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季的一天，中南海，正在办公的毛主席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了一阵嘈杂之声，正要起身查看情况，一名卫士火急火燎地闯了进来，说道：“主席，外面有位叫李治的同志说要见您，我们看他身上带着枪，就把他给拦在外面了。”
新华门
主席听罢，原本紧蹙的眉头顿时舒展了许多，说：“别说带着枪，就是带着刀子也要让李治同志进来。”
那么问题来了，李治和毛主席之间有怎样的交情，竟能得到主席这样的信任？而他火急火燎的带枪来见主席，究竟有着什么十万火急的大事呢？
从“国党”名医到红色军医
1899年，李治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父亲是光绪年间的秀才，受家里的影响，李治年幼时期就立下了治学的人生目标。从当地的四教书院毕业后，李治升入县立禾川中学，恰逢此时当地爆发了霍乱疫情，百姓因疫死亡者不计其数，而亲眼见识到人间炼狱的李治深感“读圣贤书救不了乡民”，于是立志学医，成功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
从医学院毕业后，李治返回家乡，在省会南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对于那些看不起病的穷苦百姓，李治每月都会下乡义诊，被当地人称作“赛华佗”。
李治
当时李治的心中并没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只想当一个不问世事的好大夫，然而天不遂人愿，一场不大不小的“玩笑”改变了李治的人生轨迹。
1930年，一名患病的国民党军官来到李治的诊所，那人在接受了李大夫的治疗后，觉得此人如果不能为党国所用，那这一身医术可就要明珠蒙尘了。于是就干起了反动派的老本行——拉壮丁，他威胁李治前往国民党军中工作，而面对这种“不讲武德”的邀请方式，李治没有办法，只好拿起随身药箱前往张辉瓒统领的18师中担任军医一职，为了方便在军中行走，还被授予上尉军衔。
张辉瓒对李大夫的“盛名”有所耳闻，在亲眼见识到李治的医术后，便将他安排到自己身边，让他专职为自己服务。
张辉瓒
从救死扶伤的良心名医到被迫成为反动派将军身边的私人医生，李治人生理想遭到了狠狠地践踏，眼见张辉瓒和手下的白军士兵在当地为所欲为，无恶不作，自己却无能为力，李治心中惆怅不已，终日生活在良心的谴责之中。
幸运的是，痛苦的日子很快就划上了终点。1930年下半年，张辉瓒收到了南京发来的军令，要他对新生的中央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张辉瓒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大兵压境”，“赤匪”必定落荒而逃，于是大摇大摆率领队伍钻进毛泽东为他精心准备的口袋阵里，一战之下，他带来的人马几乎损失殆尽，全军溃败之时，李治仓皇之中和张辉瓒一起被红军生擒。
昔日座上客，今朝阶下囚，李治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如此充满戏剧性，但既来之则安之，李治一向对济贫扶弱的红军抱有好感，此时虽然被俘，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感受下他没见识过的先进思想。
第一次反围剿示意图
在接受了相关教育并和红军相处了几天后，李治明白了何为革命，也懂得了什么叫做天下大义，思想的蜕变让他的人生得到了升华。于是他选择加入红军，为红军的医疗尽一份力。
加入红军队伍之初，由于自己有在国民党队伍里服役的经历，李治一度产生了思想包袱。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亲自来做他的思想工作，在交谈中在得知李治乃江西永新县人士时，主席抚掌大笑，说道：“贺子珍同志也是永新县的，这么一来，咱们俩还算是半个老乡了。”
贺子珍
主席和战友们的关怀让李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原本闭锁的心房也悄然打开，卸下了桎梏的他开始大展身手，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医务工作之中，很快成为了红军医务团队中的领军人物，是中央苏区医疗卫生战线上的开创者之一。
当时，李治在红军野战医院担任医务主任，负责收治在围剿中受伤的战士，他的救治工作相当成功，一千多名伤员中只有两位腹部伤员伤重不治，为红军的医务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苏区政府
革命的恩人
1933年9月25日，蒋中正集结百万大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誓要扑灭中国革命之火。由于李德等人的从中作梗，导致红军战术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不敌白军的汹涌攻势，被迫于次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此时已经成为红军第一医院院长的李治也率领医疗团队跟随主力开拔，踏上了长征之路。
长征之路异常凶险，天上有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地面则有陆战部队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损失惨重，李治率领医疗团队坚持在作战的第一线，从“鬼门关”中拉回了不少宝贵的生命，尽可能地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1935年3月，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地面部队的追击，然而队伍庞大，行军目标过于明显，反动派的侦察机很快就发现了我军的动向，随即数架战斗机向我军方向扑来，正在队伍中组织相关工作的贺子珍察觉情况不对，一把推开了在她身边的红军战士，招呼所有人寻找掩体隐蔽。可话音未落，一颗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了贺子珍的身边，爆炸的气浪瞬间将贺子珍掀飞，落地之后贺子珍浑身是血的昏死了过去。
此时，李治正在队伍后方安置伤员，听到贺子珍受伤的消息后，立刻拿着药箱赶到了事发地点。刚一到，就看到一群战士手足无措地围在贺子珍的旁边，因为不知道怎样处理伤口，他们面带悲色，有些战士们误认为贺子珍已经牺牲，甚至不由坐在地上痛哭起来。
毛泽东与贺子珍
李治连忙挤开人群，趴在伤员的胸口上，依稀听到了一丝心跳。这让他兴奋不已，于是他叫停了一旁战士的哭声，立即开始施救！李治吩咐众人赶紧去做准备工作，旁人听到贺子珍同志还未牺牲，不由又惊又喜，片刻之后，一个露天手术台搭建而成，众人小心翼翼地将伤员抬上病榻，等待李治的下一步指令。
在野外环境下进行外科手术，考验的不仅仅是大夫的医术，还有主刀者的心理素质。李治心知这场手术非比寻常，简直就是和时间赛跑，只见他拿起手术刀，切开了伤者的皮肤，从肌肉组织里取出一个又一个弹片，之后不断用酒精冲洗创口。虽然手术及时，可以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无法对伤者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李治只能凭借经验，尽可能地取出崩入体内的弹片，两个小时后，李治已经筋疲力尽、满头大汗，但终于是将贺子珍从死亡线上硬生生地拉了回来。
然而，老天给李治的考验还没有结束，就在从死神手中夺回贺子珍的五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8月，周恩来在红军过草地的途中突发重病，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人也瘦得厉害。当时，周恩来在前线指挥部工作，那里的医生认为周恩来是因为操劳过度而导致的重感冒，但也有医生觉得是罹患了疟疾，可在给他服用了相关药品后，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反而日益加重，无奈之下只能送到李治所在的野战医院。
事不宜迟，李治立刻对周恩来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根据临床症状，李治认为是病菌引起的肝脓肿，但其他医生却对李治的诊断产生了怀疑，为了能及时确诊，从而展开手术和治疗。李治决定对周恩来做穿刺检查。所谓穿刺检查，通俗一点就是用医用针头刺到病患处，通过上面留存身体组织来判断患者的实际情况，这种确诊方式要求很高的医疗技术。
然而众所周知，红军的医疗资源极其匮乏，平日注射使用的针头长度较短，不利于穿刺检查。更何况周恩来是红军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一旦穿刺检查没有抽出脓液，不仅使病人遭受到无妄之灾，万一出现医疗事故，对中国革命事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果不堪设想。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患者的病情不能再这样耽搁下去了，与其“慢性死亡”，不如放下顾虑搏一把，于是他毅然为周恩来做穿刺检查，一针下去，果然抽出了许多脓液，证实了李治对病情的判断，周围的医生纷纷对李治竖起了大拇指。
虽然确定了周恩来的病症，但如何进行治疗是摆在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外伤不伤及肺腑，只要做好治疗消毒工作，可以极大降低感染的风险。但如今周恩来病在肝脏，若要手术治疗必须打开腹腔，野战医院的简陋环境无法完成如此高难度的手术，众人束手无策，只得站在原地面面相觑，除了干着急外想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
就在众人苦思冥想之际，李治脑海中突然灵光一现，他想起来当年在医科大学读书之时，老师教给他们的一个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的治疗方式，那就是一个字——等。
在病理学中，如果不对肝脓肿进行干预，那么脓肿就可以将结肠壁烂穿，脓液就可以从结肠排出体外，盘踞在肝脏上的脓肿也就自然痊愈。但这种不加干预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凶险，因为这种治疗方式主要依靠病人自身的抵抗力，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唯一可行的疗法了。
既然选择了“保守”的治疗方案，那就要在其他层面上多下功夫，为了帮助周恩来快速恢复，李治和手底下的医务兵们在泥泞的草地里寻找清热解毒的草药，还找来了大量富含维生素c的豌豆尖。李治本人一有时间，就要守在周恩来的旁边，检查病患的排泄物。几天后，李治终于在排泄物里发现了脓液，这让他不由松了一口气，在服下了李治开的几贴药后，周恩来终于痊愈，随即便回到了前线指挥部中。
对于毛主席而言，李治救的这两个人，一位是他的妻子，一位则是一辈子的革命战友。于公，李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于私，李治给毛主席带去了动力和新的希望。对于这样一位对革命有功的当代华佗，毛主席对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红军抵达陕北后，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极度缺乏，没有长途行军经历的李治终于支撑不住，一病不起。消息传来，毛主席对李治的情况很是关心，不仅安排最好的医生进行治疗，又委托贺子珍去看望他，让她陪这位救命恩人说说话，并送给他亲笔写的字条——“李治不能死！”感受到主席的殷切期盼后，李治笑了笑：“跟毛主席说，我李治还死不了，我还要给战士们治病呢！”
最后，凭借着坚强的意志，李治终于战胜病魔彻底痊愈。而身体一恢复，他就再次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去！
人生的价值
到了延安后，李治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被任命为边区医务学校的校长。当时前方战事吃紧，医务救治人员极度短缺，因此有人提议能不能让医务兵的受训时间缩短一些，但李治态度坚决，认为医学问题不能当作儿戏。在校任教期间，李治不仅自己对学生言传身教，还经常请边区的一些著名医生讲课。
马海德
毕竟那时候的延安，有大量国际主义战士，诸如专攻皮肤病的马海德，野战创伤治疗专家基洛夫等。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在国内外各方专家的联袂指导下，边区的医务护理事业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拯救了无数战士们的性命，为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后，军用医务事业也掀开了新的一页。1950年11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在南京筹备新中国第一所军事院校，李治也跟着刘伯承前往南京，担任医务部部长，组织医疗部队的教学建设。
此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李治见整个医务部没有一台像样的医疗器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李治只好去找院长刘伯承要经费，但此时刘伯承的手里也没有几个子，就干脆劝他去北京，找毛主席要点经费来。
于是李治风尘仆仆赶往北京，因为一时着急，就带着枪去了中南海！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个小插曲！但毛主席是十分了解李治的，因此特批李治带枪觐见！
而主席和总理见到李治后，得知是刘伯承叫他来要钱的，周总理不由哈哈大笑：“看来李治上了刘伯承一个当啊，我看不是你缺钱，是他的军事学院缺钱了。”然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商量了一下，大笔一挥，直接批了3亿元旧币的经费给他。
刘伯承
李治虽然身居高位，但在他的口袋里永远都装着一支钢笔和处方笺，不管是出去办事，还是休假，只要有人找他看病，他都是热情接待。对于那些慕名而来的农村病人，李治担心一次会诊无法摸清患者的情况，光检查就要花一两个小时，对此警卫员和助手都觉得李治过于认真，太浪费时间，而李治则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一下，说道：“人家不远万里来我这里求医，我不好好看怎么对得起他们？”
严于律己，方能严于律人，作为中国医务事业的先驱者之一，李治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身份，他每天都要“微服私访”，去主管医院的门诊房巡诊，一旦发现有医生出现误诊，就要狠狠地批评一番，不少同志们都戏称他为“规格最高的流动医生”。
责任感、事业心、一视同仁的思想品格帮助李治实现了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而李治安贫乐道，不以物喜的性格特点让他的人性光辉迎来了新一轮的升华。1955年，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授衔仪式，李治被授予少将军衔，但不少人都觉得这个军衔对于李治而言，实在是低了一些。
对于这类“流言蜚语”，李治丝毫不在意，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道：“我本是一名医生，自然不如征战四方的骁将，是党和毛主席不愿让我那一点小小的功绩蒙尘，少将军衔于我而言，实在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有饭吃，有衣穿，有行医治病的机会就足够矣。”
淡泊名利，不求特权是李治的人生信条，对待自己的子女，他更是要打起十二分的注意，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靠父亲的名号行特权之事。他的小儿子受父亲的影响，前往西北边防部队以医务兵的身份服役，每天只能吃干菜，睡帐篷，条件异常艰苦，当部队领导得知李将军的儿子在一线部队时，准备把他调到军区直属队里。而李治从儿子口中得知此事后，立马写了封信寄给了部队领导，要求不要照顾他，一定要把他放到第一线，这样才有意义，才有锻炼的价值。
李治将军一家
1989年2月，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李治将军因病离世，斯人已逝，但他不与群星皓月争辉的高尚品格却长存在这片他所挚爱的土地之上，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光辉印记。
参考文献
求索与蝶变 中央苏区时期党外红医群体革命信仰形成的心路历程——江先锋
少将级军医李治的红色传奇——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