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丁

延安,这片古老厚重的黄土地,不仅见证了历史的深沉,更孕育了一代代守疆卫国的忠魂。在这里,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传奇,每一段传奇都承载着延安的城市精神。新开馆的延安博物馆内,一件明代大彬款紫砂壶静静地诉着它的故事,不仅以其精湛的工艺诉说着明代匠人精神,更作为黄土高原上军功家族荣耀的象征,展示着它的历史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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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字款铭文辨真假

步入延安博物馆的“辉煌延安——延安历史基本陈列”,在明代展区,一件独立展柜中的“明代大彬款紫砂壶”映入眼帘。观众们或低声讨论,或凝神细赏,仿佛能透过这把壶,窥见那个风雅的时代。这把壶,以其沉稳的紫色调和古雅的韵味,展现出匠人精神的巧思,每一处转折的弧度,都透露着专注、坚持和精益求精的态度。

透过展柜玻璃可以看到,该壶为紫泥胎,紫褐色,胎泥比较细腻。通体椭圆造型。盖子口与壶身合缝严实,盖面呈弧形,扁圆形盖钮。肩部置高提梁,提梁轮廓外圆内平。壶的外壁有类似茶锈黑色的斑迹,壶整体风格古朴典雅精巧,显示出了它是紫砂壶中的“优等生”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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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彬款圆腰式提梁紫砂壶 延安博物馆藏

该壶珍贵在于壶的腹部,有一侧7字款竖行阴刻铭文,为“吟竹养浩然 大彬”,刻款刀法遒劲,笔画流畅。其中“大彬”二字,引起了当年参与考古发掘人员的注意。这难道是明代那位著名的制壶大师的作品吗?带着疑问,当年参与鉴定的专家组查阅了相关资料。据历史文献记载,时大彬的紫砂壶因其精湛的工艺而备受推崇,市场上出现了“一壶难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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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彬款圆腰式提梁紫砂壶 延安博物馆藏

《陶庵梦忆》中张岱惊叹其价格昂贵,而《杂说》里李渔对此高价表示惊讶。《阳羡茗壶系》亦记载,名手所制的紫砂壶价值连城,而陈维崧在《湖海楼诗集》中提及市场上充斥着赝品,真品极为稀缺。这些描述不仅突显了大彬壶的珍贵,也反映了鉴别真伪的必要性。在明清之际都如此珍贵的大彬壶,怎么会出现在塞外陕北?

据悉,自署款识,是大彬壶的显著艺术特色之一。这种以竹代笔,在壶艺作品上署名的方式,使得这种书法深得明代文人雅士的赞赏,也成为辨别作品真伪的重要标准。专家组通过对壶上铭文的细致分析,结合紫砂工艺特点,以及与全国各大博物馆中保存的大彬款铭紫砂壶进行了对比,最终确认该壶的铭款风格一致,从而验证了其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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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彬款圆腰式提梁紫砂壶 延安博物馆藏

该壶身上的“吟竹”即歌颂竹子的品格,在中国文化中,竹子象征着坚韧和高洁。“吟竹”可以理解为赞美竹子的这些品质,这与匠人对工艺的坚持和追求完美不谋而合,匠人精神追求的是一种专注、坚持和精益求精的态度。该壶身上的“养浩然”,源自《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指的是一种宏大、刚健、正直的气质或精神。铭文中的这些字,也可以看作是该壶的制作者对工艺和生活哲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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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彬款圆腰式提梁紫砂壶 延安博物馆藏

“吟竹养浩然”铭,既是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对品质的严格要求以及对文化传承的尊重。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紫砂壶的制作上,也体现在所有手工艺领域中,是对传统工艺的一种尊重和传承。那么这个制壶大师,有什么故事呢?

承载明代匠人精神

壶上提到的“大彬”即时大彬,为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的著名紫砂艺人,他的父亲时朋与董翰、赵良、元畅并称为紫砂壶制作“四大家”。时大彬继承父业,又有所创新,将紫砂壶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彬”壶,不仅在技艺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更在艺术上展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

据历代研究大彬壶的专家发现,时大彬的早期作品谨致朴雅,善于模仿供春大壶,后受文人影响,制壶风格由大转小,且对作品质量要求极高,不满意的作品会毁弃,明代徐应雷在《书时大彬事》载“每遇不满意的作品,即行毁弃。”明代文人葛应秋在《瓦壶记》亦记载:“稍歉点,辄引铁椎碎之。”时大彬对紫砂壶工艺的极致追求和对完美的不懈坚持也是造成他的作品在明代就已名扬天下的原因之一。

大彬壶明代就少,传世的更少,至清乾隆年间已被视为稀世珍宝。现存作品包括故宫博物院藏“宜兴时大彬制紫砂壶”和“时大彬”款紫砂胎剔红山水人物图执壶,南京博物院藏“大彬款提梁壶”等数量极少保存在博物馆中的作品。而延安明代杨如桂出土的这件紫砂壶,其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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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时大彬制紫砂壶 故宫博物院藏

据紫砂研究专家表示,紫砂壶的制作涉及材料学、热力学等多个领域,尤其宜兴紫砂壶以其洗练别致的造型、刚劲流畅的线条、恰当的比例、醇厚古雅的色泽和严谨的制作技艺成为陶瓷艺术的瑰宝,而大彬壶则是宜兴紫砂壶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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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彬”款紫砂胎剔红山水人物图执壶 故宫博物院藏

每一把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承载着匠人的情感和时代的印记。大彬壶的艺术特点是确立了至今仍为紫砂业沿袭的高难度技术体系,包括用泥片和镶接的凭空成型技术,甚至对后世紫砂壶的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紫砂艺人们将文学、金石、书法、绘画、篆刻等艺术形式融入紫砂壶制作中,提升了其艺术价值。

时大彬的壶艺多见于文人记述,其作品被宝惜400余年,并对后世紫砂艺术有重要影响。延安保存的这把壶的珍贵不仅在于其工艺,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故事。该壶本身,以及壶腹上的“吟竹养浩然 大彬”铭文,在记录和见证时大彬对工艺的极致追求的证据的同时,也带出了它出土的墓主人杨如桂的故事,以及杨如桂所在的整个杨氏,这个历代为延安古代边关将士守疆卫国的坚毅精神故事。

属于明代军功家族

自古陕北为“塞上烽烟 胡汉交融”之地,在明代以前就有夏州拓跋(李)氏、府州折家、麟州杨家等在历史上留下守疆卫国和精忠报国精神,这种精神代代相传,从古代的边防战士到现代的城市建设者,都秉持着这种浩然正气,坚守岗位,保卫家园。而在黄土高原上发现了全国范围内都少见的大彬壶,可谓惊世骇俗。

那么是谁把它带到了陕北?大彬壶的流传,正好与延安作为多民族融合之地的历史地位不谋而合。延安的城市精神,如同这把历经沧桑的大彬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依旧散发着独特的光彩。

考古学家发现,这件紫砂壶的主人所在的家族,同样身世不凡。

资料显示,该“明代大彬款紫砂壶”1987年5出土于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王家沟村明代杨如桂墓葬中。那么,这个杨如桂又是谁呢?

在地方志中详细记载了这位杨如桂的生平事迹,显示他字德磬,号苏庭,曾在陕西华亭、凤翔任职,并担任过山西陵川县知县,解任后回到延安。杨桂如墓志记录他“士族清流杨如桂,长子廷亮,娶指挥使张诏之女为妻;次子秀才廷寀,娶县学秀才李赋奇之女为妻;幼子廷翔,府学庠生,娶郾城知县高梦祯之女为妻。女儿则出嫁赵彦胞弟赵章幼子廷嘉(亦作廷胤)”。

洛川民俗博物馆原馆长段双印研究员多年对“明代延安的世家望族”研究发现,在明代延安的世家望族中,杨氏家族是其中以军功起家的代表。杨氏家族的成员不仅在军事上有着显著的贡献,也在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如延安博物馆展出的这件大彬壶所有者杨如桂,为明代士族清流,其家族通过与其他显赫家族的联姻,巩固了在地方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杨如桂的长子廷亮娶了指挥使张诏的女儿,次子廷寀是秀才,娶了县学秀才李赋奇的女儿,幼子廷翔是府学的庠生,娶了郾城知县高梦祯的女儿,女儿嫁给了赵彦的胞弟赵章的幼子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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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杨如桂暨夫人墓志盖 图片来源: 延安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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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杨如桂暨夫人墓志铭 图片来源:延安地方志

除了杨如桂,延安还发掘了明代万历间兵部尚书、工部尚书杨兆的墓,研究发现杨兆的先祖杨德随傅友德、汤和北伐,平定陕北后留驻长安,官居万户。杨兆本人则在顺天府巡抚期间增建昭陵卫,后以兵部右侍郎衔出任蓟辽保定总督,增筑加固墩台、边墙,并取得辽东大捷,功升南京刑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等职。

此外,延安还发现了“开明代延安地区进士及第之先河的杨宗气”的墓葬,其墓志显示,杨宗气文武兼备,传承家风,长于边事,通晓经史,喜好文章。他的家族在军事上有着显著的贡献,同时也是文化教育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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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气暨夫人墓志盖

段双印认为,杨氏家族是明代延安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军功家族,他们在保卫国家边疆、推动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杨氏家族成员在边防上的贡献尤为显著,他们参与了对抗蒙古瓦剌、鞑靼等部的战斗,保卫了明代国家的边疆安全

此外,杨氏家族都很重视文化教育,兴办书院,推广儒学,对延安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杨氏家族成员在社会发展方面也有所作为,他们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如济贫救急,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延安,这座在历史与现代交织中焕发新生的城市,它的精神在一把明代大彬款紫砂壶中得到了体现。这把壶,不仅是延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更是延安自古以来民族融合和守疆卫国城市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