这其中,被判处死刑的42人中,就有刘青山和张子善。

也正是三反运动的蓬勃开展,有效地遏制了新中国第1次腐败现象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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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三反过程中人们发现,被拉拢腐蚀、被糖衣炮弹打倒的贪污犯固然罪不可恕,但是,发射糖衣炮弹行贿的人,也决不应该逍遥法外。

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私营工商业者。当时,他们以民国时“丰富的经验”为基础,开始采用行贿的方法大肆拉干部下水,继而内外勾结,盗窃国家财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中央发现,这些无孔不入的行贿的工商业者,也是造成贪污的重要因素。因此,1952年1月26日,中央发出了《关于首先在大城市中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开始配合三反运动进行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这些曾倚仗行贿手段在民国时期无往不利的工商业者们骇然发现,在人民的监督之下,他们的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行贿行径,很快被彻底曝光了出来。

不过,由于当时特殊情况,从发展经济和团结的角度出发,依据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出发,在参加五反的999,709工商户中,被刑事处分的只有1509人,而被判处死刑和死缓的只有19人。

然而即便如此,三反、五反运动依然辉煌的成绩,极大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私营工商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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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胜利宣告结束。大量腐化堕落的贪污分子受到惩处,大量试图以非法手段牟取私利的工商业主被警告、惩罚乃至于判刑,新中国成立后刚刚露头的腐败现象,被给予迎头痛击。

而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贪污腐败和糖衣炮弹打击的决心,莫过于对于身居高位的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最为典型。

刘青山、张子善是革命年代的功臣,他们曾面临敌人的严刑拷打却从未屈服,他们也曾在枪林弹雨之中与敌人浴血奋战,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然而,就是这样两个革命年代的英雄,在新中国成立出任天津市地委书记的职务,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后,却倒在敌人的糖衣炮弹之中。

他们居然认为“老子拼命打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开始疯狂的贪污腐败,享受奢侈的生活,彻底的脱离群众,

而且,两人的贪腐行为被曝光和逮捕之后,还有人因为两个人在革命年代的功劳,希望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而毛主席对此回复是斩钉截铁的:

正因为刘、张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回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