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为红军队伍点亮了突围的生路，奠定了漫漫长征的胜利基石。
然而在遵义会议开启之前，有一场会议被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那就是猴场会议。
这场会议将引领着红军战士们，重拾士气，强渡乌江，攻占遵义，翻开了抗战历史的新篇章。
当时，正面对着四面楚歌境地的领导者和战士们并不知道此举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他们对未来的走向仍是非常忐忑不安的，因为一切都要从如何成功横渡乌江开始。
从1930年起，蒋介石先后组织大批兵马，向动摇了国民政府统治的红军根据地进行五次军事“围剿”行动，企图一举歼灭红军部队，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天罗地网的围剿之下，红军部队运用军民协同作战的战术，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可惜的是，由于后期实施了错误的战略方针，红军部队没能突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封锁线，被国民政府逼到绝境。
因此，在军事不断失利的情况下，红军总部不得不放弃来之不易的根据地，开启漫漫长征之路。
更让人感到绝望的就是湘江战役，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艰苦奋战直至生命的终结，一时间，血染天地，江水滔滔皆为猩红。
尽管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政府的封锁线，但红军战士由长征开启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湘江一役只落得惨胜的结果。
湘江这场惨烈的战役结束后，存活下来的红军战士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几乎没有停下脚步，直到进入贵州，才得到短暂的休整时间。
战士们疲惫不堪，不清楚自己还要走多远，坚持多久，他们也不知道正在前进的这条道路上，等待他们的究竟是黎明还是黑夜。
这一年的跨年夜十分沉重，毛主席站在院子里，双目紧盯着漆黑的夜空，手上夹着香烟，脑中的思绪跟烟雾一般繁杂。
他知道，即将召开的会议要在各个方向中作出抉择，这个选择至关重要，它将直接决定了中央红军部队的生死存亡。
根据多次战役的反思总结来看，作战指挥的失败是导致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但长期潜存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的偏差是更深层的原因。
因此，改变战略决策势在必行。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如期而至。
会议期间，众人争议不断，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一方认为：“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啊，红军是不可能渡过乌江的”。他们一直支持选用最原始的方案，改道去往湘西杀个回马枪，并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坚定地表示，红军向北必会再次陷入包围圈，以红军如今的战力是无法与强兵硬碰硬的，而兵力薄弱的贵州是一个可以攻克的节点，所以必须闯过乌江，红军部队才有一线生机。
经过耗时几个小时的争论后，会议通过了毛主席的提议，并快速下令让各部队开始执行强渡乌江的作战计划。
战场就像阴晴不定的天气，形势瞬息万变，谁都无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蒋介石调动兵力组成一支追剿队，朝着贵州地带持续逼近，直接挡住了红军的后路，甚至，他还联合了贵州境内的黔军对红军部队开启了前后夹击的模式，打算一鼓作气地将红军彻底歼灭。
这个前有财狼后有虎的局势，断尽了红军部队的所有退路，而强渡乌江成了红军部队唯一的希望。
可是，阻拦在红军面前的是什么呢？
那是贵州境内的第一条大河，被称作天险之流的乌江。
它水流湍急，浊浪滚滚，横渡风险巨大。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这个时节已近寒冬，乌江上笼罩着一层挥散不去的寒雾，连战士们呼出的气息中都多了一丝寒冷的白霜，更别说这冰寒刺骨的乌江河水了。
中央总部将这个重大的任务委派给刘伯承，让他担任渡江任务的总指挥负责人。
在接收到渡江军令后，刘伯承立即下达具体指令，以红一、红十三、红四这三个军团担任攻击主力，拖住对岸黔军的视线，架桥任务则由工兵连负责，并配合三大军团协同完成作战安排。
在工兵部队开始搭桥前，已经有两组熟悉水性的先发小队不畏寒冷、不计生死地扎进乌江里，计划潜渡到对岸，为后续的作战计划做接应。
可是，岸上高度警惕的黔军发现了他们，马上举起武器对着江面进行扫射。
无可奈何，潜渡计划失败了，第一组的战士们只能原路返回，而第二组的战士们在回程中有几名队员在湍急的乌江中失去了联系。
既然潜渡行不通，那么最终还是要看架桥任务能不能完成了。
不得不说，工兵连是红军部队里一支很特殊的队伍，凡是遇到翻不过去的山、趟不过去的河，第一时间冲上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身影就是他们。
其他兵种要对抗的是各个势力的敌人，而工兵连的战士们真正要对抗的是大自然。
驻扎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附近的工兵连连长王耀南接到命令后，即刻带领全连的战士紧急行军，连夜赶往50公里以外乌江边的江界河渡口。
此时的王耀南并不明白他们将要执行什么任务，只知道这是十万火急的军令，完成任务高于生死，尽快抵达目的地就对了。
等战士们来到乌江边，他们终于知道自己接下的任务是要在浪涛汹涌的乌江上架桥。
这谈何容易啊？更何况，历经湘江战役之后，绝大多数的工具、设备在集体撤离的时候被迫丢弃了，导致工兵连的装备非常紧缺。
另外，架桥所需的数量庞大的材料也是摆在红军面前的一大难题。
最要命的是，留给工兵连战士们的时间还不足48个小时，难度系数巨大到让人崩溃，这样的任务简直可以被称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军令就是铁律，没有完不成，只有必须干。即使明知任务无比艰巨，王耀南还是毫不迟疑地开始着手谋划，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在乌江上搭出一座桥来，让大部队成功渡江。
来到乌江边，王耀南进行了一番现场勘测。
根据水利经验来衡量，此时乌江的水流以每秒大于四米的速度滚动着，水流太急，早已超过了可以实施架桥的流速。哪怕在平时乘坐船只渡江，都是十分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船被卷到湍急的河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工兵连根本无法在乌江上正常作业。
除此之外，王耀南本想着先收集架桥材料再作其他打算的，谁知却被国民政府的军队看穿了想法。
他们抢先一步烧毁了江边的所有船只，捣毁了十多处渡口，连造船的木材都被破坏一空，只等着红军的渡江计划彻底失败，开始瓮中捉鳖。
两面夹击的包围圈越缩越紧了，若是还想不出渡江的办法，红军将会彻底陷入敌方的包围中。
正当王耀南急得冒火的时候，工兵营的一个小战士主动走到他的身边，并表示自己有个主意可以试试。
这名年轻稚气的战士叫做石长阶，年龄大概在十九岁。
在王耀南眼里，这就是一个刚懂事的孩子而已，能有什么办法呢。但王耀南实在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不想错过一丝成功的可能性，他尝试倾听小战士的提议。
对于从小与江水打交道的石长阶来说，乌江水就是个熟悉的老伙计，江边人家个个都懂得如何制作渡江用的竹筏和篾绳。
他表示，乌江附近盛产竹子，以竹子作为原材料制造篾绳，将它浸水处理后变得更有韧劲。之后再铺设竹竿，用制作好的篾绳扎起竹筏，把竹筏放在水中浸泡，时间越久，竹筏浮力就会越好。
石长阶的主意让王耀南乐开了花，他拍了拍石长阶的肩膀夸赞道：“好小子，帮上大忙了！”
依据自己的经验，王耀南在石长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加上竹绳和石锚来把竹筏的位置固定住，就能更快地架设出一座简易又结实的浮桥来，供全体红军安全渡过乌江。
石长阶还特意说明，竹子是有公竹和母竹之分，在砍伐的时候一定要挑公竹砍伐，把母竹留下来，日后还能再长出竹子来，保住老百姓的活路。
红军战士们大多都是穷苦人家出生的，深知道百姓生活的不易，所以大家都连忙答应了。
确定好渡江的办法后，王耀南立马召集人手去砍竹子。
架桥的工程量巨大，光靠红军战士们的努力是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达成目标的，于是王耀南发动军民协同作战的策略，向当地的老百姓寻求帮助。
猴场镇的老百姓都知道红军是一支为无产阶级打天下的队伍，大伙都热情支持红军的行动，手脚麻利地帮起忙来。
江面的动静瞒不过对岸的眼睛，黔军很快就察觉到了红军的意图，他们火力全开，疯狂地向浮桥的方向进行大面积扫射。一颗颗炮弹直直袭来，暴露在江面上的战士一个个倒下，乌江水染上了片片血色。
作为工兵连的一员，石长阶为了稳住竹筏，不顾危险地站在了浮桥上面，一颗流散的炮弹击中了这位英勇无畏的战士。
还没固定好的竹筏失去了控制，摇摇欲坠，紧急关头，石长阶又强忍着身体的痛楚，跳进乌江，用胸膛拼命抵挡着被江水冲刷的竹筏，燃烧着生命最后的力量，尽力保住浮桥的稳固，直到停止了呼吸。
他在这场争分夺秒的战役里牺牲了，从此在乌江中永眠。
在炮火硝烟中，架起浮桥绝非易事，但是没有人会后退一步。这座横渡乌江的浮桥是全军的希望，让无数战士们愿意拼上性命去保护。
为了保护还未成型的浮桥以及工兵连的战友，红军主力的战士们向对岸渡口发动进攻。
同时，炮兵连也连发数炮，为渡江的战士们提供火力掩护。
全体红军战士们的协同作战下，浮桥终于一点一点延伸至对岸。
浮桥已成，横渡乌江的战士们与对岸的黔军展开正面较量，势如破竹地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成功达成战略目标。
红军这次能顺利渡过乌江，工兵营的战士们功不可没。
他们创下了于短短的三十多个小时以内，首次在乌江上架桥的世界奇迹，一举打破了国外权威专家们认为的绝不可能在乌江上造桥的定论。
这个奇迹是人民群众和红军战士们共同创造的，这场的胜利是属于所有为抗战事业而奋斗的人。
当毛主席在通过这座用生命架起的浮桥时，他也被深深震撼了，脱口赞叹道:
“红军之中有神人，祖国未来必光明。”
其实哪有什么天降神兵啊，有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舍己为人、保家卫国的无名英雄，拼尽自己的全部，只为达成夙愿，让后人能幸福安稳地活在阳光之下。
与无数沉睡在抗战途中的红军战士们一样，石长阶的事迹和精神，一定会被后世的中华儿女永远铭记在心中。
并且我们将继承先烈的意志，为祖国的光明未来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