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可以说是周总理一生中去颐和园游览最多的一年。这一年邓颖超生病,住在颐和园听鹂馆后面的一个院子里养病,周总理虽然工作繁忙,但也经常抽出时间前去看望,有的时候还要带上几个侄子侄女,给邓颖超添点乐。

每次前往颐和园,周总理总会让司机把车停在东门,还不忘提醒工作人员记得买票。一进门,周总理总是快步直奔邓颖超的住所,丝毫顾不上欣赏颐和园的美景。但每次见到邓颖超,周总理又总会被催促着带几个孩子出去走走。

当时几个孩子并不理解邓颖超的良苦用心,只是顺着她的意思照办,直到长大以后他们才明白,那时周总理国内国外的事情一把抓,还要负责抗美援朝的作战指挥和后勤保障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邓颖超宁可丈夫少陪自己一会儿,也要让他在大自然里活动活动,舒缓一下紧绷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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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总理带着几个孩子到湖里划船,周秉德一边将手伸到水里玩水,一边好奇地问道:

“伯伯,您在淮安老家有没有划过船?”

“怎么没有。”周总理挑了挑眉,声音清亮地说道:“我们老家门前有条文渠,小时候家里几个男孩子经常在那里划船打水仗,那时真没让你八奶奶担心。真快,八奶奶回淮安大半年了,也不知道近来身体怎么样?”

说着说着,周总理就陷入了沉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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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口中所说的“八奶奶”,是他的八婶母杨氏,由于丈夫周贻奎在周家排行老八,因此后辈都尊称杨氏为“周八太”或“八太”。

1907年,周总理的生母万氏和嗣母陈氏相继离世,当时年仅9岁的周总理无法生活,只好带着两个弟弟投奔八叔周贻奎家,八婶母杨氏就成了周总理三兄弟的实际监护人。

周贻奎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留下腿疾没有经济来源,一家人全靠着杨氏苦苦支撑。周总理三兄弟来了以后,为了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活,杨氏就带着年幼的周总理一起跑当铺当衣服,将房子抵押出去,勉强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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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年幼的周总理开始支撑门庭,除了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还要外出应酬,这也造就了周总理从小就开始学会梳理人际关系和理财的水平。

那个时候的周总理虽然比同龄人更成熟一些,但毕竟还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有一次,一个亲戚要带着周总理三兄弟到河下镇去玩,周总理很早就听八叔说过,河下镇早在明代的时候很是繁华热闹,被人们誉为“小扬州”,早就憧憬着有一天能去亲眼看看。

如今机会来了,周总理立刻喊来几个兄弟,跟着这位亲戚登上了文渠岸边的小船。小船顺流而下,很快就到了河下镇,周总理三兄弟上岸玩了一会,又乘船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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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之后,生性好动的周恩溥催着让哥哥带他坐船去游玩。周总理心动了,便问照看自己和弟弟的两个保姆会不会划船,结果两个保姆都不会。于是周恩溥就壮着胆子去问八婶母,八婶母一听就慌了神,连忙叮嘱他不能私自划船出去,还特意找来一把锁,将小木船锁在岸边的大树上。

一天吃过午饭之后,大人们都午休了,周总理和周恩溥就偷偷溜出去,约上几个小伙伴,一齐将锁弄开,自己划船到了河下。周总理带着几个小伙伴到处闲逛,听人说书唱戏,好不快乐。

后来在小伙伴们的催促下,周总理几个人又划着船到了勺湖,在水浅的地方打起了水仗,玩到太阳快要落山才急急忙忙划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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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站在文渠边上翘首以盼的八婶母,周总理心中一惊,心想这次免不了要受到惩罚了。可八婶母看到他们之后,急急忙忙跑过来,一把搂住了周总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周总理也忍不住哭了起来,这比自己挨一顿打还要难受。

从此之后,周总理再也不敢擅自离家,对八婶母也更加尊重。同八婶母一家生活了三年之后,周总理就离开故乡到东北去求学了。

1918年周贻奎病逝后,只剩下杨氏带着儿子周恩硕相依为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氏带着儿子一家为躲战乱,逃到了淮安城外一家几乎没有遮挡的牛棚之中,靠着乞讨勉强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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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实在活不下去,杨氏就带着儿媳和两个孙子回了城里。儿子周恩硕参加革命牺牲之后,杨氏横下心来在城里居住,所幸日本人不了解他们的底细,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但日子却过得越来越艰难。

直到1945年新四军打下淮安城,周总理才通过组织关系,给八婶母一家拨了一点救济粮。

蒋介石挑动内战之后,淮安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占领,杨氏一家再度陷入艰难的生活之中。一直到淮海战役结束,杨氏一家才脱离了灾难生活。当周总理的画像被悬挂在县文化馆时,杨氏指着画像对两个孙子说:

“这就是你们七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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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秋天,周总理和家乡通上信之后,将八婶母和她的小孙子周尔辉接到了北京,安排在北京惠中饭店住下,还经常将他们接到西花厅来玩。凡是杨氏到西花厅的日子,周总理无论再忙,也要利用吃完饭的那一会儿工夫,陪八婶母拉拉家常。

住了没过多长时间,杨氏执意要回淮安老家,周总理夫妇再三挽留没能留住,只好赶在春节前安排八婶母回去。

1953年,周总理再次请八婶母到北京居住,结果只住了一个多月,杨氏就要求回淮安,周总理也只好安排警卫将她护送回去,并让警卫给当地政府带话,不需要当地供给八婶母的生活,每个月自己会寄钱回去作为补贴,也不需要当地对八婶母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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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事已高,杨氏因病住进了医院,当地政府经常到医院探望。周总理听说之后,指示就留八婶母在当地治疗,并承担了全部医疗费用。1956年杨氏病逝后,周总理派人寄去丧葬费,并指示当地政府,不需要接济八婶母的后人,一切生活开支由自己来承担。

就在杨氏病逝两年后,周总理指示当地政府,将自家房屋全部交公,留给有需要的人住,自家祖坟全部平掉,土地留给农民种。在信中,周总理两次提到了八婶母,之所以过去没有做这些事情,主要还是考虑八婶母的感受,毕竟杨氏健在的时候,对周总理家的老宅和祖坟都加以修葺、保护,不使其毁坏。

一直到1960年,淮安县委感到不能再违背周总理的指示,决定将周总理家的老宅一部分用作学习室,一部分让群众住进去。1965年,周总理派自己的侄子,八婶母的孙子周尔辉回乡,说服县委平掉周家祖坟,土地交给当地农民种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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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九凤.周恩来与婶母周八太[J].红岩春秋,2006,(04)
:33-34.DOI:10.16684/j.cnki.hycq.2006.04.011.

[3]张秋兵.周恩来与他的四位母亲[J].文史精华,2012,(03):27-31+1.

[4]秦九凤.周恩来如何对待八婶母的病重与病故?[J].福建党史月刊,2014,(03):5-6.

[5]张秋兵.“淮安家书”:周恩来八婶母的身后事[J].档案春秋,2014,(04):4-7.

[6]楚梓著. 周恩来故乡淮阴.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8.07.

[7]周秉德著. 我的伯父周恩来.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9.09.

[8]于俊道主编. 周恩来真情实录.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