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16日，“考古学与中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国际化视野下文明起源发展研究”“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考古学阐释”“学科融合与中华文明研究”等议题，从不同维度对人类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解读，为中华文明研究贡献考古学力量。会上，河南省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与中华文明研究基地揭牌成立。
考古学为古典文明比较提供丰富材料
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为认识和研究中华文明史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中华文明研究是世界文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明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展示中华文明的成就和贡献，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和民族精神的了解，加深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陈洪海总结了前人在中国史前文化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他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从诞生之初便肩负着重建上古史的使命。厘清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脉络，探寻夏商周三代文明和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源，是“中国考古学派”百年来初心未改、矢志不渝的孜孜追求。认识人类出现、文化发展、文明产生的过程，是在考古工作不断提供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对史前中国整体文化格局的构建过程，也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演进过程。
“国际化”是此次会议的突出亮点。中国考古学在与世界考古学的学术对话中，不断推动中西交流和文明互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泰注意到，最近几年，中国考古学界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致力于通过考古材料探索古代经济问题。他根据自己在三峡的考古工作等实例，讨论了考古材料如何能对文献资料进行补充，以及铭文、题记等文字资料的运用。他希望将来可以建立更宏大、更有代表性、能够用数字化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的资料库，在此基础上才能让考古材料更多进入主流经济学、经济史。
学者们对文明要素的具象化讨论，涉及跨文明视野下的重要遗址、墓地、器物等，内容涵盖技术、经济、政治、宗教观念等诸多方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考古中心主任爱德华·沃森通过比较中国安阳殷墟和南美洲莫切遗址，阐释了祭祀和宇宙政治在早期文明形成与传播中的核心作用。
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文明研究
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认为，考古工作的多学科交叉亟须进一步推进理论建构、技术研发、队伍建设和政策支持。今后应加强考古学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标准体系建设等基础性工作，为高质量考古工作建立方法体系和制度基础；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升考古发现和分析的能力，开展中华文明特质和发展形态研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充分结合科学技术与考古学，开展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和文明共存研究。
文字创造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从古文字中的“文”字出发，阐释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字学证据。在中国传统崇文德而轻技力的文化背景下，“文”字创造的时代也就是文明形成的时代。通过列举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陶背壶朱书“文邑”和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出土的陶支座契刻汉字“五田文”，他提出，汉字至少已经有七千年的历史，这为中华文明至少已经有八千年文明史的观点提供了明确的文字学证据。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付巧妹表示，古DNA为我们破解关于人类演化的未解之谜提供了更多可能。例如，田园洞人研究表明4万年前就存在遗传意义上的古东亚人。此外，还发现了与美洲原住民相关的遗传成分。古基因组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史和文明史。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表明，在中原地区孕育出的全面化、规范化跽坐行为，是生业经济、居住条件、炊具形制、人群融合等多方面综合的结果，更是中原地区社会发展中人们的独特选择。
从区域互动视角深化文明进程研究
近年来，各地与文明起源有关的发掘层出不穷，聚焦区域文明进程及区域互动，探索各区域相互联系及互动、如何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是当前研究关注的重点。
仰韶文化早期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使学界对其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有了较深入的理解。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表示，仰韶中晚期的考古发现近年来有重大突破。通过对中原地区史前人口迁移问题、重要遗址的墓葬和随葬品，以及对仰韶中晚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的系统考察，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前半叶，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之间的物品交流十分活跃。日本金泽大学副校长中村慎一注意到，在这些地区，象征上层社会权威的玉器和漆器、陶器都有远距离传播的现象。通过对安徽萧县金寨遗址、上海福泉山遗址和湖北石首走马岭遗址出土遗物的观察，他认为，远距离迁徙可能发生在中国东南各地的不同方向。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前半叶，良渚遗址群在中国东南部占据着文明要素辐射中心的重要地位。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系统梳理了海岱地区文化演化和社会发展轨迹，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以来的社会变化具有鲜明特征。伴随血缘关系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原始宗教氛围趋于淡化；经济发展伴随家户变化，生产积极性和身份自由度提高，逐渐影响了整个社会面貌；区域社会发展与社会分化加剧同步，在此过程中，家户规模缩小，世俗社会逐渐建立。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余西云以凤凰咀城为例探讨了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他提出，距今48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晚期，文化大规模向周边地区扩张，特别是深度介入中原地区，同时在江汉平原北部大洪山南麓谭家岭城的基础上建成规模巨大的石家河城。至此，长江中游不同地区的文化应该已经整合为一个规模很大的地域国家。
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韩国河认为，会上一系列新材料的发表刷新了学界已有认识，新方法和新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开辟了认识古代历史和社会的新路向、新领域，而依托新材料新方法产生的新观点新认识，深化了学界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认识。
会议由郑州大学、河南省文物局主办。（记者 张清俐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