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世界，方阵战术或者方阵体系是各大文明的普遍选择。从苏美尔的秃鹫碑中，就可以看见最早的步兵方阵。
方阵编队要求军队拥有连续大纵深的排列。通常以整条战线面对敌人，战线不同方向配置轻步兵、骑兵乃至战车等不同兵种。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战术选择，但整个战术体系基本是一线的。
方阵编队比起没有阵型的战团更加先进。当然，实际作战中的蛮族也曾击败过正规方阵部队，但这类条顿式冲锋显然更依赖蛮族尚武天性和大量人数。
古典方阵的巅峰，无疑是腓力二世发明的马其顿方阵。这种步兵方阵体系结合骑兵使用而产生的“锤砧战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中得到了华丽的展现、他带着40000多人征服波斯。后起的罗马将领们也纷纷以大帝为榜样，追求永恒的荣耀，连暴君尼禄都曾仿照马其顿风格建立新军团。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帝最著名的高加米拉会战，就会看到大帝在方阵后排布置了一排辅助方阵：
此战中，马其顿左翼与中央方阵间出现缺口。大流士的波斯、印度和帕提亚骑兵趁机突破，一直冲进后方的临时大营。但亚历山大事先安排的后排方阵，及时赶到并发挥了预备队作用，将侵入者全部驱赶出去。
事实上，从亚述时代的王家禁卫部队开始，到波斯人的不死军，预备队在古代军队中早已出现。他们在战役中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也是将领手中的关键力量。这种预备队的思想，后来还会启迪罗马人的线式战术。
早期的罗马人和周边族群并无什么战术并差别，大体上仍属于旧方阵体系。根据Dionysius与Plutarch的记载，入侵的凯尔特人教会他们三线阵体系，使罗马军团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
这种以120人为一个支队（maniple）的体系分为三排，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青年兵（hastati）、成年兵（principes）和后备兵（triarii）。
至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战术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看看凯撒亲笔的不列颠战况：敌人从来不用密集的阵形作战，只分成许多小股部队战斗，彼此间隔着大段距离。另外又派出一些分遣部队安置在一定的场所，以便各部分之间彼此掩护。作战疲乏了，有精力充沛的生力军替换。
这种做法非常接近罗马的三线阵，主要特征为士兵间隔较为疏散，比起方阵体系更加灵活。这种多线布阵的小编队机动性比起大纵深的密集方阵更高，可以完成较复杂的战术动作，因而赋予新体系以更多的战术选择，也给了下层军官战场发挥主动性的空间，例如在面对马其顿人时，弗拉米尼乌斯并没有亲自下令，一名护民官自己组织了一次迂回。
公元前58年，凯撒在对阵赫尔维几人，侧翼忽然出现波伊人与图灵吉人的援军。危急关头，罗马人的第三线全部中队侧向行军，迅速到新方向堵住缺口。
这类非常灵活的战术动作，还能从另一场战役看出。在对阵苏维汇人时，罗马前排战线被蛮族的野猪头阵型冲得七零八落，全军都处于岌岌可危状态。此时，在没有统帅命令的情况下，小克拉苏迅速骑马冲到后方，下令后排中队迂回运动。他们从侧翼包抄敌军，最终将他们包围击溃。
当然，自马略改革后，军团已不必每次都摆出传统三线阵。他们将按照统帅的需要部署，临机摆出一线、二线、三线队列。例如《阿非利加战记》中，凯撒对阵拉频努斯时甚至摆出过一线阵型。
罗马人的线式体系具有很高的灵活性，从而赋予将领更高的指挥容错率。一个重要旁证，便是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他率军进入意大利时，麾下部队主要采用传统方阵编组。尽管数次击败罗马，却主动学习对方的多线体系。等到扎马的决战阶段，双方摆出的队列已完全一致。
当然，也有不能真正理解三线阵内涵的瓦罗，在坎尼之战中将士兵间隔全部填满。由于主动放弃灵活性，而片面追求大纵深，因此遭至严重惨败。反之，凯撒在法萨卢斯对阵庞培，从已经被严重削弱的各编队抽调兵力，组建了第四线编队。他们在前排掩护下行军到侧翼，驱散来袭的敌军骑兵，进而席卷对方的整个侧翼。
到了近代，军事改革家吸收古典案例。首先是西班牙人的棋盘格布阵，因士兵普遍装备4米长枪而看似模仿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实则是对罗马三线阵的粗糙模仿，希望建立相互掩护的预备队。
荷兰的莫里斯亲王改革更加激进，采用纵深较浅的线式编队，而布阵同样采用三线。下图为Henry Hexham著作the Principles of the Art Militarie Practised in the Warres of theUnited Provinces第二部分中的荷兰军队理论布阵图，刻板署名为1638年。
莫里斯的改革灵感，分别来自很多古典军事作家。譬如2世纪罗战术作者作家艾利安，以及《亚历山大远征记》的作者阿里安，还有另一位《希腊战术五十四章》的作家克劳狄。
荷兰火枪手的后退射击规范，就是路易受艾利安书中关于投掷标枪石头的段落启发。全军的预备阵线，也是受到罗马三线阵影响。直至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为强化线式编队的正面火力，索性将队伍拉长到只有前后两线。
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布赖滕费尔德，瑞典人的盟友萨克森军队忽然崩溃后，迅速将后排预备线士兵左转。他们依靠极高的操练水平，赶在敌人完成包抄前就堵住缺口。这也是自古罗马灭亡后，类似的华丽战术动再现人间。
此后，更新的日耳曼综合体系产生。名将蒙特库科利在手稿中对其进行描述：现在所有指挥官都习惯了布置超过一线的阵列，这种战术被德国人叫做Treyfach。帝国军在吕岑、苏尔特、诺德林根、维特施托克、弗莱堡和几乎其他任何战场都是如此。只有蒂利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没有如此，他将全军布置成一线，下场非常悲惨。
英国的奥雷里伯爵，根据在爱尔兰的作战经验阐述：将领绝对不能将全军一次投入战斗，因此须将军队分成两线或两个战列。如果地形、军队数量许可，可以排成三线。这些战线实际上相当于一支支新的军队，如果第一线被突破，第二线仍然完整，常常可以扭转局势，尤其是在第二线的布阵距离第一线位置恰好时。这种情况下，第一线崩溃后，第二线不会（因过近）受到干扰，同时第二线的中队也不是很远，来得及填补任何第一线出现的缺口，同时自身不会瓦解。
此外，欧洲的军事改革家总结各时代经验，还得出以下要点：布阵要尽量多线，至少要布置二线，兵力足够甚至要布置三线。一方面在前排损失时可以由后排填补，另一方面可以作为预备线防止侧翼被突破。第二线和第一线距离不能太近，防止前排崩溃时后排被席卷。但也不能太远，要来得及替换或支援第一线。最后，线列之间要留出预备通道，以供各排通过。
而且，线式编队并不机械呆板，可以组合成各种纵队、横队或梯形编队。这些思想发展到后世，就是近代军队的基本布阵。一个军的各师以横向编队朝向敌军，师中各旅前后多线排列，比如二旅师就排成二线，三旅师可以排成三线。旅的各团成横队布置，留一到两个团作为预备队在后排纵队列阵。团下各营一线列阵，或纵队列阵，或混合编队列阵。营中各连以三行纵深横向排开。
这种排列的意义，就在于军队基本单位为线形单位。可以方便灵活完成机动，各条战线有自己的预备队，补缺由他们完成。后排的战线则保持完整，以保证随时有未参战战线转向侧翼敌人，或对敌侧翼进行迂回。
线式战术对士兵训练要求很高。在古典时期，唯独罗马才拥有这样的高训练水平军团。近代的军事训练更加完善，才得以将古老的智慧重新带回人间。
相比之下，古典晚期的衰落帝国，更加倾向于使用密集旧方阵战术。其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财力下降致使训练水平不到位。这个趋势延续至中世纪，又赶上骑兵技术一日千里的特殊阶段。可以算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一段弯路”。
过去，很多人强调一些新的技术发明。比如马镫的推广使用，导致步兵地位的长期没落。然而，高桥马鞍与金属马镫的引入，远晚于罗马军团衰落。可见技术因素虽不能忽视，也难以被当做变迁的决定性要素。
近代欧洲军事改革家们将古典的智慧复兴时，各类“复活的军团”征服了新旧两个世界。与之相称的远非技术革新，更多源自社会组织、财政汲取，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纯粹关系。胜利者总是避免自己人吃亏，失败方则乐于算计除自己以外的所有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