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中国疑古派兴起，大肆怀疑中国历史，否定商代以前的历史，乃至认为“东周以上无信史”等，同时却肯定西方历史。不能说疑古派毫无价值，但其中很多的确疑古过度，乃至为了疑古而疑古，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余毒至今未消。
鲜为人知的是，十九世纪时西方也疑古，但与中国疑古派不同，西方主要是疑他不疑己，即确立古希腊等历史地位，却否定非欧国家的历史文化。比如，宣扬“中华文明西来说”，解构中华文明，还有否定中国夏商两朝，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继续否定夏朝等。
也就是说，西方采取了双标态度，背后隐藏的是“按我说的去做，但别按我做的去做”的思维。说到这里，相信肯定有人不服，那么不妨看看以下三个案例：
首先：文明标准问题
根据古埃及、两河流域、欧洲的区域文明特点，西方总结出了“文明三要素”，即青铜、文字、城市（或宗庙）。
也就是说，所谓“文明三要素”，其实是区域文明的特征，能不能适用于全世界各种文明的判断还有待验证。然而，西方就此将之视为世界性的“文明标准”，因为中国缺少系统性的文字，故而长期否定中国5000年文明史。
问题在于，如果西方学者一视同仁，或许还好说一些，还能称赞西方学者“按章办事”，但西方学者在各地文明认定上却标准不一。
比如：玛雅文明没有青铜冶金术，却被西方学者称之为“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系统，却被认为“印加文明”；印度哈拉帕文明没有文字系统，依然被称为“哈拉帕文明”.......但轮到中国时，没有发现甲骨文之前的文字系统，就长期否认中国具有5000年文明史，不是刻意打压是什么？
其次：夏都认定问题
逸周书记载洛邑临近“有夏之居”（周武王欲定都洛邑时说的话），史记记载夏都斟寻在河洛之间，水经注记载“太康之居近洛”，唐初括地志记载“故寻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等等。结果，大致在古书记载的范围，考古发现了二里头遗址，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史书记载的准确？
空间、时间、二里头的都邑性质、王朝气象等，都指向了夏都斟寻，说明“夏朝”是存在的。当然，由于缺乏“字证”型证据，的确不能轻言为“夏”，但可以肯定的是，商朝之前的确存在一个王朝性质的政权，只是叫不叫“夏”还存在争议罢了。
西方学者否定中国对夏朝的文献记载，只承认考古证据，由此认为二里头不能作为夏朝存在的证据，因此二里头自然不能称为夏都。有人说，西方学者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摆事实、讲道理，没有证据自然不能称之为夏都，中国记载上古历史的史书都是扯淡，不可信。
问题在于，古希腊的特洛伊古城、米诺斯文明，其中“特洛伊”、“米诺斯”的名称，都源于《荷马史诗》，似乎这些遗址的存在，验证了荷马史诗的史料价值，但以它们命名时，有何“字证”型证据？事实是“没有”！既然没有，为何将之如此命名，难道不该以更严谨的学术态度要求自己吗？所谓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嘛，反过来不就是“小人”吗！
第三：历史断代问题
所谓历史，首先在于“历”，就是要有明确时间，一旦时间错误，那么就会颠倒因果，乃至将原生与派生颠倒。
比如，西方学者以前认为“西亚是黍的发源地”，具有6000多年历史，“欧洲黍”具有5000多年历史，后来黍传播到了中国，成为五谷之一。但本世纪中国学者科学检测后发现，西亚黍的年代不对，年代不早于4500年，欧洲黍也判断错误，年代不早于3500年，其实黍起源于中国。为何西亚黍、欧洲黍同时出现错误，西方解释是“晚期混入”，就是黍粒通过孔洞等混入到了早期地层中，导致了断代误判。
西方学者就黍的起源，写过一些论文，证明“西亚是黍的发源地”，但写论文时为何没有科学检测，或者说科学检测了为何没有发现问题？奇哉怪哉！
更大的惊奇在于，碳十四是上世纪40年代才发明的，此前断代靠地层等判断，主观性较强，误差较大，但之前西方构建的历史年代体系，在碳十四出现之后，为何依然没有什么变化？联系到黍之起源“误判”问题，两个遗址同时出现难以置信的“晚期混入”，显然耐人寻味！
问题在于，在对中国历史断代时，西方却追求真理了，比如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测年，西方提出了很多质疑，包括对中国使用的碳十四计算程序准确率的质疑等。当然，追求真理这是必须的，也是中国人所希望的，但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态度，却很难不让人对西方断代问题提出质疑。而一旦西方构建的历史体系断代出了问题，那么将会发生什么？
除了上述三个案例，事实上还有很多，只要将中西的同一类问题，放在一起比较，那么就会看到很多双重标准，西方就是要求中国“按我说的去做，但别按我做的去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其实，不仅历史考古领域，其他领域也是一样，西方最擅长的就是双标，就是“按我说的去做，但别按我做的去做”。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双标美化之后，在西方媒体霸权宣传下，西方什么看起来都高大上，都光鲜亮丽，非西国家反而遍地“丑陋”。于是，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等在内受此误导，故而总是觉得西方好。
因此，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看待西方不能光看他们说什么，而要看他们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