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第38师师长孙立人指挥手下1个团的兵力，在缅甸的仁安羌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
仁安羌大捷，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客胜主的一场巨大胜利，而缔造出这个奇迹的中国远征军第38师师长孙立人，也由此获得了“东方隆美尔”的美誉。而环顾8年的抗日战争史，孙立人也是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
为什么说仁安羌战役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呢？
参加这场战役的中国远征军第38师第113团、满编兵力只有1121人，而日军方面却有4000之众，兵力对比达到了1：4，无论怎么看都是毫无胜算的。
而在孙立人的指挥下，中国远征军最终取得了胜利，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声威。
更令无数饱受侵华日军压迫的同胞们大快人心的是，当仁安羌战役结束之后，自诩为崇尚“武士道精神”的一大批日军部队却沦为了中国远征军的俘虏。
面对这些俘虏，孙立人大手一挥，当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盘查所有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对他们施以极其耻辱之惩罚，以告慰遇害同胞们的在天之灵。
要知道，早在192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中就曾明确表示，战俘应该收到保护。
然而，面对国仇家恨、以及面前这些作恶多端的日本侵略者，孙立人却顾不得许多，毕竟只是南京大屠杀、就有30多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同胞被残忍杀害！
那么，孙立人是用怎样的耻辱手段、去惩罚那些日军的呢？他又是如何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取得了仁安羌战役的胜利的呢？
随远征军入缅
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日本侵略者虽然占领了武汉，但这场长达4个月的战役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军人顽强的毅力、与保家卫国的决心。
日本起初的意图很明显，就是靠着几场速战速决的战役、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但此时日本政府对这个企图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抗日战争也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打算另辟蹊径，希望派兵占领缅甸、印度等地，进而威胁我国的大西南。
1942年初，日军接连攻占缅甸首都仰光、以及军事重镇曼德勒，意图切断中国与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的联络干线：滇缅公路。
中国政府自然明白滇缅公路的重要性，早在1941年底，中英就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所以，当缅甸遭受日军入侵之后，杜聿明便带领由第5军、第6军、第66军共10多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
此时，孙立人担任第66军新编第38师师长，自然也跟随远征军进入缅甸战场。
孙立人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文武全才。
1920年，年仅20岁的他就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之后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后来又考入了号称“南方西点军校”之称的美国维吉尼亚军校。
正是因为这个经历，让原本土木工程出身的孙立人踏入军旅，从一个小小的中尉军训队长、一跃成为少将师长。
1942年3月8日，势如破竹的日军占领了缅甸首都仰光，随后更是只用了3天时间，就将战线向北推进了150公里。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第一场战役，就是著名的“曼德勒会战”。
1942年4月初，中国远征军与英军在曼德勒会合，打算在此与日军展开决战。
然而，就在战役一触即发的时候，英军却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在他们的眼中，此次日军来势汹汹，而英国本土距此地万里之遥，就算缅甸全境丢失，也威胁不到英国的安危。
英国人心中唯一考虑的，是如何从容不迫地将军队撤退到印度。他们自始至终都认为，缅甸是迟早要被日本军队占领的，既然中国远征军打算与日军血战到底，那么己方站在一旁“摇旗呐喊”就好了。
果然，在4月14日，也就是决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英军竟然四散而逃。其中，英军第一师有着近万人的兵力，竟然连一枪都没开，就慌忙朝着仁安羌方向撤离。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英军第一师仓皇撤退的时候，日军第33师团早就掌握了他们的一举一动、悄悄绕到了他们的身后，并且迅速占领了仁安羌后方的滨河大桥。
此时的英军第一师，俨然成了日军砧板上的鱼肉。
英军驻缅甸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得知这个消息后，竟然还厚着脸向中国远征军请求支援。
“我军第一师粮食已断绝两日，万分困难，势将瓦解，望友军施以援手”。
当蒋介石收到这封求援信后，便当即下令，要求新编第38师派1个团的兵力前去支援。
仁安羌大捷
接到命令的孙立人心痛至极。
远征军一个团只不过一千人左右，面对的却是日军一个师团，这简直是在把战士们往火坑里推。
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孙立人也无可奈何，只能亲自率领手下第113团奔赴仁安羌。
抵达目的地后，孙立人并没有贸然下达进攻命令，毕竟敌众我寡、需要静待时机。
然而，英军第一师师长施利姆却坐不住了，他当即给孙立人发去电报：“我们已经苦苦支撑了两天，如果你们再不行动，恐怕就要全军覆灭了”。
孙立人在看过电报后十分气愤，他冷哼道：“我手下的士兵都是爹生娘养的，怎么能贸然行动”。
他转身对一旁的副官说道：“给施利姆回电，就说你们既然撑了两天，那就再坚持坚持，我保证把你们救出去”。
在搜集到足够的情报后，孙立人便开始周密的部署。他将手下的一千余人以连为单位，在仁安羌一带活动、并有意让日军发现踪迹，这样一来敌人就摸不清我军究竟有多少兵力。
等到第二天（4月18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孙立人便给113团团长刘放吾下达了冲锋命令，向滨河北岸的日军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他又派遣小股部队从日军两侧发起突袭，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扰乱对方的军心。
当枪炮声响起之后，滨河北岸的日军部队如临大敌，他们以为受到了大部队的进攻，根本无心恋战，纷纷朝着滨河南岸逃跑。战斗持续到中午，中国远征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滨河北岸。
第二天清晨（4月19日），孙立人下达渡河强攻的命令，以第1营、第3营负责主攻，第2营负责掩护。
在这次战斗中，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位于滨河南岸的“501高地”。
因为河岸周边十余里全部是一览无遗的平地，而日军在501高地上已经布置好了机枪阵地，倘若不拿下这个高地，那么中国远征军将付出惨烈的牺牲。
可是，当我军冲上高地之后，不死心的日军则展开了反扑，他们也明白501高地的重要性。
在经过连续三次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之后，我军将士们终于将这里的敌人全部消灭，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结束战斗。
此战，中国远征军阵亡204人、负伤318人，击毙日军1200余人，俘虏近千人，成功解救了被围困在仁安羌的英军第一师。
对“禽兽”的惩罚
仁安羌战役结束之后，孙立人望着眼前一大片蹲地抱头的日军战俘，心中厌恶无比。
他们长得人模人样，所做的那些恶事、却是与“禽兽”无异。
遥想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日军占领了南京，竟然屠杀了30多万无辜的老百姓！
那个时候，孙立人因负伤在香港休养，得知这一消息时愤慨万千，当即立下誓言：“不替那些遇害的同胞报仇，誓不为人”。
想到昔日的誓言，孙立人便安排人举行了一次审判大会，将进入过南京的日本兵全部单独关押。
审判完成之后，他便毫不犹豫地说道：“这些在南京参战过的，手上沾染了太多无辜人的血，全部枪毙！”
然而，手下的将士们却面面相觑，迟迟没有行动的意思。
见众人还愣在原地，孙立人再次说道：“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此时，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刘放吾这才走上前来，十分为难地解释道：“他们是战俘，《日内瓦公约》规定不能杀”。
孙立人自然知道《日内瓦公约》的内容，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认为对这些惨无人道的“禽兽”，必须要惩罚。
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些“禽兽”们终于留下了后悔的眼泪。
他们全部被剃光了头发、身上的衣服也被扒光，赤条条地关押在牢房中。考虑到东南亚一带雨水充足，孙立人还下命令，只要是下雨天，就要把那些战俘拉到营房的空地上，让他们好好洗个澡。
起初的时候，日军战俘们还纷纷抗议、甚至破口大骂，但谁敢不服从，就会被单独拉出来关押，并且还会配两名战士与他们“谈心”。没过几天，他们也不敢再抗议。
不久之后，孙立人接到命令，要他准备清点战俘人数，准备全部送往集中营关押。于是，孙立人便在转移战俘的前几天，下令不再给他们食物和水。
等到负责运输战俘的卡车到来时，他们早已被饿得气息奄奄。孙立人还特意交待：“山路不好走，你们尽可能慢一些，车厢也千万不要打开，免得他们跑了”。
运输兵们也是心领神会，原本只需要5天的车程，硬是走了十多天。
日军战俘们不仅要忍饥挨饿，还要在逼仄狭小的车厢内睡觉、排泄，每天呼吸着混浊恶臭的空气。
在这漫长的运输途中，每个战俘都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自己能够挺过去。
甚至有的人已经崩溃，止不住地号啕大哭，忏悔自己所犯下的罪孽。
等运输车抵达集中营的时候，原本近千人的战俘只剩下100人左右，而且全部精神恍惚、瘦得皮包骨头。
这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
当这件事被传回国内后，引得无数人拍手叫好。
孙立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有着自己的底线：做了坏事就要收到惩罚，就算是自己的下属也不行。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孙立人已经是新一军军长，奉命率军前往东北。
当部队刚刚入驻沈阳后，他的老部下潘徳辉就行色匆匆闯入办公室。
“军座，咱们军一个团长抓了几个日本女人，准备……”
还没等潘徳辉说完，孙立人就猜到了他接下来的话：“是不是看着日本投降了，就想着抓几个日本女人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闻听此言，潘徳辉沉默着点了点头。
见对方默认，孙立人当即站起身冲了出去，赶到了那名团长的住处。
刚走近门口，就依稀听到房间内传来的哭喊哀求声，孙立人铁青着脸一脚将房门踹开，把一脸懵的那名团长按倒在地上，拳头如雨点般砸在他的脸上。
“你还算是个人吗！跟小鬼子有什么区别！”
面对侵略我们家园的日本士兵，孙立人惩罚起来毫不手软，因为他们是作恶多端的“禽兽”。
而面对没有作恶的日本普通人，孙立人还是理智的，并没有“一刀切”。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军人，在面对敌人毫不手软的同时，还能保持明辨是非的理智。
只有这样，我们的祖国才能在日益强大的同时，赢得世界更多的掌声与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