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欧盟议会选举以右翼大获全胜而告终,其中极右翼党团拿到了1/3的席位。继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西方世界再次面临民粹主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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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也是历史的趋势,2022年我在文章中就提出:冷战后欧洲的高福利社会,是建立在全球化与多极化之上的,来自美国的廉价国防、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共同支撑了欧洲的经济繁荣。然而随着俄乌战争爆发,欧洲被迫在英美和中俄之间选边站,其左右逢源的经济战略迟早会破产,向右转只是时间问题。

极右翼成为东德地区第一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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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右转,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因素。以德国为例,原西德地区更支持亲欧主义政党,然而极右翼的选择党却在东德地区拿到最多的选票。选择党遭到欧洲主流政党排斥,其政策主张包括:

1、退出欧盟,取消对外国补助,恪守财政纪律;

2、废弃欧元,重新启用德国马克;

3、驱逐所有非法移民,禁止穆斯林难民入境;

4、退出北约,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恢复与俄罗斯能源贸易;

5、拒绝承认对犹太人的迫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诽谤;

不仅如此,希特勒代表作《我的奋斗》在东德地区重新成为畅销书。为什么德国东部和西部的政治倾向会出现那么大差别呢?

东德地区长期受普鲁士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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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原因在于东德地区历史上长期被普鲁士统治,具有很强的保守主义倾向。早在中世纪时期,欧洲对中东发动了“十字军东征”,为了与穆斯林世界对抗,德意志人组建了“条顿骑士团”。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百年里,条顿骑士团以武力手段在波罗的海沿岸打下一片土地,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期间几经衰落,一度败给波兰)。

16世纪初,欧洲掀起宗教改革运动,为了跟上历史潮流,条顿骑士团开启世俗化运动,建立了普鲁士公国。之后,普鲁士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勃兰登堡公国联姻,正式成为德意志的诸侯之一。

作为条顿骑士团的继承者,普鲁士保留了“纪律、服从、专制”等特点,开启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普鲁士总共只有300万人口,却能拉出20万军队。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普鲁士以出兵为条件,从公国升级为王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普鲁士成功夺得了西里西亚这一纺织业基地,财税收入大幅增长。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又吞并了半个萨克森和莱茵兰,并在后者的基础上勘探出鲁尔区煤矿。1870年,在俾斯麦的运筹帷幄下,普鲁士击败了强大的法国,成功统一了德国,一举改变了欧洲地缘格局。

普鲁士统一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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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成功离不开军国主义,但这导致普鲁士人具有很强的极右翼倾向,信奉种族主义,崇尚暴力,向往专制和保守。这跟西德人完全相反,西德人崇尚自由主义,向往浪漫的生活,盛产哲学家和艺术家。英国人曾作过评价:“西德人和普鲁士人简直是两个物种,前者文明而谦让,后者野蛮而残暴。”

当然东西德的差异也跟自然条件有关。普鲁士大部分是平原,以农业为主,容克地主阶层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当地民风相对保守。西德地区具有河运优势,工商业发动,对外贸依赖程度较高,民风相对开放。

1933年德国选举地图(越往东越支持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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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党之所以能上台,离不开普鲁士人的支持。从1933年德国议会选举可以看出,普鲁士地区的民众对极右翼思潮的认同度非常高,纳粹党在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普鲁士等区域甚至拿到了过半的选票。相比之下,纳粹党在莱茵河西岸仅获得了1/3的支持率。

不仅如此,奥地利具有崇尚艺术和理想主义的传统,致力于追求绝对完美的世界,容易诞生极端思潮。一战前,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在维也纳生活过,只不过前者接受了极右翼思想,后者接受了极左翼思想。希特勒上台后,开启了种族灭绝运动,试图建立一个纯粹日耳曼人国家;斯大林上台后,开启了“大清洗”运动,试图让阶级社会走向消亡,二者联手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纳粹德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奥地利的极端思潮+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组合的产物。

二战后德国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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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西方国家将普鲁士视为万恶之源。二战后,为了防止德国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英美苏法决定肢解德国。其中最好战的东普鲁士被苏联直接占领,改名为加里宁格勒。波兰则获得了奥得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不仅如此,包括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上的几百万德意志人被全部驱逐,保留德国痕迹的建筑也被拆除。另一方面,在英美的默许下,东德与西德独立建国,且东德保留苏联驻军,实施社会主义改造。

在苏联和波兰的努力下,德国实现了“去普鲁士化”。西德在融入西方市场后,成为了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推崇全球化和进步主义。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极端主义对德国影响,英美苏规定德国和奥地利不能合并,德国的版图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西德无论人口还是经济均碾压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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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二战后同盟国对德国的改造非常成功。在剔除普鲁士的影响后,德国内部适合孕育极右翼的土壤已经大幅减少,崇尚和平的力量成为主流。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尽管极右翼的选择党在东德拿到更多席位;但由于东德人口偏少,选择党在德国政坛的话语权非常有限。

然而如果德国仍保留二战前的版图和人口分布,法西斯政党迟早会卷土重来。二战前德国东部(普鲁士地区)人口略少于西部,如果加上奥地利则旗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极右翼政党能获得东部大部分民众支持,就有可能成为德国第一大政党,带领德国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欧洲各国政治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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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国依靠二战后的版图划分,暂时躲过了极右翼的威胁。但其它国家就不一定了。

从目前的选举形势来看,极右翼政党已经执政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

极右翼政党有可能上台/联合组阁的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欧洲走向极右翼的国家,基本都是二战时期的轴心国/法西斯阵营。

二战时期欧洲轴心国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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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欧洲的轴心国,除了德国和奥地利外,还包括:意大利、维希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西班牙虽然没有正式加入柏林公约,但作为法西斯国家,长期奉行亲德政策。

也就是说,这次欧洲选举除了德国以外,极右翼的势力范围和二战时期的轴心国阵营几乎重叠,这应该不是巧合。事实上,面临极右翼威胁的国家,大部分位于南欧,经济相对脆弱,长期面临北欧国家吸血,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历史上民族主义盛行,具有排外和贸易保护传统,极右翼上台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法国虽然是欧盟核心国家,但历史上经常在极左翼和极右翼之间摇摆,长期的内斗对法国国力产生消耗,这是19世纪法国被德国赶超的原因之一。这次马克龙提前解散议会也是无奈之举,他在赌三件事情发生:

1、法国国内选举的投票率会比欧盟选举高很多,这些就可以利用超高投票率缩小与国民联盟的差距。

2、法国采取“两轮投票制”,对小党天然不利。对于左翼小党来说,很有可能会在第一轮选举后被淘汰,面对极右翼的威胁,左翼选民只能把选票投给马克龙所在的中间派政党。

3、即便国民联盟最终赢得议会选举,法国作为半总统制国家,马克龙依然可以继续执政,履行总统所享有的外交和军事权力,只不过法国可能会变成左右共治的局面。但极右翼掌控内阁后,大概率处理不好法国经济的烂摊子,这有利于选民对极右翼“祛魅”。

不过马克龙也有失算的时候,法国的左翼政党为了阻止极右翼上台,组建了“人民阵线”,形成左翼大联合。这使中间派的选票反而有可能在第一轮投票后被分流到左翼。不出意外的话,未来法国内阁只会在极右翼和左翼之间产生。如果是极右翼上台,预计会推行激进的减税政策,使法国每年多增加1000亿欧元的财政赤字。如果是左翼上台,马克龙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推进的“延迟退休”计划可能会被废除,长期来看也会加剧法国财政压力。法国经济就是烂摊子,未来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恐怕都没有办法能拿出让公众满意的解决方案。法国政治可能会进入动荡期,政策连续性大打折扣。

近几十年来全球进入加杠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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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全球债务问题愈发严重。英国在脱欧后,经济长期低迷,保守党试图靠减税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结果却引起金融市场恐慌,英债利率飙升,英镑贬值,时任首相特拉斯被迫辞职。不出意外的话,今年英国大选保守党将创下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美国经济硬着陆,共和党开出的药方是减税,民主党开出的药方是万亿基建,结果导致美国债务上限不断刷新纪录。出于对美元信誉的担忧,各国央行大幅增持黄金。

我有种预感,全球的债务问题,迟早会成为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被动去杠杆会带来剧烈地紧缩,届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欧盟各政党主张:

政治立场

代表人物

人民党

亲欧主义、中右翼

冯德莱恩

社民党

进步主义、中左翼

朔尔茨

复兴欧洲党

自由贸易、中间派

马克龙

身份与民主党

脱欧主义、极右翼

勒庞

保守与改革党

反移民、右翼

梅洛尼

绿党

环保主义、左翼

贝尔伯克

欧盟有六大主流政党,偏中间派的是人民党、社民党、复兴欧洲党,这三个党都拥护欧盟,因此喜欢抱团,牢牢掌控对欧盟决策的控制权。绿党的核心思想是支持环保,呼吁节能减排,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之后欧洲大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原因。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右翼的保守与改革党和极右翼的身份与民主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所在的保守党虽然反对移民,不赞成新能源政策,但并不反对欧盟。相比之下,法国的勒庞不仅反移民、反新能源、贸易保护,还主张脱离欧盟。在外交政策上,前者支持援助乌克兰;后者不仅反对援乌,还希望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为什么欧洲会出现极右翼上台的趋势呢?除了历史因素外,也跟经济有关。

苏联解体后,欧洲享受了二十多年的和平与繁荣。欧盟东扩为西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与俄罗斯的合作则为其带来丰厚的廉价能源。在很长时间里,欧盟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如果说美国的强项是金融、互联网、传媒、生物,欧盟则垄断了大部分高端制造业,包括汽车、机械、航空、新能源等。

尽管这一时期欧盟也经历数次危机,包括1999年科索沃危机(欧元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但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欧盟总是能化险为夷。虽然2016年出现英国脱欧的事件,但欧盟整体民意依然偏向于建制派。

然而近几年来,情况出现很大变化。随着中国产业升级,欧洲人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垄断地位受到动摇。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欧美供应链陷入断裂,这带给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在绿色革命的背景下,欧盟本来打算将新能源和电动车作为支柱产业,并通过“碳税”来收割发展中国家财富。然而由于疫情耽搁了两年,欧盟新能源产业几乎停滞不前。中国则趁此机会推动“双碳”政策,无论是电动车、锂电池、光伏、风电、水电、储能等产业均取得长足进步,清洁能源发电量跃居世界第一。

在新能源领域,欧洲没能竞争过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欧盟要动用关税武器的原因。

到了2022年,欧洲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不仅要大幅上调军费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还被迫与俄罗斯能源脱钩。在失去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后,欧洲的制造业成本大幅飙升,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

欧盟各国接收的乌克兰难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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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乌克兰也成为欧盟财政拖累。数百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成为继叙利亚难民危机之后欧洲又一大负担。德国、波兰等国每年必须支付上百亿欧元用于补贴乌克兰难民。虽然乌克兰人均教育水平尚可,但乌克兰难民很多是老弱妇孺,由于语言不同,融入当地就业市场较为困难,在短期内很难带来社会效益。

欧洲农民抗议乌克兰粮食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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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乌克兰财政收入,欧盟不仅要提供大量直接援助,还必须放开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限制。农业是欧盟支柱产业之一,廉价的乌克兰粮食几乎打垮了东欧的农业市场。就连波兰这种反俄国家,其农民也抗议政府的亲俄政策。

红海危机导致欧洲航运价格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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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的是,去年底以来,红海危机导致苏伊士运河长期被封堵,驶入欧洲的航运价格翻了数倍。俄乌战争后欧洲能源进口重心从俄罗斯转向中东,然而红海危机的爆发,使欧洲必须支付更高昂的成本才能从中东进口能源。

可以说,这几年来欧洲经济每况愈下。逆全球化、来自中国的竞争、俄乌战争、红海危机让欧洲人叫苦不迭。在工资没有上涨的情况下,欧洲人一方面要面临延迟退休的烦恼,另一方面还要承担物价暴涨的负担。对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这样的核心国家来说,每年还要掏大量钱用于补贴东欧穷国。在这种情况下,极右翼政党焉能不上台?

整体来看,欧盟极右翼政党有三大主张。

第一个主张是反移民。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有色人种数量大幅上升,被底层白人视为威胁。

法国球队有很多是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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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法国有10%的人口是黑人。法国球队有很多成员是非洲裔,以至于让外界人疑惑这到底是一支非洲球队还是欧洲球队。

欧盟各国穆斯林占总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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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白人的另一个担忧来自于穆斯林难民。历史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经常爆发冲突,2015年以来,在欧洲高福利政策的吸引下,中东穆斯林大量涌入欧洲。虽然这有助于降低欧洲的服务业成本,但在右翼选民看来,难民的涌入大幅提高了犯罪率,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相比之下,欧洲更愿意接纳乌克兰难民,至少没有文化和宗教矛盾。

欧洲极右翼的第二个主张是反环保。全球气候变暖是既定的事实,但这是全人类的责任。相比之下,欧洲保守派选民更关系能源安全问题。

随着北溪管道被炸毁,德国和俄罗斯彻底走向能源脱钩,德国经济陷入负增长。作为对冲,欧洲大量修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从美国和中东进口能源。法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去年在俄罗斯的推动下,尼日尔爆发政变,新政府宣布驱逐西方殖民势力,法国失去了重要的铀矿供应基地。核电占法国电力供应70%,这场政变导致法国陷入能源危机。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对俄政策转向强硬的原因,背后都是利益矛盾。

事实上,欧洲虽然缺乏石油和天然气,但拥有丰富的煤炭。然而出于环保的考虑,过去十年欧盟关闭大量火电站和煤炭矿井,甚至关停不少核电站。在俄乌战争的冲击下,欧洲人愈发渴望廉价、稳定的能源。至于清洁能源,无论是发电量还是稳定性均无法与传统能源媲美,欧洲的太阳能资源也不是那么的充裕。在这种背景下,极右翼政党提出的重启火电的方案得到很多选民拥护。

电动车曾被欧洲人寄予厚望,但如今电动车市场大部分份额被中美瓜分,欧洲依赖的燃油车反而受到冲击。摆在欧洲面前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延长燃油车淘汰时间,取消对电动车补贴,并通过关税等手段阻止中国电动车进入欧洲市场;另一个是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氢能源汽车,通过另起炉灶的方式在全新赛道完成对中美的赶超。

不管怎么说,欧洲人对新能源的热情有所退散,本次欧盟选举,绿党控制的席位大幅下降。未来5年欧盟能源政策可能会从新能源切换回旧能源。

欧洲极右翼的第三个主张是贸易保护,通过关税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在对华贸易上,欧盟加关税的目的更多是想引导中企在欧洲设厂,施压的成分更明显;特朗普加关税的目的则是为了给本国创造就业,同时削弱中国竞争力,属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式。

排队等待出口的中国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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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多年前,中欧经贸关系合作多于竞争。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形势发生了变化。欧洲曾经的支柱产业,包括汽车、机械、电气、航空、化工、新能源,大部分与中国重叠。欧洲曾是全球机床生产中心,如今中国的机床产量占全球1/3,比欧洲总和还多。汽车产业占欧盟GDP的7%,为其贡献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如今中国抓住电动车革命的机遇,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十多年前,德国是全球光伏和风能发电量最多的国家,如今这一宝座让给了中国。

不仅如此,欧盟几乎错过了过去几十年所有的科技革命,以至于如今欧洲人只能吃老本。互联网革命的蛋糕被中美瓜分、全球半导体生产基地在东亚、中国在新能源产业独领风骚、美国则抢占了人工智能革命制高点。近十多年来欧盟GDP一直原地踏步,接连被美国和中国赶超。欧洲曾经是世界科技革命的引领者,如今下一轮科技革命只会诞生在亚太地区,欧洲人对此充满失落的心态。

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欧洲人虽然有羡慕的成分,但更多是嫉妒。欧洲的民粹主义者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崛起归功于政府补贴,并以此为由施压欧委会对中国加关税。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中国新能源产业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对欧洲实施全方位赶超,根本原因在于供应链优势,包括土地、资金、人力、物流、采购等等,这是西方国家很难复制的。

1、中国拥有更便宜的征地和拆迁成本,能为企业提供更合适的选址。由于担心选票等问题,欧洲拆迁费用较贵,审批环节太多,企业入驻后可能会因为周围居民抗议无法开工,建设周期过于漫长。

2、欧盟虽然大力支持新能源发展,但其决策效率过于低下,欧委会和欧盟理事会、布鲁塞尔和各成员国之间互相扯皮。欧盟的官僚主义经常遭到诟病,各机构动不动就开会,讨论没有意义的内容,很多法案一拖就是好几年。相比之下中国政策效率极高,从2020年底提出“双碳”政策到2021年“双碳”大规模落地,几乎是无缝衔接,甚至超额完成减排指标。

3、中国的基础教育非常扎实,每年新增600万理工科高校毕业生,大幅压低了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吃苦耐劳的大国工匠们,成为中国保持“世界工厂”地位的底气。相比之下,欧洲工会势力发达,工人喜欢通过罢工等手段提出不合理的涨薪要求。不仅如此,欧洲过度依赖福利社会,员工每天平均工作6个小时,享受一个半月的年假,以至于全世界海滩挤满了晒太阳的欧洲人;一些欧洲企业甚至尝试推行“一周四天”工作制。如此懒散的社会氛围,焉能培育出拥有世界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

中国在基建领域让世界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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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十多年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高速公路长度、高铁里程、电网规模、港口吞吐量等均排世界第一。就连贵州这种山区为主的省份都修建了密集的道路网,发达的基建大幅提升了中国的物流效率。相比之下,欧洲大部分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企业面临高昂的物流成本。

5、制造业有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中国制造业占全球1/3的生产份额,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数以百万计的民企构建了全方位的供应链网络,上游原材料采购和下游成品供货极其方便,使很多工业品得以批量生产出来。反观欧洲,各成员国之间利益难以协调,企业布局较为分散,发货周期太长。

这里以炮弹产能为例。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为了给乌克兰筹集炮弹,打算每年生产100万枚炮弹。炮弹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生产工序并不复杂。然而由于缺乏原材料(特别是硝化纤维棉,这东西主要由中国生产),2023年欧盟总共生产了30万枚炮弹,对乌克兰来说可谓杯水车薪。相比之下,中国凭借完善的供应链,每年潜在的炮弹产能可达到600万枚,是欧盟的20倍。

所以中国能在新能源和电动车领域对欧盟实现弯道超车,根本原因并不是财政补贴,而是供应链优势,这个是欧盟很难复制的。在俄乌战争之前,欧盟尚可凭借廉价能源抵消中国的供应链优势;然而随着欧俄能源脱钩,欧洲制造业为数不多的竞争力也消失了。加关税并不能解决中欧贸易失衡的问题,关税战只会同时削弱中国和欧盟的经济效率,这是美国乐意看到的。

从根源上来说,欧洲的问题出在供给端,应该对高福利制度适度纠偏。欧洲人在享受丰厚薪资待遇的情况下,平均工作时长却是主流经济体中最短的。不仅如此,为了维持高福利社会,欧洲很多国家还制定了较高的企业税率。如此高昂的人力资本开支和税负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意愿,导致欧洲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损害其制造业竞争力,这种竭泽而渔的高福利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因此欧洲应该考虑:限制工会活动、为企业减税、延长退休时间、缩短年假时长等措施。

当然还有个办法是引进外来移民,这也是这几年欧美政客为了压低通胀在做的事情,毕竟移民更愿意从事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但放开移民限制会带来治安问题,拜登任期内引进的非法移民,虽然有利于遏制服务业通胀过快上涨,但伴随而来的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引起很多右翼选民不满,一些低收入白人则认为他们的就业机会被非法移民抢走。欧洲也有类似问题,排外主义在很多社区受到欢迎。

相比于欧美,中国更多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工人的工作强度高于发达国家,但薪资待遇和福利水平却有所不如。受低成本的生产环境驱动,大量企业投资扩产,盲目新上项目。然而国内需求却无法跟上供给扩张的步伐,在海外贸易壁垒收紧的情况下,一些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因此可以考虑如下措施:取消调休、延长假期、落实八小时工作制、限制无效内卷、增加劳动者消费时长、对富人加税、并将这部分钱用于为穷人提供补贴(比如消费券)、释放社会消费潜力。

总之,如果想缩减中欧贸易逆差,不能依赖关税手段,这会导致双方经济效率同时受损。欧盟应该想办法优化供给端,增加社会产出;中国应该想办法激活需求端,提高居民收入。中欧应共同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进入均衡状态,抵制逆全球化浪潮。

回归现实角度,欧洲未来的前景并不乐观。2020年的新冠疫情和2022年的俄乌战争,使欧洲陷入长达四年的经济衰退。在这种背景下,极右翼上台是必然趋势。不仅如此,随着俄乌战争的长期化,未来几年欧洲将同时面临地缘和经济双重压力,欧洲右转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如果乌克兰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欧盟会有更多成员国出现极右翼上台的情况。

由于迟迟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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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考的例子是1933年法西斯上台。在1929年大萧条后,欧洲经历了长达四年的经济衰退期,极右翼和极左翼思潮同时涌现,曾经被选民抛弃的纳粹党在德国受到强烈支持。虽然大部分德国民众并不认可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但在民主和面包之间,德国人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到了1936年,由于欧洲没能彻底走出经济衰退,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转向极右翼。在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击败了共和国阵营,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主义。两年后,德国出兵占领捷克,《慕尼黑协定》沦为废纸,英法建立的“凡尔赛体系”走向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毁灭了欧洲的财富,也终结了欧洲的光荣。

如今的欧洲,跟1933年的形势有类似之处。同样的经历了持续四年的经济衰退(新冠+俄乌),同样是出现极右翼上台的趋势。但不同的地方在于欧洲议会仍被中间派政党掌控,德国极右翼势力也被主流政党压制,争取和平的力量占欧洲大多数。

但长期来看,欧洲乃至全人类都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过去几十年,欧洲的繁荣,来自于美国的廉价国防、中国的廉价商品、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如今这些优势都在发生反转。假如川普赢得选举,美国将转向孤立主义,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将遭到削弱,欧盟成员国只能大举上调军费。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欧经贸关系从合作关系转向竞争关系,在亚非拉等新兴市场,面对极具性价比的中国商品,欧洲商品毫无竞争力。另一方面,俄罗斯曾经的梦想是融入欧洲,与德法共同建立欧洲合众国。然而随着北约东扩,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选择出兵乌克兰。俄乌战争,不仅导致俄罗斯帝国梦碎,也使欧洲失去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红海危机则让欧洲经济雪上加霜,高昂的运价使欧洲的外贸环境加速恶化。

俗话说“衣食足而知荣辱 仓廪实而知礼节”,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今年的欧盟选举,中间派好歹还能掌控多数席位,尚有能力阻止极右翼势力执政。可五年之后呢?如果全球地缘形势继续恶化,俄乌从局部战争演绎为全面对抗,欧洲经济只会进一步衰败,债务危机可能卷土重来,届时民意恐怕会更偏向保守和封闭。2025年的德国,2027年的法国,都有可能出现极右翼上台的趋势,各成员国之间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在德法轴心瓦解的背景下,欧盟注定风雨飘摇。

展望未来,如果全球地缘形势继续恶化,欧洲面临三大风险(黑天鹅):

1、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连任,为在议会获取足够票数,与极右翼政党结盟。未来欧盟或执行更加强硬的反华和贸易保护政策。对中国加关税的领域可能会从电动车扩散至光伏、风能、锂电、钢铁等产品,并实施进口配额限制。

2、特朗普赢得选举,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各经济体加征关税。在欧洲右转的背景下,欧盟可能对美国展开关税报复,引起连锁反应。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类似上个世纪《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那样的大规模关税战,逆全球化导致各国经济陷入萧条,进一步加剧右转趋势。

欧洲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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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7年法国大选勒庞上台,在民意的推动下,启动脱欧公投。法国退出欧盟并重新使用法郎,德法轴心瓦解。在失去法国的支持下,德国、荷兰等经济强国不愿再缴纳高昂的欧盟会费,主张成立新的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强势欧洲”联盟。另一方面,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南欧难以容忍越来越多的中东和非洲难民,脱欧主义政党获得更多席位。随着俄乌战争长期化,东欧和西欧在安全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西欧国家的纳税人拒绝为东欧承担军事义务。最终,欧盟走向解体,波兰、立陶宛、瑞典、芬兰等国彻底倒向英美,并组建向乌克兰出兵的“波罗的海联盟”,与俄罗斯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在原欧盟的基础上,欧洲形成两大新的集团,一个是以德国、荷兰等德语圈国家为主的经济联盟,并启用“新欧元”;另一个是以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为主的安全联盟,其目的是防止俄罗斯在东欧的扩张。意大利、西班牙等拉丁语系国家则维持独立状态,欧洲共同关税和一体化成为历史。

当然了,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五年后的世界,一定和现在大不一样。我们所习惯的全球化、大国均势、经济增长等概念可能会被其它因素代替。欧洲的繁荣已经成为过去式,亚太的繁荣还能继续维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