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29日，已经去世五年的贺龙元帅终于得到的平凡。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毛主席更是痛心疾首地说道：“贺龙是位好同志，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全国解放后，都是忠于党、忠于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凡是有人提起林彪等人给贺龙元帅捏造的罪状，毛主席总是严肃地用到“颠倒历史”、“蓄意陷害”这两个词语。
既然生前的“罪名”得到了平反，那么就应当在去世后得到公正的待遇。
于是，在不久之后，贺龙的遗孀薛明就向中央提出了要求：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将丈夫的骨灰移葬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
为什么薛明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原来，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革命公墓的建设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八宝山革命公墓建设初步完成，并且划分为三个区（第一区：安葬县级、团级以上干部，第二区：安葬省级、军级以上干部，第三区：安葬对革命有特殊功绩的干部）。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签署了《倡议实行火葬》的文件之后，八宝山革命公墓便又开始筹建了骨灰堂，并且规定部队中兵团级以上的干部、地方上部级以上领导可以安葬在骨灰堂一室。
贺龙作为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又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并被授予元帅军衔，自然有资格将骨灰安放到骨灰堂一室。
对于这个请求，中央自然是表示同意的。
只不过，从1974年10月薛明提出这个请求，到1975年6月贺龙元帅的骨灰正式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中间竟然相隔了半年多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1
虽然贺龙骨灰安放的事情已经敲定，但此时大家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骨灰找不到了。
毛主席听到汇报之后十分生气，那可是开国元勋、十大元帅之一，死后竟然连骨灰都找不到，这听上去简直如同儿戏一般。
于是，他当即下达命令，一定要尽全力寻找贺老总骨灰的下落。
那么贺龙元帅的骨灰究竟在哪呢？
1969年6月9日，贺龙因病去世。当天晚上，一辆灵车急匆匆地赶到缸瓦市兵马司胡同。
灵车上除了司机之外，还有八宝山殡葬处副处长彭志刚、火化场副主任任王峰。
他们三人来此处的目的，就是秘密处理贺龙元帅的遗体。
经过门口警卫的层层审查之后，三人终于走进了胡同里的一个院子，不一会儿的功夫便抬着一个沉甸甸的担架，塞进了灵车后箱中。而门口的几名警卫，也跟着上了车。
当灵车一路疾驰赶到火化厂时，已是午夜12点，彭志刚、任王峰等三人将贺龙元帅的遗体抬进火化车间之后，便被同行而来的几名警卫赶了出来。
第二天白天，两名军人来到了八宝山业务科办理存放手续，只见其中一人在姓名一栏上填写了“王玉”二字后，便将一个沉甸甸的骨灰盒摆到了台面上，压根没有要继续填写其他资料的意思。
随后，另外一名军人用命令的语气说道：“帮忙存放到老山骨灰堂”。
虽然工作人员心中满是诧异，但碍于对方军人的身份，也不便多问，按照要求办理了存放证。
骨灰安放好之后，从来没有人前来祭奠。久而久之，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就认为这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的骨灰，也就不再太过关注。
正因如此，贺龙元帅的骨灰就如同消失了一般，任凭他的家人如何寻找，也杳无音讯。
直到6年之后，八宝山业务科来了一位大人物：解放军总参管理局服务处的石守敏科长。
刚刚来到前台，石科长就向工作人员赵德路说明了来意：“请带我到老山骨灰堂认领一个骨灰盒。”
说完，石科长递过去一张骨灰存放证，编号为“0034”，正是当年贺龙元帅的骨灰存放证。
赵德路觉得蹊跷，老山骨灰堂他十分了解，那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地方，按理来说石科长这样身份的人来取骨灰，不应该是老山骨灰堂，毕竟级别不匹配嘛。
但赵德路并没有声张，正是默默地带着石科长来到了骨灰堂，将那个标有“0034”和“王玉”资料卡的骨灰盒取了出来。
2
贺龙元帅的骨灰找到之后，1975年6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最终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等单位对于贺龙同志骨灰安葬仪式要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
对于此事，周恩来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贺龙对于我党、我军，乃至新中国的建立，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北伐战争的时候，贺龙就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并且在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挺身而出，赌上性命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并且把手下的军队全部投入到了这场战斗中。
可以说，正是因为贺龙，才给了共产党人发动武装革命的底气。
在之后的岁月里，贺龙和同志们联手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实在是功高甚伟。
而从个人感情来说，周恩来与贺龙私交甚好。
1957年的时候，身为国务院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接见外宾，当时贺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便一同参加了晚宴。
那个时候，万隆会议刚刚结束没多久，中国代表团靠着“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基本方针，赢得了世界第三国家的高度支持。
正因如此，宴会上外宾频频敬酒，而周恩来也不想破坏这种融洽的氛围，连喝了几杯白酒。
一旁的贺龙见状，虽然没有说话，但心中却十分担忧，总理继续喝下去，恐怕身体会出问题。
于是，当接下来外宾再次敬酒的时候，贺龙猛地起身将周恩来手中的酒杯夺了过来。
“我们总理身体不好，医生也多次嘱咐一定要少饮酒，这杯我替他喝。”
话音刚落，贺龙便一仰头，将杯中酒倒入嘴中。
此时，周恩来却皱起了眉头。
倒不是因为生气，而是贺龙身患糖尿病，是根本不能喝酒的。他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体，主动站出来帮自己挡酒，一时之间周恩来心中千头万绪，一方面是感动，另一方面则有些自责，认为自己不应该让贺龙参加这场晚宴。
宴会结束之后，周恩来亲自将贺龙送回家中，临别之际对着薛明叮嘱道：“是我不好，贺老总今晚喝了几杯酒，恐怕醒来后身体会不舒服。”
周总理与贺龙元帅彼此之间惺惺相惜，这份革命友情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无论于公还是于私，周恩来都认为，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搞得如此低调，是有些说不过去的。
而这个时候，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发来电报，希望中央能够重新安排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
周恩来看完后，将这封电报转交给了毛主席，同时在最后附上了自己的意见：这样做万万不可，不符合1974年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精神，应当提升仪式规格。
当天下午，周恩来便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批示：照总理意见办理。
接到毛主席的批示，周恩来当即安排人重新布置会场，要求每位到场干部敬献花圈，并且由叶剑英准备悼词。
3
1975年6月9日上午10点左右，骨灰安放仪式已经准备完毕，300多名在京的各机关领导陆续到达会场。
就在叶剑英在仪式开始前最后一次熟悉悼词的时候，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突然赶到会场，宣布了一个重要通知：周恩来总理将要参加仪式，此时正从医院赶来。
听到这个消息，会场上的众人议论纷纷。
要知道，早在三年之前，周恩来就已经确诊癌症，目前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而现在周总理竟然要拖着病体前来参加仪式，足以看出他对贺老总感情之深厚。
好不容易维持好会场的秩序之后，叶剑英当即下达命令：“既然周总理来参加安放仪式，那么规格必须要提高，改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并且我会询问周总理的意见，是否要亲自致悼词。”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走进了会场休息室，刚进门口，他就朝着薛明走去。
“薛明，薛明啊，我来晚了……”
看着周恩来黯然神伤的模样，薛明赶紧安慰道：“总理，我家先生能有您这样的至交好友，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正当二人寒暄之际，叶剑英走了过来，小声询问道：“总理，我看还是由您致悼词吧。”
一边说着，叶剑英一边将手中的悼词递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接过后点了点头，随即颤颤巍巍地走上了前台，冲着贺龙的遗像深鞠三躬后哽咽着念道：“贺龙同志是位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革命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短短的一篇悼词，台上的周恩来却几度中断，在平复好自己悲痛的心情后才能勉强继续念下去。
虽然悼词是事先准备好的，但那种送别老友的悲情却是在那一瞬间迸发，令人如鲠在喉。
当仪式临近尾声，邓小平引领参会者向贺龙骨灰告别时，周恩来与众人伴随着那支低沉的哀乐三鞠躬。
礼毕后，众人纷纷抬起头，却发现周恩来却又冲着遗像再次深鞠一躬。
1976年1月8日，也就是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过后半年时间，周恩来与世长辞。
当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赵炜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发现了当时致贺龙元帅的那份悼词。
由此可见，周总理对贺龙元帅的情谊是深厚的，面对好友离世的事实，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缅怀。
据理力争，为贺龙元帅骨灰的安放仪式争取更高规格是如此。
在告别仪式上深鞠七躬是如此。
保存那份悼词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