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叫作：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才有钱。现在应该还有人会说起这句话。记得听见过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就此展开的讨论，他们得到一个共识，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至今不忘。
他们说，现在很多所谓的好男人，或者还不是坏男人的男人，他们很可能是因为缺乏变坏的条件，如果具备条件，也就变坏了。那男说那女的丈夫有钱可能变坏，那女说那男有钱肯定会变坏，那男大笑。
不得不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很有合理性的，多少曾经的好男人，有了钱或者地位，就背叛了婚姻与家庭。推而广之，任何一个人，在有条件变坏的时候，似乎大概率会变坏，比如，缺少法律的约束。
《理想国》里，有一部分关于“正义”与“不正义”的讨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书中的苏格拉底与几个人经过辩论，得出结论：正义是善良和智慧，不正义是邪恶和愚昧。他们双方都认为正义比非正义好。
但是，苏格拉底的辩论对手们，还是根据生活经验指出，在现实中，不正义能给人带来实际的好处，即各种利益。比如格劳孔说：任何一个真正有力量作恶的人绝不会愿意和别人订什么契约，答应既不害人也不受害。
这话有没有道理？有一个寓言故事可以说明。说森林里，兔子建议建立新秩序，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松鼠啦，山羊啦，这些小动物都举手同意，拍手赞成。但是狮子举起利爪问：你们有这个吗？然后，森林里还是旧秩序。
格劳孔进一步指出的一点，就是本文题目中的那句话。他说，做正义的事的那些人，并不是出于自愿，他们只是没有能力作恶，所以，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下，才走到正义的这条路上来的。
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人的性本恶与法律存在的价值。在中国古代，有性本善与性本恶之争。我倾向于性本恶的观点。因为人性本恶，所以首先需要教育，其次需要法律，前者促人向善，后者阻止作恶。
所谓法律，本质上代表惩罚。如果作恶可以不受惩罚，那么有多少人能坚守正义而不去作恶呢？格劳孔假设有两个人，一个正义，一个不正义，让他们随心所欲，说正义的人也会做不正义的事。
中国古代有“慎独”的修身观念，这其实和格劳孔假设的条件相似。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缺乏外界约束，这个时候能不能坚守正义，就能看出来一个人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
格劳孔说的有些绝对了，应该承认，还是有人能够做到自我约束的，中国古代这样的例子不少。但是，我觉得能够做到的肯定是少数，而且应该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就是畏法。
朱元璋做皇帝后，曾问大臣们天下什么人最快活。有人说当皇帝快活，有人说功高盖世者快活，有人说金榜题名者，有人说富甲一方者。朱元璋都摇头。大臣万钢说畏法度者快活。朱元璋大悦。
朱元璋固然是想用法律来震慑为非作歹乃至想造反的人，但这本身却的确揭示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守法是自保的最好办法。想快乐首先得有生命安全，进了牢房，甚至要被杀头，哪里还会有快活呢？
但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法律是否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换句话说，是不是所有行不正义的事的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呢？显然不是，如果是的话，这世界上真差不多就没有不正义的人与不正义的事了，也就没有什么不公平了。
所以格劳孔又说，当一个人有权力干坏事而不会被发现不会被惩罚时，他一定会去干坏事。他举的例子是一个人拥有神奇的金戒指，做坏事别人看不见。现实中，权力就是那神奇的金戒指。有些当权者干坏事，是很难被发现的。
当然，除了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有能力干坏事不被发现，还有一种虚伪的人干坏事也能隐藏得很好。格劳孔说，不正义的最高境界，就是满嘴仁义道德，却满肚子男盗女娼。现在网上流行的表面上是爱国、背地里是生意，与此相同。
所以，歌颂正义，谴责不正义，就要揭露“貌似正义”，揭露那些把正义当作门面的假正义。而如果“貌似正义”能大行其道，能赚得盆满钵满，那么“真实的正义”就将式微，就将消失。
尤其是要堵死给不正义洗白的路径，要彻底将不正义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阿狄曼图斯反对宗教给作恶者赎罪、赦免的祭祀仪式，我们东方的佛教道教也有超度一说，这都是在给不正义开后门。
现实中，自然不是什么宗教仪式给作恶者开后门，而是有些人在为不正义的人打掩护，戴高帽，阿谀奉承，或者成为帮凶。那么，反对不正义，扫除不正义，就要把打掩护、戴高帽这些人一并扫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