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这一历史时刻。
从那一刻起，一个崭新的中国开始了她的伟大征程。
然而，新中国成立的喜悦背后，面临的却是无数的挑战与困境：国内需要迅速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国际上则需要争取一个良好的环境，尤其是与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这一切的重任都落在了毛泽东的肩上。
在开国大典之后的三个月里，毛泽东如何运筹帷幄，统领全局，解决内外问题？他在这段时间内做出了哪些决定，又是如何一步步奠定了新中国后续发展的基础？
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
开国大典结束后，毛泽东立刻着手解决国内最紧迫的问题：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彻底解放全中国。
此时，国民党军队仍在西南和南方一些地区负隅顽抗，蒋介石试图在这些地区站稳脚跟，企图卷土重来。
毛泽东意识到，必须迅速解决这些威胁，确保新生政权的稳固和统一。
首先，毛泽东制定了详细的军事行动计划。他命令人民解放军分成几路大军，向西南和南方进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野、二野向西进军，解放四川、贵州、西康；四野渡江后，占领两湖，随后向两广推进，解放广东和广西。
针对国民党军队桂系部队狡猾善跑的特点，毛泽东指示四野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展开了一系列迅速而有效的军事行动。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标志着华南地区的解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接着，解放军分三路挥师入桂，于12月14日完成了对广西全境的解放。
在西南战场上，蒋介石试图在四川、贵州等地重新集结力量，阻挡解放军的进攻。
然而，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出现在国民党西南防线的后侧，而一野作出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部主力。
11月1日，二野第五、第三兵团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快速突破湘黔防线，解放贵阳，占领遵义。
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迅速向中央请示，乘胜解放和占领重庆。
毛泽东同意后，二野主力部队于11月30日解放重庆，标志着西南地区的解放即将完成。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解放军在西南战场上继续展开行动。
卢汉、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使云南和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接着，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至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
至此，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的军事占领任务基本完成。
经济恢复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应对国民党留下的经济烂摊子。
战争的长期消耗和国民党的腐败治理，使得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举步维艰。
农业减产，工业倒闭，交通堵塞，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毛泽东深知，只有尽快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为新中国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毛泽东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恢复生产生活。
他强调：“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的经济治理迅速走上正轨，取得了显著成效。
毛泽东在经济治理中展现了英明决策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首先强调恢复生产的重要性，他指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为此，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计划，动员全国人民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
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动员，毛泽东成功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经济的迅速恢复奠定了基础。
在工业生产方面，毛泽东特别关注东北的工业恢复与发展。
鞍钢作为新中国的工业重镇，其恢复生产对全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亲自派李富春前往鞍钢祝贺复产，并代表中共中央赠送了“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
这不仅鼓舞了鞍钢工人的士气，也为全国的工业恢复树立了榜样。
在恢复生产的同时，毛泽东也意识到必须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
国民党统治时期，资本家们通过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导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毛泽东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狠狠打击投机资本的不法行为。
1949年11月25日，毛泽东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从全国各地紧急调集了大量粮食、棉纱和煤炭，运往京、津、沪等大城市进行敞开抛售。
这一举措使得暴涨的物价迅速回落，有效地遏制了投机资本的猖獗行为。
通过这一系列经济整顿措施，毛泽东成功地稳定了市场物价，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就财政预算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
他指出：“在各项财政费用中，军费是大头，这种局面应该得以改善。”毛泽东提出，未来几年要逐步减少军费支出，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
他还强调：“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也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毛泽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把人民的生活放在首位。
他深知，只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巩固新生政权的基础。
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关注民生，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他指示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仅改善了军队的生活条件，也为国家节省了一部分开支。
此外，毛泽东还号召全国各地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通过集体力量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他不仅强调了向内行学习的重要性，更展现了他开放包容的态度。
毛泽东鼓励干部们向各类经济专家和有经验的工人学习，吸取他们的知识和经验，用于指导经济建设。
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干部们的经济管理水平，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
在开国后的短短几个月内，毛泽东通过一系列经济恢复与建设的措施，成功地应对了国民党留下的经济烂摊子，迅速恢复了生产生活。
他的英明决策和坚韧不拔，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远赴苏联与苏会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知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新生共和国的重要性。
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封锁，争取国际支持，尤其是苏联的支持，毛泽东决定亲自出访苏联，与斯大林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这次访苏不仅是毛泽东的首次出国访问，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前往莫斯科的专列，开始了他生平第一次出国之行。
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是与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特别是处理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
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毛泽东的访苏之行并非一帆风顺。
抵达莫斯科后，他与斯大林进行了多次会谈。
第一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修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要求。
斯大林对此表示，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修改条约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可能会提出修改其他条款的问题。因此，斯大林建议形式上保留原条约，实际上进行修改。
毛泽东表示理解，但仍坚持认为必须重新签订新的条约，以符合中国的利益。
第二次会谈于12月24日举行，持续了5个半小时。
尽管气氛融洽，但斯大林避而不谈中苏条约问题。
毛泽东感到有些失望和不满，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通过其他途径继续施压。
毛泽东指示国内公开发表缅甸、印度等国欲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以此刺激斯大林。
同时，苏联媒体长时间未见毛泽东的消息，甚至猜测斯大林软禁了毛泽东。
为辟谣，斯大林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代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声明，其中提到中苏条约的问题。
会谈过程中，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锋充满了紧张和压力。
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和谨慎策略，使得谈判过程充满了挑战和波折。
然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坚毅，毫不妥协地捍卫中国的利益。
他在会谈中表现出的坚定信念和果断决策，不仅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也为中国争取到了重要的国际支持。
毛泽东的坚毅态度，不仅体现在他对中苏条约问题的坚持上，还体现在他对苏联援助的争取上。
毛泽东明确提出，希望苏联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特别是在解放台湾的行动中，需要苏联的海军和空军支援。
尽管斯大林在军事援助上有所保留，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提供经济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最终，斯大林让步，同意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1950年1月2日晚，毛泽东以十分欣喜的心情，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斯大林同志已同意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这一重大胜利，不仅为中苏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也为新中国赢得了重要的国际支持。
毛泽东在这次访苏中的表现，充分展示了他的外交智慧和策略。他在谈判中的坚毅态度和灵活策略，不仅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也为中国争取到了最大利益。
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巧妙地施加压力，迫使斯大林在关键问题上让步，这种外交智慧和策略，是新中国外交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毛泽东展现了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他不仅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毫不退缩，还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冷静和理智。
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不仅体现在他对中苏条约问题的坚持上，还包括他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对国际支持的积极争取。
毛泽东在外交上的成就，不仅体现在他成功争取到苏联的支持和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上，还体现在他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远见卓识。
毛泽东深知，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依赖于内部的团结和发展，还需要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尊重和支持。他的外交策略，不仅为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国际支持，也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严和地位。
通过这次访苏，毛泽东不仅成功解决了中苏条约问题，还争取到了苏联的经济支持，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一外交胜利，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为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的外交智慧和策略，为新中国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新中国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主席在建国后的这三个月中所做的这几件事情，从国内到国外，无一不为中国后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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