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在驻苏大使任上的王幼平听说外交部正在酝酿提名他担任副部长，当即给中组部胡耀邦和宋任穷写信：“我不同意外交部领导班子里再堆放老头。”在信中他还恳请两位领导：“如能推掉，我将铭感不忘。”
但是他的信被中央拒绝了，他的任命书还是下来了。
对此王幼平并不死心，在当年的12月14日，再次给宋任穷写信，请求中央同意他 辞去副部长职务，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
半年过去了，王幼平见他给中央写的信还是没有回音，就又在1980年7月他第三次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副部长的职务，还推荐了几名年轻同志，同时说务必让他在8月15日生日的时候退下来。
中央这才同意了他退居二线当顾问。
1910年，王幼平出生在山东桓台县，幼年的时候参加了进步团体“甫晨“书社，1927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之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
后随二十六军抵达江西，参与了宁都起义的组织工作，之后加入红军，历任排长、连长、科长、师处长、师党委会委员等职。
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参加过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王幼平被派往了鲁西北抗日游击队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组建了拥有6000多人的第十支队。
王幼平在鲁西北战斗了三年，足迹踏遍了冠县的每一个乡村，与日伪军战斗无数，打得白天嚣张，晚上就不敢出门了。
之后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政治部主任、一二九师新八旅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城工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王幼平历任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委，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副政委、第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1949年10月，王幼平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着调王幼平星夜来京。
接到命令之后，王幼平立即赶往了野战军司令部，找到了邓小平，当得知是让自己到北京担任大使的时候，当场就拒绝了。
对于王幼平的拒绝，邓小平断然拒绝了：“晚啦！中央从我们部队调了三个大使，闫红彦提出不去了，中央同意了。调三个去两个还可以，调三个去一个，就不好交代了。”
在旁边的宋任穷接着说道：“你当大使可以，就是邋遢一点！”
王幼平并不愿意当大使，还是想在军队中作战，于是每次回国休假述职的时候，都会向中央提出调动工作。
不愿意当大使的他，一干就是30年。
1950年，王幼平被任命为首任驻罗马尼亚大使。为中国与罗马尼亚的关系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4年夏天，王幼平还在罗马尼亚大使的任上，他的下一步安排就已经被中央定好了。
这一年夏天，挪威与新中国建立起了外交关系，为很多国家开了一个好头，因此周恩来总理就想要派一个好一点的人去。
于是他就想到了王幼平，并且利用他回国休假的汇报工作的时候与毛主席见面。
在王幼平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插话：“我在日内瓦已经同挪威外交大臣谈过两国建交的问题了。挪威谈判代表季茂登已经抵达北京。我打算叫王幼平到挪威担任大使！”
“好啊，好啊。”
王幼平因此被任命为挪威大使。
1955年6月6日，王幼平正式向挪威国王递交国书，成为正式大使，多年以后，他回忆这段递交国书的历史，说道：“当年扛过枪，从步行到骑马，从骑马到坐吉普车、奔驰车，每更换一回，虽然有些感触，但是却不强烈，唯有坐马车递交国书感受特别强烈……决心在这个王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解放思想，寻找共同点，脚踏实地地做些事情。”
王幼平在挪威的几年，兢兢业业，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8年4月，王幼平从挪威回国，这次他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调动工作，就找到了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我不懂外文，不习惯国外的工作生活，坚决要求调动工作。
仿佛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王幼平接着说道：“即使到黄沙百草之间去放牧，我也不出国了。”
王幼平的表态这次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周恩来总理亲自找到了王幼平：“不会外交可以学习，调离外交部不行。”
于是王幼平又被打发去学习了，这次总理给了他两年的时间学习外文。可是他只是学了不到两个月，就又接到了周恩来总理新的任命。
中国与柬埔寨建交之后，周恩来总理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再次选择了王幼平出任柬埔寨大使。
当时的王幼平接到命令之后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我才刚刚上了一个半月课呢。”
“从课堂上撤下来嘛！”周恩来总理异常坚定地说道。
1962年2月，王幼平从柬埔寨调回国，这次他没有到外交部任职，也没有到其他的国家担任大使，而是拒绝了外交学院第一副院长兼任党委书记的任职，到了河南省南阳地委当了第二书记。
此时的他已经当了12年的大使，特别想要换个环境。想到基层去工作几年。
然而，王幼平刚到了南阳还不到一年，就又被周恩来总理安排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去柬埔寨。
1963年5月，王幼平在完成了任务之后回到了河南南阳继续当自己的地委第二书记，想要在这里好好干上一场。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庆节刚刚过，他又被任命为古巴大使。
这一次，他不再拒绝在外交部工作了，他认为组织上也希望自己能够长期在外交方面工作，再加上自己也确实熟悉外交部门的工作了，也不能再折腾了，为此他说道：“我已经53岁了，外交部就是赶，也不走了。”
在临行前，陈毅约见王幼平，笑呵呵地说道：“我们又要请你这个老将出马喽！”
王幼平则是谦虚地说道：“我们是革命的棋子，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
“幼平同志的党性原则就是强啊！这次呢，我是受总理的委托来和你见面的。总理和我都祝你一路平安。我们对古巴，对拉美都很陌生。到了古巴之后，你要首先了解情况。我列个纲，应该要注意的五个方面问题：中古关系，古苏关系，古美关系，古巴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和古巴内部关系。”
在王幼平的努力之下，中古关系更上一层楼。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古巴也靠边站选择了苏联，对中国横加指责。为此乔冠华对王幼平说：“我看，国庆前你先不要回去了。”
在国内讨论过中古关系之后，王幼平带着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指示回到了古巴，为了保密，他将领导人的指示概括成了一首七言律诗：豺狼当道安问狐，死马当作活马医，不逾界限不理睬，发生问题慎重处。
王幼平回到古巴之后，认真落实主席和总理的指示，中规中矩的处理大使馆的一切事物，没有给人以任何的话题。
1969年，王幼平又被任命为越南大使，开始了他第五任大使征程。之后又出任了马来西亚大使、苏联大使。
当他到苏联任职的时候，苏联已经成了中国的头条敌人。如何开展外交工作成为了一项巨大的挑战，
但是王幼平在工作期间，给苏联人留下的评价是：亲切、务实、合作，具有外交家风度。
王幼平在外交战线上一下就工作了三十年，身为外交官，接触外面的花花世界是最多的，接触到了利益也是最多的，但是王幼平时刻不忘自己老红军的本色，生活上艰苦朴素，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在外交部留下了廉洁无私、两袖清风的好名声。
50年代的时候，外交部的住房比较紧张，王幼平就自己花钱在王府井买了一套房子住。
1962年，外交部开始建职工宿舍，自己也分了一套，考虑到自己已经有了公家的住房，就不能保留私人住宅了，便决定将私人住房交公。
得知消息之后，耿飚就指示：“按房论价，给王幼平同志退款。”
但是王幼平却说道：“我是自愿上交的，我不想要回来了！”
90年代的时候，北京落实房屋私有政策，打算将他的房子还给他，但是王幼平拒绝了，说道：“我是自愿上交的，我不想要回来了。”
这套房子也只是王幼平捐献的一小部分而已，人们根本不知道他捐过多少次款，捐过多少钱，只知道从抗美援朝算起，他经常向国家、幼儿园、小学捐款，补贴家庭困难的职工，将在国外期间的工资作为党费上交。
1967年从古巴回国之后，他又将存折上7000元全部交了党费，此时的他还需要每个月给两家的老人寄钱，家中还有4个孩子需要养，就是这样情况下，他还给外交部小学和家乡小学各捐了1000元。
王幼平为人勤俭节约，又不贪图虚名。
他与胡耀邦是儿女亲家。在胡耀邦处于低谷的时候，他有时间就去探望他。胡耀邦后来感叹：我倒霉的时候，鬼都不进门，就王幼平来医院看我。
胡耀邦出来工作之后，王幼平反而很少主动去看过他。而唯一一次主动去找胡耀邦的时候，就是在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部长的时候，为的就是请胡耀邦批准他从外交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1980年，已经离任半年多的王幼平被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致选为优秀干部，同年6月有人提名他为十二大代表。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就给组织写信放弃这个机会，理由是自己已经70岁了，正待时机退出第一线，而且自己已经是第五届的人大代表了。
然而外交部的选举结果却是王幼平获得了百分之九十六的选票，名列第一。
此后十三大和十四大，王幼平都被选为代表，只有十四大的时候由于年龄关系才作罢。
有位领导同志就问：“大家都说王幼平好，他究竟有什么魅力？”
陈浩就给了一个十分贴切的评价：“他的作风像总理！”
这也是他为何深受群众爱戴和尊敬的原因。
1995年，王幼平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开国将帅#
参考资料：《将军大使王幼平》、《“七国大使”王幼平》、《人民公仆的风范》、《王幼平-从将军到“七国大使”》、《王幼平-将军大使平民作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