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0年6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肖华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就在肖华刚刚就任的那天，他正好从前门经过。由于人多车速慢，肖华一眼便瞥到路边卖烟的小贩非常面熟。他的思绪不断搜寻着，突然想起了什么：这不是杀害黄骅的凶手吗！
黄骅是谁，他是怎么遇害的呢？
1941年，抗日的烽火正浓。身经百战的黄骅受命担任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区副司令员，并在新海县一带作战。
1943年6月30日晚上，黄骅正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召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之际，被叛徒射杀而壮烈牺牲。
黄骅被害后，为什么直到建国后才抓到凶手，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呢？
肖华
黄骅，本名黄春生，1911年2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木石港区凤凰乡良上村。他们一家祖祖辈辈都是穷苦农民出身，父亲黄秀玉和母亲吴氏以务农为本，守着4亩薄田。
即便是终日辛苦劳作，还是养活不了一家人。没多久，父亲黄秀玉因操劳过度而病逝。
黄春生的父亲病逝后，他们家的苦难反而接踵而至：先是两个姐姐病死。不久，他的哥哥也被吸血虫病夺走生命。
母亲在经受接连的打击下，也撒手人寰。一时间，黄春生成了孤儿。就在他无依无靠之际，唯一的亲人嫂子承担起了抚养他的任务。
嫂子柯九菊为了能让黄骅上学，不惜沿街乞讨。靠着远近乡亲和好心人的资助，终于凑齐了送他上私塾的学费。
黄春生学习非常用功，各门功课都是名列前茅，令同学们惊羡，也令私塾老先生赞叹不已。可惜他只上了一年学，便因家贫而中途辍学。
此后，黄春生在地主家做过帮工，在裁缝铺当过学徒，跟木匠师傅学过木工，尝尽了各种苦头。
1926年，阳新县掀起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15岁的黄春生积极投身到运动的行列中，并被选为儿童团长。
黄春生心里高兴极了，特别是从武汉来的共产党员柯松涛等人的一言一行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惊喜和鼓舞。他带领伙伴们站岗放哨、传递信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不久，阳新县国民政府县长张鹏翎、县公安局长艾道生、县商会会长朱仲析等国民党极右势力，不断进行分裂革命阵营的罪恶活动，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二七惨案”。
张鹏翎
那天，阳新县城兴国镇笼罩在一片晨雾之中，细雨霏霏，寒气袭人。当湖北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正准备集合阳新县农协宣传队上街进行宣传时，窥伺已久的暴徒开始了行动。
随着阵阵作为暴乱信号的锣声，暴徒伍修举指挥以“红门会”会员为骨干的反革命分子分3路向中共阳新县委、县总工会、县农协扑去，并四处搜捕罗伟、曹大俊、柯松涛等共产党领导人。
他们将抓获的农协特派员成子英和农协会员谭民治、曹树光、石树荣等九人五花大绑拖到县城的城煌庙露天戏台的台柱上，乱棍齐下，打得九人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最后浇上煤油，活活烧死。
当时，黄春生也挤在人群中，9位农协会员之死惨不忍睹。夜半时分，黄春生偷偷跑出来找到被敌人通缉的共产党员柯松涛汇报了情况。
柯松涛鼓励黄春生要坚定革命信念，不要被敌人的猖狂所吓倒，同时注意隐蔽自己，保存革命火种。
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仓下村下坳组
柯松涛转移至赣北，1928年5月被国民党民团抓捕，壮烈牺牲。黄春生得知后，跑向村后山坡的松林里放声痛哭。
8月，中共阳新县委重新恢复，相继在木港、枫林、富池一带秘密发展党员，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斗争，黄春生的家乡也建立了区委。
1929年春天，由区委书记袁凤鸣介绍，年仅18岁的黄春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夜，帮助区委传递情报的嫂子知道黄春生入党之后，激动地说：“春弟，参加革命成了党的人，要为党奋斗！”
黄骅面对慈母般的嫂子，叮嘱她要保守秘密，否则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嫂子默默点点头。就这样，黄骅参加了红军。
何长工看着黄春生穿上军装的威武英姿，拍拍他的肩膀说：“你是一匹骏马，将来一定驰骋疆场。改个名字，你就叫黄骅吧！”从此，黄春生改名黄骅。在革命的征途上纵横驰骋。
何长工
黄骅参加红军后，作战英勇，接连受奖。他历任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长、红军大学干部团政委等职。
黄骅还曾参加过攻占岳州和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参加了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0年7月，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黄骅参加攻城突击队，手持大刀冲杀在前，直到中弹负伤，才被救下火线。
长征中，为掩护主力转移，他率部几经险阻危难。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至四川阿坝地区正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突然遭到敌人的攻击。
在这紧急关头，他率部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将敌军紧紧地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正当他们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时候，多亏红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及时赶到，才使他们虎口余生。
黄骅就是这样，在历经枪林弹雨的拼杀和雪山草地的艰辛。到达陕北之际，他已经成长为红军部队的一名骁勇善战的中层领导干部，准备接受党交予的更大的任务。
黄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揭开了抗日救国的序幕。9月，黄骅跟随八路军115师从陕西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太原岌岌可危。
为了加强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任命黄骅担任山西省委军事部长，先后在山西等地通过牺盟会建立抗日游击队，发展共产党员。
12月，黄骅和几十名军事干部在晋西等地组建游击队，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2400多人，并先后打击了敌人。
1941年，身经百战的黄骅受命担任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区副司令员，并在新海县一带作战。
黄骅刚来到教导旅，便指挥部队打了不少胜仗。在杨庄伏击战和齐庄伏击战中，先后指挥新海县和十六团消灭了大量日军和伪军。
1943年6月30日傍晚近7时许，河北省新海县大赵村笼罩在蒙蒙细雨中。
大赵村
在村东南角的一个大院的东腰房里，正在召开冀鲁边军区司令部侦察通信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是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
三分区司令部参谋长林兆刚发言，突然，门“呀”的一声被推开了，随着一声报告，走进一个人来，原来是一分区司令部参谋周云峰，他站在门边向黄骅副司令员敬了一个礼，问道：“邢司令岛上有信来吗？”
黄骅说：“有，上午刚送来的，他说你没有去山东学习，要回来。”
“我刚到狼坨子就病倒了，一直躺在炕上，病好了学习期也过了，邢司令让我回来工作。”
“那好吧，你先去管理股休息，我们这里正在开会。”黄骅说完，示意迟林兆接着汇报。但周云峰并未离开，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和屋内的几个熟人打着招呼。
当他看到院内闪动的几个黑影时，突然抬高嗓门说：“这天气也真是……”随着他的话音，门边闪出几个穿蓑衣的人。
黄骅此时已感觉情况有异，正要掏枪，但已经来不及了，罪恶的枪声响了，黄骅倒下了。接着四五个匪徒用短枪向屋里猛射，与会人员因来不及反抗都被打倒在血泊之中。为首的匪徒见阴谋得逞，走过去踢了黄骅一脚，挥舞着手枪说：“走！”
图左为黄骅
匪徒们刚要走出院门，正遇上10分钟前被黄骅派去找煤油灯的警卫员小李子和范为民，他们听到枪声急忙往回赶，在大门口与匪徒们发生了混战。
范为民扔出一颗日本造手榴弹，当场炸死了一名匪徒，其余的见势不妙，边打边向村外跑去。警卫战士顾不得追捕逃跑的匪徒，赶快跑进会议室，一幅惨景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坐在正中的副司令员黄骅已经牺牲了，同时遇难的，还有军区司令部参谋主任陆成道、政治部锄奸科长陈彪、司令部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一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董兴根。
这时，司令部机关干部和警卫连也闻讯赶来，身负重伤的军区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池田、侦通站站长齐耀庭、二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刘金才、三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迟林兆，他们断断续续地说：“快！抓住冯冠奎！”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几十秒钟。警卫连立即派出两个排向凶手逃跑的方向追去。由于天色已晚，再加上下雨未能抓获凶手，只是从青纱帐留下的血迹判断，有几个凶手被警卫连的机枪打伤。
黄骅副司令员遇难，成为抗战以来我军高级领导第二起遭内奸行刺的严重事件。此事一出，引发了各级机关的关注和重视。
山东分局和115师首长罗荣桓、肖华等人收到电报后，立即向八路军总部、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汇报。毛主席收到报告后批示：这不是一次一般的暗杀事件，边区党委和军区加紧缉拿凶手，尽快破案！
很快，内奸周云峰被抓捕归案，可冯冠奎却没有下落。不久，一张通缉令便从中共冀鲁边区发往全国各地：
冯逆冠奎于六月三十日晚七时许率十余人叛变，刺死我边区领导人黄骅、陆成道同志，凶残万状……边区军民，无论男女老幼，皆应协力同心缉拿凶手归案法办。
签署人邢仁甫、王卓如、周贯五、刘贤权、张永逊、张耀增、王连芳等7人。
许多人看到，司令员邢仁甫得知黄骅遇难的噩耗悲痛万分，还指示相关部门一定要抓住凶手，为黄骅报仇。
可军区机关一些了解情况同志却在冷眼观察着邢仁甫。在冀鲁边区，冯冠奎这个土匪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原本就是一个杀人越货的土匪，后来逃到新海县冯家堡投奔我们的海上特务团！
当时，许多人都不同意收留他，但邢仁甫说：“抗战不分先后嘛！要允许别人进步。”邢仁甫不仅同意收留他，还特地提拔他担任军区司令手枪队长。
邢仁甫
可冯冠奎没有改掉自己的土匪习性，还目中无人，多次违反军纪。很多同志向邢仁甫反映此事，他却屡次包庇，将其视为自己最得力和信任的左膀右臂。
因此，黄骅被暗杀，冯冠奎逃走，大家不由地将线索锁定在邢仁甫身上。虽然大家心中有疑问，但只要成功抓到冯冠奎，真相便水落石出了。
可一连十几天过去了，凶手依旧逍遥法外，案件没有进展，正当115师首长愁眉不展之际，突然收到清河军区电台发来的电报。
译电员刚刚翻译了两行，不由得大吃一惊。但他还是迅速冷静下来，用最快的速度翻译完了这份电文，送到师首长首长。
这封电报是教导六旅独立团团长冯鼎平发来的。在电报中，他汇报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将冯鼎平找到望子岛上说了这么一句话：“'南蛮如果干部中有人顶牛，先崩了再说！”
此外，邢仁甫还透露自己想要投奔日本人或者国民党打算。冯鼎平便回到驻地垦区，找到一营领导说了邢仁甫的计划。
黄骅烈士墓碑
当即，大家便给予了坚决反对。其中的刘虎臣拿着枪说：“让我们叛变党组织，简直是做梦！”
在大家的批评和帮助下，冯鼎平终于醒悟过来，还决定向115师首长和山东分局揭发邢仁甫拉着他叛变的罪行。
由于邢仁甫控制着冀鲁边区的电台。为了防止泄密，政委姚昌洲赶到清河郡去，并向115师首长转报了这一情况。与此同时，他们还对邢仁甫的亲信监视起来，让冯鼎平前往望子岛向邢仁甫假意表忠心。
由于新来的情报过于突然，但罗荣桓、肖华等人还是当机立断，让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携带电台立即赶到独立团驻地，一边设法稳住邢仁甫，一边想办法稳住部队情绪，同时配合冀鲁边区党委抓紧破案。
根据上级指示，刘其人迅速赶到独立团驻地，途中，他还遇到；1独立团派往清河军区报信的冯鼎平。
原来，冯鼎平来到望子岛时，发现邢仁甫已经下决心要叛变，还联系了日军派船只来岛上接应自己。于是，刘其人立即拟写好电报，并向115师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
很快，刘其人回到驻地后，立即召集干部召开会议，让冯鼎平介绍了邢仁甫叛变的内幕。对于目前的现状，刘其人作出四条指示：
一切行动都按照计划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就在此时，冀鲁边区党委的相关负责人并不清楚115师领导的指示，也不知道邢仁甫叛变的消息。
因此，摆在大家面前的有一道难题：究竟派谁来了解情况，取得联系呢？
这是一个既危险又重要的使命。因为送信人不仅要穿过日伪重重封锁，还要穿过邢仁甫死党控制的区域。因此，这个送情报的人必须要得到边区党委领导的绝对信任。
几经研究后，大家终于确定了人员。很快，刘其人便和独立团领导亲自送一条小船从垦区启程。
刘其人
只见这只船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睁着一双眼睛，随时警惕着不测发生，并且催促着船夫加速。
这个女子便是清河党校的负责人朱凝，同时也是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的爱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让她担负起了这个任务。
她原本在垦区养病，但是组织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她，朱凝将生死置之度外，毅然乘船完成任务。
这艘小船穿越看重重封锁线，终于成功抵达边区党委和政府的所在地——新海县毕家王文村。当他抵达目的地后，立即将115师长领导的指示传向冀鲁边区领导传达。
从此，大家已经清楚了邢仁甫投敌叛变的意图。不久，保卫部门还了解到一条重要消息：凶手冯冠奎和同伙逃到了海堡一带，还曾向邢仁甫发泄了自己不满：“刑司令让我一枪打死黄骅，还声称事成后给我钱，给我官做，现在怎么什么也不管了。”
自此，邢仁甫才是真正的主谋已经浮出水面。而在黄骅遇难后，他的的眼泪和言论，只不过是欲盖弥彰，贼喊捉贼。
王卓如夫妇
邢仁甫是盐山县人，曾在国民党军马鸿逵部当过通信排长、参谋，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活动能力也比较强。
1929年，邢仁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兵运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津南党组织在盐山旧县镇组织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当时，津南工委书记是赵缚，而在盐山发动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实际领导人是马振华和邱玉栋。
但是，“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会长却是周砚波、军事委员长是邢仁甫、这主要是从扩大统一战线、扩大“救国会”和“救国军”的影响来安排的。
同时，也考虑到邢仁甫搞过军事。在抗战的烽火中，邢仁甫领导部队打过一些胜仗，为党、为革命、为民族解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但邢仁甫的本质不好，把入党看成是“入股”，把带兵看成“草头王”，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军事上消极避战。
黄骅多次严肃规劝和批评，邢仁甫指使表现上接受，却在背地里怀恨在心，从1942年下半年，他先后三次对黄骅展开了暗杀，却都没有成功。
邢仁甫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强了对解放区和沦陷区进攻，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阶段。
在这样的严峻情况下，邢仁甫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即将走向穷途末路的。因此，他一方面消极避战，一方面加紧策划叛变的活动。
他不顾黄骅、王卓如等人的规劝，在新海县的一个荒岛，即望子岛上修建了一座“后方基地”，运动了大量食物，还带着警卫部队和妻子躲进了这个“安乐窝”。
于是，115师和山东分局便决定将邢仁甫调到党校学习，黄骅担任旅长兼军区司令员。但邢仁甫坚决不服从组织决定，赖着不愿意离家。
与此同时，邢仁甫加快了叛变的步伐。再加上115师和山东分局没有及时预料，一拖再拖，也就给了他可乘之机，酿成了大祸。
在查清邢仁甫的罪行之后，边区党委在王卓如的主持下开会。大家根据朱凝传达的一一五师领导关于“不要操之过急，尽可能避免刀戈相见，否则斗争公开，容易被敌人利用，引起混乱，妨碍大局”的指示，决定以开会为由把邢仁甫诱出望子岛，实行拘捕。
此时的邢仁甫还打着他的如意算盘，准备再多拉拢和蒙骗一些干部和部队投敌，所以接到边区党委开会的通知后，邢仁甫就乘船离开了望子岛。
靠岸后，驻在毕家王文村。当晚，军区派特务团副政委赵德修带两个连从毕家王文村正面进村，逮捕邢仁甫。
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县长刘冠英带领新海县大队围剿驻在山后村的邢仁甫的死党——边区后勤部长潘特和无棣县长邢朝兴，并包抄邢仁甫的后路。
但是，当我特务团接近毕家王文村时，隐藏在特务团的内奸、四连连长王爱芝突然“砰、砰、砰”朝天连开三枪，整个行动计划立即被暴露、破坏，部队遂跑步散开包围了毕家王文村。
但是，狡猾的邢仁甫，一听到枪声连衣服也没穿，光着脚就跑出村庄钻进了高粱地，拼命向海边跑。
在一个交叉路口，正遇上一侦察员骑驴回村，邢仁甫欺骗说：“快下来！有情况！”侦察员不知道邢仁甫叛变，跳下来把毛驴让给邢仁甫骑，自己拔枪进行掩护，遂使他侥幸逃脱了部队的追捕。
邢仁甫
邢仁甫逃到海上以后，继续施展其卑鄙恶毒的伎俩。他给各县干部写了许多亲笔信，并大量散发传单，造谣污蔑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宣传部长李启华是托派，压制地方干部等等。
他还并肆意挑拨边区党委领导之间，边区党委与各地委、县委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企图分裂革命队伍。
斗争，已经公开了！为了揭露邢仁甫的叛徒面目，团结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边区党委也接连发出一些公告、布告。
7月20日，邢仁甫的亲信孙长江写了《向区党委的声明》，反戈一击，揭露了邢仁甫从谋害黄骅到叛变投敌的全部过程，还把邢仁甫先后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交了出来。邢仁甫在最后一封信上写道：
“事已如此，宜派人暗杀王卓如、李启华，就可挽回危局……想法把部队拉出来……”
边区党委一边向各级党组织和部队公布这些材料，一边发出《为邢仁甫叛变告全区同胞书》，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弄清了事实真相。
此时的邢仁甫，伪装已全部被揭穿，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只好带着老婆宋魁玲和亲信刘永生逃至天津。
由于没能按以前向日军保证的拉出4000人的部队，他不敢直接投靠日本主子，便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挂上了钩被委任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
不久，日军也委任他为沧县以南“六县剿共司令”。日军投降后，邢仁甫又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任天津站一级中校组长。由于他死心塌地反共，国民党又封给他一个河北省第二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头衔。
但是，凡是走狗都没有好下场，制造黄骅惨案的刽子手们最终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最先是冯冠奎因多次反水、反复无常，被日伪所杀。
杨铮侯和陈二虎走投无路，投靠国民党军张子良。张子良对陈二虎曾经杀害他的亲信怀恨在心，便假意答应，在暗中设下埋伏将这些人杀害。
他们刚一进城，城门两侧突然弹雨齐发，陈二虎和几十个兄弟都倒下了。剩下的几个叛徒虽然幸运地死里逃生，却也难逃历史对他的惩罚。
1945年9月12日，无棣县解放，杨铮侯、邢朝兴被解放军俘获后被处决。刘永生则在解放后躲在广东，被我军查获后押送到边区被处决。
在这些人当中，最有趣的还是潘特的成功落网。潘特原来是冀鲁军区的后勤部部长。从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肖华在率部朝着冀鲁边区挺进时，潘特在挺进下属平津支队后勤部工作，难免要来纵队开会。
肖华在工作上认真，记忆力强。每次和干部一见面，都能记住对方的名字。因此，潘特这个人也在肖华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再加上邢仁甫叛变，潘特是其中的死党。这样一来，肖华对他的印象就更深刻了。
1948年，冀鲁边区全境解放。潘特一看情况不妙，便逃窜到北京。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潘特自知罪孽深重，从此改名换姓，在前门口卖起了香烟。
这样一来，自己俨然是个普通小贩，他也自以为没有人认识他了。可没想到，肖华经过前门，一瞥发现眼前的小贩非常眼熟，脑海中瞬间出现了潘特的面容，也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肖华的汽车缓缓停在路边，潘特还以为对方是和他买香烟的顾客。但传来一句话，差点让他昏过去：“潘特，你还认识我吗？”
肖华夫妇
潘特缓缓抬起头，只见一双眼睛盯着他，而他也认出来眼前的人正是当初挺进队司令员兼政委肖华。
潘特长叹一声，双腿瘫软，不由地跪下来。黄骅虽然牺牲10年，但肖华依旧能从人头攒动的前门认出这个叛徒，可见他对黄骅的思念和对叛徒的愤恨。
1949年天津解放，杀害黄骅将军的主谋邢仁甫，也落入了人民的法网。1950年9月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给德州专署的158号法字令宣布：
经本府决定处该犯邢仁甫死刑，特押解你处。依据材料、罪状，召开代表性会议，宣判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群众反映报告本府。
津南人民奔走相告，刑场上，一时间人山人海，争相观看叛徒伏刑。在黄骅烈士墓前，人们献上一束束的鲜花和一枝枝松柏，以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
黄骅将军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像小山一样屹立不倒，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