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入秋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军队工作）、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的杨勇上将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弱，不仅经常感冒，而且老是止不住地咳嗽，药也吃了不少，就是不见好转。
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杨勇去医院看看，但杨勇工作繁忙，抽不出空，他自信地对大家说：我的身体我知道，好着呢，一点小感冒不成问题，用不着大惊小怪。
就这样，一直到了1982年11月10日，这一天恰好是杨勇的生日。曾给杨勇当过警卫员的小孙上门拜访，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小孙发现首长的呼吸变得特别粗，便对杨勇的夫人林彬说，首长的情况看起来不一样，应该尽早到医院一趟。
就这样，杨勇被迫抽出时间去了一趟医院，一检查医生吓了一跳，杨勇的肺部出现了一个阴影，不排除是癌症，经过会诊，医院决定立即进行手术。
杨勇躺上了手术台，医生打开他的腹腔，发现果然是癌，幸好癌组织不大，只有指甲盖大小，切除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
这次手术结束后，大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这种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医生就发现了异常：杨勇在手术后高烧了一个多礼拜，各种检查后都查不出病因，医生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可能是癌细胞转移产生的高烧，如果是这样，那就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大家都不敢把真相告诉杨勇，但杨勇自己的身体他心知肚明，在过去一段时间，他时常感觉不舒服，肋下疼痛，只不过他一直没有对别人说。
夫人林彬骗他说：不过是慢性阑尾炎，已经切除了。但杨勇早已看破，他也不愿意增加大家的痛苦，默契地选择了看破不说破。
在无锡进行了短暂了休养后，杨勇立刻就返回工作岗位了，直到再次病倒，进入医院检查后，医生宣布，杨勇将军患的是癌症中最凶恶的低分化细胞癌，而且全部扩散了，已经没有手术的可能。
在下来了56天时间里，杨勇在医院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56天。
躺在病床上的杨勇终于获得了难得的清闲，他在病床上静静地把自己一生的经历过了一遍，结论是四个字——问心无愧。
杨勇对家人和工作人员讲了自己一生有太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这些本来非常庄严和沉重的事情，经杨勇的口说出，却显得乐观幽默。
他说：红军的时候，我在的那个连有40多个人，到全国解放时只有4个人还活着，除了我，还有唐亮（开国上将）、甘渭汉（开国中将）和向仲华（开国中将），其他人都牺牲了，留下的不到十分之一。我在红10团当政委的时候，一年就换了10个团长，不是因为工作调动，而是大家都牺牲在了战场上。
我的命大，子弹打不死，当年打长沙，我是连政委，带头摸到敌人的碉堡前，被发现后，敌人朝我扔了一颗手榴弹，砸到了我的头，偏偏手榴弹没有响，只是在头上砸了一个包；
之后我又带着突击队炸城墙，城墙爆破后，我们离城墙太近，大多数突击队员都被飞起来的石头砸死了，我正好趴在树下，树杈卡住了一颗飞落下来的石头，又救了我一命；
一渡赤水的时候，我参加土城战斗，敌人的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腮帮子，牙齿被打掉5、6颗，但我没死，还多了一个“酒窝”；
还有一次战斗，一颗子弹贴着我的头顶擦过，在我头上犁了一条沟，要是这颗子弹再低一点点，我恐怕就当场报销了……
杨勇说，不写回忆录是我一贯的主张和坚持，一场战斗的胜利是集体的功劳，每个人都有份，不能专门突出谁。我们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的，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当年贵州刚刚解放后，几个苏联来的顾问来到贵州说要拍电影，并提出要求给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勇拍几组镜头，杨勇说：“你不要拍我，要少拍领导，多拍群众。贵州的解放时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全省各族人民支援来的，多拍他们。”
杨勇生病住院的那段时间，贵州省军区正好在筹备出版《回忆贵州解放》这本书，他们找杨勇约稿，杨勇说：“解放大西南，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刘邓贺三位首长的正确指挥，是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和各族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我杨勇没有做什么，不要写我。”
但杨勇作为贵州解放后的第一任省主席，战功赫赫的五兵团司令员，怎么能不出现在这本书里呢？当年的老战友反复做他的工作，最终杨勇才抱病写了《回顾贵州解放》这篇文章，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
众所周知，晚期肝癌是所有癌症中痛苦最大，发病最迅速的一种，但据工作人员回忆，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杨勇一声都没有哼过，大家只能从他浑身的虚汗看出他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
一天，医生查房后，杨勇有些吃力地对夫人和孩子说：“我听报道说，国内已经有安乐死的技术了，我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反正无药可救了，国家的经济还很困难，就不要再浪费药了，还不如给我打一针，让我安乐死……”
家人们听后都不愿意接话。
不久后，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到医院看望杨勇，杨勇对这位老战友说：“我很疼，还不如早死好，70岁已经够本了。”张震眼含热泪不让他往下说了。
又过了几天，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将军也来到医院看望杨勇，杨勇拉着他的手说道：“老杨哥，你的工作繁重，不要为我分散精力。告诉医生不要用药了，不起作用，不要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
这年元旦，中央领导来到医院看望杨勇，杨勇再次提起了安乐死的事情：“别在为我浪费药了，也不用费劲，我的病好不了了，给我打一针，让我安乐死吧……”
这次见面后的过了三天，也就是1月4日，杨勇的精神突然好了一些，他把全家叫到病床，说要交代遗嘱，家人准备了录音机放在了隔壁房间，录下了杨勇最后的声音：
“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年我就70岁了。我仔细想过，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前头有那么多人牺牲了，我活到今天也知足了，党对得起我，我也无愧于党……我死之后，你们要依靠自己努力生活，努力为党工作，身后的事情听组织安排，什么要求也不能提。”
1月6日1时55分，一代名将杨勇与世长辞，享年70岁。
据杨勇将军的家人回忆，杨勇在生前有一个遗憾并未能完成，就是他在重病的时候曾几次提出，想回老家文家市去看一看，这是他最后的要求，但之前因为工作太忙无法回去，现在想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杨勇1930年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到1949年秋天衡宝战役结束后才短暂了回了一趟家乡，在家里住了5天。
未能满足杨勇回家的愿望，是杨勇家人心中很大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