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滕杰担任力行社书记时期的力行社重要人事安排和活动情况
力行社的成员开始时以黄埔毕业生为基础，后来虽然发展扩及到各军事学校的学生，但根基仍然在黄埔。这是“武”青年部分。在“文”青年中，开始主要是以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为主，这个学校原叫党务学校，后来改称中央政治学校，也就是后来在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在力行社的发展中，这两个固定的基础十分重要，因为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都有现成的资料可查，所以把两校的高水平学生尽可能吸收，是很容易做到的。
蒋介石和滕杰
然后，力行社把每个成员动员起来，让他们再向其他学校及社会各方面去吸收新的成员。这种发展方式像细胞分裂一样，迅速地增加。成员达到一百万之众时，力行社发展到了最高峰。这一百万人的素质是很高的，绝大多数均任职于各机关团体，他们成了各机关团体的核心，根据力行社的决策，来运转支配其所属机关团体的活动，由是等于操纵了整个社会。
在整个力行社组织之中，“中华复兴社”在全国有近三千个县的三万个以上的区中，都有小组，小组的社员人数视该区所属乡镇群众组织的人数而定，乡镇的民众组织（如农会、妇女会、地方自卫队等）都有复兴社小组成员为核心，有了小组等于控制了全区的群众组织，而各种群众组织也等于是小组的基层或外围组织。这样一来，就力行社本身来说，复兴社的成员是一般成员，对于社会群众组织而言，每一位成员却是干部。因此，力行社组织的性质可以说是立足广大群众中的干部精英组织。
基于这一要求，在每一位成员入会时，其能力条件就是以军队的连长作基准的。连长是领导120人的战斗部队的干部，他应具备何种领导才能，即是复兴社每一位成员的基本条件，具备这种条件才允许入会。
力行社最高权力机构是干事会。干事会开始时是13个人，即所谓“十三太保”。13个人中产生3个常务干事，组成“常务干事会”，常务干事会之中一人兼任书记，就是滕杰。日常事务的处理由书记负责，书记有助理、秘书协助协助处理文牍之类，另外还设了一个常务的机构办理总社的业务，下设总务处、组织处、宣传处、军事处、特务处共五个单位，分别掌理有关业务，其形式一如国民党中央党部在秘书长之下设有各个委员会一样。
对于干事会的设计，有一项特色，就是保持它的连续性。力行社是个根据客观需要而成立的战斗团体，所以在组织设计上，就采取干事可增加，但原任者不得换出的制度。因此，起初是13位干事，后来陆续增加到29位。干事增加，常务干事也相对增加，后来增加了酆悌、刘健群、邓文仪、郑介民4人，成为7人的常务干事会。
对于书记这个职位的设计，考虑到书记是力行社的实际负责人，而在“精神胜物质”的口号下，不但物质生活非常艰苦，而且精神的维持主要靠书记以身作则，因而书记的工作量很大，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工作，如果长久做下去，任何人都吃不消，很可能把身体都弄垮了。所以，组织章程硬性规定，书记一年一任，而且不得连任。不过由于当时兵荒马乱的环境，未必能如期改选，所以也有任期超过一年的例子。在力行社存续的6年间，计有6任7位书记，第一任是滕杰。第二任贺衷寒，第三任酆悌（因故酆悌任期未满便辞职），第四任是刘健群。刘健群除了接续满酆悌任期之外，并当第四任书记，可是他也因事任期未满，所剩任期由邓文仪代理。因此邓文仪是第五位。西安事变后由郑介民接任，最后一任是康泽。在康泽任内，力行社改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滕杰担任书记时，下属各单位有这样一些人事安排：
第一处总务处，处长李一民。李一民就是前边提到的扬言向蒋介石报告滕杰在“搞小组织”的那个人。他也是黄埔同学，湖南人，留学日本，学经理（就是后来的后勤）专业。力行社成立时，滕杰把他找来参加组织，是因为他的专长是经理。总务处的业务正是经理、会计、庶务。李一民是个有话直说的人，因为滕杰一贯不苟言笑，很多同事对他敬畏有加，往往有意见也不敢提，而李一民不但敢说，还常常和滕杰辩驳，反而让滕杰特别看重他。李一民还提供了筹措经费的政策建议，力行社能够发挥作用，与这项政策大有关系。
力行社筹备时没有经费来源，力行社正式成立时，只是蒋介石拨了一点特殊经费，也不可能太多，因为它不是一个政府法定单位，不可能有预算。所以开始时让力行社每一位社员缴纳会费。社员的收入来源是其所在单位的薪水，薪水高的多交，低的少交。当时规定：凡个人收入超过120元以上的部分，统统交给组织。短时间内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但力行社要向全国发展，经费就成问题了。李一民提出一个办法，就是运用成员所在单位的钱，这样经费就解决了。因为力行社成员很多是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力行社尽可能发展这些负责人作为力行社成员，然后把力行社的工作变成其单位的工作，他就运用所在单位的预算去做。比如力行社要在某县发起农民运动，那就运用该县政府、农会，各区、乡、镇基层机构去做，那么所花的钱自然就由县府、农会、区、乡机构出。李一民提出这个政策设计，让滕杰大为高兴，从此力行社就有无数的钱可使用。
萧赞育
第二处组织处，处长萧赞育、副处长胡轨。从力行社筹备期间开始，萧赞育就参加了力行社工作。那时滕杰和康泽考虑组织处长人选，决定让萧赞育担任，一段时间后，发现萧赞育国学根底很好，为人随和稳重，做事认真仔细，但他过于谨慎本份，缺乏雄才大略，所以力行社很多决策性事务都没有参与。在力行社筹备末期，滕杰找到胡轨请他担任组织副处长。胡轨早在黄埔时代就和滕杰关系密切，他的国学根底也很好，喜欢研究人生哲学，凡事看得开。他负责干部考核工作，重要的干部都加上评语，每年考核一次。他曾经给滕杰下了“刚毅”的评语，对康泽评语是“刚勇”。后来赴台湾之后，胡轨出版了许多著作，有《中国通史》《人性的光辉》《国父思想》等等。
第三处宣传处，处长康泽。康泽以常务干事身份兼任处长一职。康泽曾经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长相英武，讲话不甚流利，却沉稳、清楚、有力。他对斯大林很有研究，也深受斯大林影响，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斯大林”。凡属有关策略问题，他常常很有见解，所以蒋介石很重视他，一度打算把他作为接班人的人选。当时力行社执行“安内”计划，康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他对力行社采取“瓦解两广，稳定山东，联络西南，安抚华北”的原则贡献最大。在对外宣传方面，力行社总部办了一份《中国日报》，社长就由康泽兼任。这份报纸是力行社中央机关报，力行社的主张先在《中国日报》发表，全国各地组织的宣传网就响应，影响力很大。在对内训练方面，全国所有组织内部的训练，都是根据预定的内容来进行，总其成的工作就是由康泽负责。
康泽
力行社成立不久，为了彻底“剿灭”共产党，以及执行“联络西南”的统一任务，成立了一个“别动队”组织。别动队的总队长也是由康泽担任，他领导得很成功，在对中共江西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过程中，国军在围追堵截，别动队也随着前进。别动队的青年大都是从川、滇、黔三省招收来的，到了他们的故乡，就各自运用关系，把西南地区搞得让共产党军队无法立足。
此处笔者不得不替滕杰抱个不平。滕杰在口述历史中高度评价康泽，康泽在回忆录中则对滕杰不以为然，也显得对力行社历史的许多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在2012年1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康泽自述》中，康泽回忆往事时对滕杰在建立力行社中的作用基本忽略，虽然他也说到蒋介石指定滕杰任力行社第一任书记，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蒋介石会让滕杰担任书记，更多是突出他自己和贺衷寒的作用。3名常务干事明明是滕杰、贺衷寒和他自己，他却以酆悌替代了他自己。而且他说是先有“中华复兴社”、力行社是从复兴社中派生出来的，说是力行社发展成员都由蒋介石批准，所以逐步萎缩成了零。（参阅《康泽自述》第27至30页，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也难怪不少学者研究力行社的历史时一再指出康泽回忆文章中的谬误。
滕杰在口述历史中还说康泽后来“被中共俘虏，最后折磨死了”，“他至死不向敌方投降，表现了现代国民党人少有的骨气和情操。他的人格值得后世敬仰！”（《从抗日到反独：滕杰口述历史》第267页）滕杰这样评价康泽，可能是受曾经和康泽一起作为战犯被改造的原国民党中将军长李以劻写的《我所知道康泽将军之死》一文的影响（此文为《康泽自述》一书代序，见《康泽自述》第1-5页，此文1992年还曾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滕杰可能看过），文中称“据我在改造学习中所见过的党政军中级以上旧人员有四五百人之多，均有不同程度的转变，没有一个像康泽那样坚持立场不变的！人民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教育改造是十分耐心的，但对康泽的思想改造却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康泽对共产党是仇恨的”，“他心目中只有蒋介石一人，他被俘后始终消极对抗改造，在政治立场上没有认罪服输的观念。”（《康泽自述》第4页，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可能是此书内容曾以《康泽自述及其下落》的书名于1998年5月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李以劻与康泽接触较多，1967年“文革”中在康泽被红卫兵打成重伤以后，李以劻夫妇将其照顾复元，他对康泽的了解应该更深一些，他的评价至少是李以劻个人的真实观点。但李以劻所说的只是一面之词，尤其是，他的评价来自于他个人的了解和见识，他并没有能力正确评估康泽、提供历史的真相。康泽被作为战犯改造13年，1963年获特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任文史专员，应当也会作出一些至少是表面的政治表态，否则不一定能够被特赦，并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他撰写的《复兴社的缘起》等等文章中，都对蒋介石有一些否定性的叙述，比如说“蒋介石所考虑的不是抗日，而是搞出什么新的东西加强他的统治”，“蒋介石字典中的‘复兴’与‘法西斯’相等”（《康泽自述》第169页、172页）等等。在《蒋介石培植经国迫我离开》一文中，也明确表达了对蒋介石的不满，说“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的体制和政权的世袭。”（《康泽自述》201页，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阅读康泽的回忆文章还是看得出他是有所转变的，李以劻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大，而对滕杰形成了一些误导。也可能康泽私下和李以劻说的又是一套，显示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做派。
尤其是，滕杰到了晚年还被康泽所迷惑，而不是从自己和康泽在力行社共事的亲身经历来判断康泽，是有一些遗憾的。康泽是力行社的重要人物，但他对力行社、对滕杰的帮助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李以劻，曾任蔡廷锴的参谋，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九）戴笠领导力行社特务处；李济深等人批判“十三太保”和所谓“蓝衣社”
第四处特务处，处长桂永清、戴笠。1928年初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复职之后，派了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生到当时在徐州任旅长的桂永清那里去当副旅长，可是桂永清与那位同学合不来，竟然拒绝接受这个人。蒋介石大怒，下令将桂永清解职并扣押，解送南京。但蒋介石把他关了一阵子就放了，还立刻派他到德国留学学习军事，可见蒋介石对桂永清是非常重视的。滕杰从日本回来筹备力行社时，桂永清刚好从德国回来，立即加入力行社的发起行列，正式成立后担任了特务处长。原来桂永清留德时结识了一些研究情报的德国人，对这方面颇有见识，而且当时正好聘请了一位德国顾问，桂永清既懂德文，同德国顾问沟通的事也顺理成章由他负责。但他做了不到一星期，就觉得自己个性实在不适合担任特务处处长，因而辞职不做了。因为桂永清在德国留学时很用功，对军事有研究，对政治也有相当的见解，但他个性爽朗率直，确实不适合特务处的职务。力行社后来成立“军事处”，让他担任了处长。
可是，由谁接替桂永清的特务处长遗缺呢？蒋介石推荐了戴笠，他说：“我看这个人有特务天才，你考查考查吧。”于是戴笠担任了特务处长，这也是他终生事业的开端。戴笠是黄埔六期毕业生，此前与滕杰并不认识。有一次，贺衷寒请客吃饭，滕杰到了他家，一看只有一个人是不认识的，贺衷寒介绍说：“这就是戴笠，戴帽子的戴，斗笠的笠，是第六期的后起之秀。”从此，戴笠成为力行社的发起人之一。大家讨论工作时，戴笠一言不发，但不久戴笠就每天一大早到滕杰家，送来一批情报资料，匆匆讲几句话就告辞了。他所送的情报确实很有价值。实际上，那时戴笠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他和蔡劲军两个人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两人每月都有二千元的经费。有一次戴笠又来送情报，滕杰问他蔡劲军的情报工作做得怎样，戴笠说：“他只负责把报纸杂志的消息剪下来。”滕杰由此认为戴笠自己颇有些特殊的手段。
戴笠接替桂永清不几天，就拟定了一个计划，大意是：鉴于力行社的性质，一切决策必须要有正确的情报为根据，从长远看，必须在全国建立起情报网络。近期可以利用戴笠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便利，把党部的情报、军中（军令部、军政部）的情报，以及各省各地区直接送来的情报，统统抄上一份送到力行社来。滕杰大为高兴，对他说：“你真是一个天才！”滕杰回忆说，如果没有戴笠的情报作为参考资料，力行社根本不可能制定出后来的许多重要决策。
滕杰认为，戴笠不仅决策很有智慧，而且具有很强的执行力，交给他办的事没有不能完成的。他办的第一个案子是消灭“力社”。原来，力行社创立不久，就不知怎么让李济深、陈铭枢知道了一鳞半爪，他们找了五、六个亲近李、陈二人的黄埔学生，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一个名叫“力社”的组织，并办了一份小报叫做《力报》，蓄意针对力行社来捣乱，对力行社产生了不良影响。所谓“十三太保”，这个词也是《力报》借用古代李克用十三太保的典故“发明”的，它列出的力行社第一届干事会13位干事名单，大部分是对的，但有的错了，例如把刘健群也列在里面，实际上力行社成立时刘健群尚未加入。尤其是，他们根据刘健群在《贡献党的一点意见》一书中提出的国民党党员应该穿蓝色阴丹士林土布服装的主张，而把力行社称为“蓝衣社”。滕杰曾在贺衷寒家里看到过刘健群《贡献党的一点意见》一书，当时滕杰随手翻阅一下，刚好就看到刘健群建议国民党员应勤俭刻苦、穿阴丹士林蓝色土布衣衫等等。滕杰认为渲染力行社是“蓝衣社”，目的是比附于纳粹党的黑衫队，强调力行社是法西斯组织。其实这也是误解，力行社成员并没有以“蓝衣”为制服，也只是刘健群个人的想法而已。有关李济深、陈铭枢创办力社、《力报》的情况，在尚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滕杰口述历史的相关内容应当是真实的。
为此，力行社的人都认为，这个“力社”非消灭不可。于是此事就成为戴笠任特务处长后的第一个任务。当时“力社”设在法租界，它借助帝国主义势力的掩护，要消灭它十分困难，但戴笠很有本事，他运用力行社在上海的人员，非常巧妙地到租界把力社的人统统骗出来，然后全部抓捕到南京审问，一下子就把“力社”这个组织消灭了。在戴笠主持下，力行社的特务处发展得很快，不久就建成了全国性的情报网络。
但这时在党内发生了竞争的问题，由陈立夫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也在发展，但戴笠布置的情报网比中统周密而且深入，他执行任务非常坚决有力。他确实指挥杀了不少的人，除了共产党人以外，他们也杀了许多证据确凿的汉奸、叛徒，所以滕杰认为把他渲染为杀人魔王、法西斯等并不公正。
七七事变后，力行社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但力行社里有两部分工作仍然继续，一是军中的政工制度，先是由贺衷寒负责，嗣后由滕杰负责；另一项工作就是特务处的工作，只是名称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仍由戴笠负责。抗日战争时期，在戴笠的主持下，“军统”是立有功劳的，但抗战胜利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殉职”，滕杰为他未能在第三次内战中发挥作用感到遗憾。其实那是很难说的，蒋介石身边也有很多亲信死党后来起义投诚、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十）曾扩情为何后来疏远了力行社
曾扩情是力行社筹备阶段出力较多的一个人，滕杰甚至认为没有曾扩情就没有力行社，但力行社成立后，曾扩情却没有再参加更多工作，原因是他受到了团体内部人员的攻击。当时，曾扩情年纪稍大，也有一些富有的亲戚，就在力行筹备末期，他也在亲戚帮助下，在南京盖了一栋新房子，颇为豪华。这么一来，就与力行社倡导的刻苦奋斗宗旨不合，招致了攻讦。再加上曾扩情生活浪漫，有些大大咧咧的性格，什么都不计较，因而同学们称他“扩大哥”。但力行社高唱“精神胜物质”口号的时候，他就不能被大家所谅解，终于与力行社疏离了。
晚年曾扩情和女儿曾心如，她是民进辽宁省本溪市委会副主委兼秘书长。
滕杰对曾扩情后来被解放军俘虏十分同情，说他“受尽凌辱”（《从抗日到反独：滕杰口述历史》第103页）其实不是这样的。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打进四川以后，曾扩情躲到四川广汉深山古寺里当起了和尚，当解放军在寺庙里抓到他时，他很傻很天真地说：“我已拜某大和尚做了皈依弟子，遁入空门，逃出三界外，你们还抓我作甚？”后来作为战犯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被改造，1959年9月获特赦。那一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第一批获得“特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到曾扩情，周恩来叫出了“曾扩情”的名字，曾扩情激动得泪流满面。曾扩情说自己走错了路，周恩来风趣地回答说：“是我们当老师的没有教好，也有责任。”“文革”中，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未受到冲击。改革开放以后，曾扩情任全国政协委员，曾于1983年、1986年两次进入中南海。他的女儿曾心如撰写了《曾扩情三进中南海》（发表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办的《民主》杂志1995年第9期）记叙了曾扩情的这一经历。但有的文献称曾扩情于1983年11月即已逝世（见莫永甫《曾扩情：蒋介石大太保的两次命运选择》，发表于2008年第8期《黄埔》杂志），明显错了，但曾心如文章也没有说明曾扩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