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这么多钱！这怎么行？”看着药瓶中间厚厚的一捆钱，杨树达的妻子十分震惊，转头看向了老伴。杨树达一生为人正直，听到学生毛泽东给自己送了500元，满是笑意的脸顿时沉了下来：
“润之，君子受财，受之有道。现在，你不是一师的学生会主席，是堂堂中国的主席，你哪儿拿出这么多的钱？”
1955年6月，毛主席约同学周世钊一起，前去恩师杨树达先生家看望。杨树达是毛主席在湖南读书时的文字学老师，1915年袁世凯妄图称帝，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
杨树达听说此消息后，义愤填膺地写下了一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檄文，毛主席看过之后深受启发，因此经常找杨树达请教有关日本的问题。
那一年暑假，毛主席忙于批判袁世凯的宣传，不慎因天热中暑。好在有杨树达照顾，亲自给他喂药，用酒精擦身体退烧，亲如一家。毛主席在身体好些后，立刻又投入到战斗中。
从此，杨树达对毛泽东这个“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更加看重，从他的身上，杨树达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没想到这个学生当上了新中国的领袖，居然随随便便就拿出这么一笔巨款。
图丨杨树达旧照
这让关心毛主席多年的杨树达怎能不“寒心”，他和那些贪污腐败的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在场的所有人也没想到，这位老教授当着毛主席的面，提出了如此严厉的质问，欢乐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一旁的周世钊深知老师的脾气，赶忙出来解释：
“杨先生，请您放心，润之他还是您教我们的时候一样，‘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现在所有收入和开支，全都交党组织管理，自己身上仍是不带半文钱。”
毛主席接过周世钊的话，毕恭毕敬地向老师汇报，这些钱都是自己写文章获得的稿费，今天买药的钱，就是用的这些稿费：“我这些讲话和文章都是先生教的，这些钱里也有先生教育我们付出的劳动，按劳分配，这些也应该是您所得。”
听完周世钊和毛主席的解释，杨树达逐渐放松了下来，尤其听到“按劳分配”，杨树达更是高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这就好，这就好，润之呀，你能做到这点，就是国家之大幸。”
可能是一时高兴，说话过多，杨树达突然咳嗽不止，大家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处置。毛主席快步上前，轻轻扶着杨树达，抚摸老师的胸脯，帮老师缓口气，然后拿起痰盂，弯着腰接着老师咳出的口水和浓痰。
图丨毛主席在长沙，右一为周世钊
杨树达见状拉着毛主席的手，一边咳嗽一边示意毛主席赶快放下，但毛主席依然如故，端着痰盂不放。其他人被毛主席的举动弄得措手不及，只好齐齐站起来，周世钊上前准备接过痰盂，结果被毛主席用手肘挡住：
“你以后还有机会，这次就让我一回。”
一阵猛咳之后，杨树达终于吐出了几口带有血丝的浓痰，看到毛主席端着痰盂站在自己身边，不好意思地恳求毛主席赶快把痰盂放下。没想到毛主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老师端痰盂是学生的本分。说完就端着痰盂朝门外走去。
很显然毛主席是要去清洗痰盂，众人急忙纷纷伸手去接，毛主席再次拒绝了帮助，还故意提高嗓门说，平时自己的痰盂都不准自己倒，说是什么原则问题，今天自己给老师倒痰盂，这是祖宗规定的原则问题。
说罢还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朝着水龙头走去，蹲着身子认认真真洗起了痰盂。身后的工作人员见此情景，无不感动落泪。躺在睡椅上的杨树达，指着毛主席的背影，得意地说：
“润之啊润之，还是当年那股劲，口若悬河，心如一团火，身上总是一股势不可挡的真气！”
图丨青年毛主席
清洗完痰盂，毛主席又陪着老师聊了一会，工作人员提醒他晚上有会，才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临别前，杨树达拉着毛主席的手再次嘱咐，国家以民为本，以人才为先，得民心者平天下，得人才者兴天下。
毛主席被老师的关怀深深感动，给老师将胸前的毯子盖好，握着老师枯瘦的手说：“先生教诲，学生终生不忘，下次来长沙，一定再来看望先生，还要请先生看我游泳。”
同年9月，毛主席了解到杨树达的身体情况有所好转，便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学术会。当时正值中秋节，毛主席在丰泽园为老师设宴，并请来徐特立、章士钊等人作陪。相互问候之后，毛主席又说起了当年驱逐张敬尧的事情。
1918年，皖系军阀张敬尧率军大举攻占湖南，假借“都督”的名义在湖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怨声载道，称之为“张毒”。
当时毛主席带头掀起了“驱张运动”，派人去上海联络省外的力量共同行动，同时组织长沙的2000多名教职员工以及学生们罢课。紧接着，毛主席又组织各界选出代表，上北京对张敬尧进行控告。
图丨张敬尧旧照
1919年12月，在毛主席的组织下，湖南各界组成了三个代表团前往北京，分别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湖南公民代表团，以罗教铎、杨树达为首的湖南教职员代表团，以及以柳敏、李思安为首的湖南学联代表团。
由于罗教铎和杨树达是毛主席的老师，柳敏和李思安是“新民学会”的成员，毛主席自然而然成了三个代表团的总联络员。
当时有人劝阻杨树达不要上北京，但杨树达毅然决然地说：“义无反顾，势在必行，吾意决矣！”这个时候，他要和自己最爱的学生站在一起，一起并肩战斗。
湖南“驱张”代表团一到北京，就开始联系各界正义人士，甚至还联系到政府内部官员，形成了浩大的声势。12月28日，毛主席等人在湖南会馆前召开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千余人到会者要求在场议员为“驱张”作担保，议员们不得不表示：
“担任驱逐张敬尧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
次年1月28日，驱张代表及部分北京学生涌向新华门，也就是当时军阀政府的国务院所在地。毛主席、罗教铎、杨树达等六位代表率先冲进了大门，高呼口号，要求面见总理靳云鹏，结果和手持刺刀的卫兵整整对峙了三个多小时。
图丨毛主席与驱张代表团部分成员合影
聊起这一段过往，毛主席说当时自己还担心杨树达的身体吃不消。杨树达说自己当时根本不感觉冷，也不感觉脚麻，只是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
见请愿的队伍不愿离去，一个自称总理秘书的人走出来，将毛主席、杨树达、罗教铎等六名代表接了进去。杨树达首先拍打着桌椅，声色俱厉地呵责秘书长，湖南学生来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接见？湖南闹得这么凶，为什么不解决？
其他代表也相继列举张敬尧在湖南的罪恶，声称一定要见到靳云鹏。秘书长被众人骂得哑口无言，只好让秘书电话找寻靳云鹏，但没有找到。
毛主席、杨树达等六人只好先行离开，将情况告知请愿人群，结果群情激愤，立即举行游行，一路走到了靳云鹏的私宅。靳云鹏担心自己家被砸，急忙让副官于化龙出门迎接。
当着靳云鹏的面，六名代表递交了《上靳氏书》，靳云鹏承诺，一周内答复请求。这种承诺自然是靳云鹏的缓兵之计，一周之后，代表们不但见不到靳云鹏，他的私宅前还布满了军警，不准人们通行。
图丨靳云鹏旧照
毛主席和代表团自然料想到这种情况，为了扩大影响力，争取舆论和社会同情，给军阀政府施压，毛主席组织了平民通信社，并亲自担任社长。当时通信社就设在北长街的福佑寺内，毛主席将办公室设在正殿，将敬神的香案当成办公桌。
一次，杨树达听说张敬尧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将一些反动官僚、绅士凑成了保张团体，和驱张代表团进行对抗。他找毛主席通报情况，结果发现毛主席正坐在大殿的香案之上，全神贯注地撰写驱张通讯稿，不禁大笑起来：
“福佑菩萨，我来敬香了！”
“先生，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毛主席被突如其来的笑声惊动，抬头发现是自己的老师。杨树达幽默地说，这是福佑菩萨显灵的地方，自己怎么会找不到？
自此以后，杨树达经常到福佑寺，与代表们相互交换驱张信息。在代表们的共同努力下，平民通信社每天能发出150多条新闻，送往全国各地，张敬尧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没过几个月，张敬尧就在湘军的武力威胁下，被驱逐出了湖南。
图丨中年杨树达
经历了这次驱张运动，毛主席看到了杨树达身上的“嫉恶如仇，义无反顾”，毛主席的“指点江山，书生意气”，也给杨树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样，两人的师生情谊不但更加深厚，还增添了一笔战友情谊。
回忆完当年驱张的经历，毛主席动情地说，共产党内弄不好也可能出现赵敬尧、王敬尧，到那时，还要请先生来新华门，打倒这些形形色色的张敬尧。杨树达激动地回应：
“只要润之打个招呼，我就重返新华门，到时候别嫌我老了。”
师生之间的这段精彩对话，说得大家开怀大笑。大家都知道，凭着杨树达先生的为人，只要毛主席开口，他一定义不容辞。
当年“驱张运动”胜利后，杨树达拒绝做官，坚持投身教育，在北京从事语言文史的教学研究。虽然他和毛主席已经分别，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斗争。
1935年，杨树达听说毛主席领导的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冲破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剿，通过了雪山草地的消息，高兴地在当天的日记中作诗一首，决心和毛主席一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图丨红军过草地
“七七事变”之后，杨树达不愿在日本侵略者的掌控下苟且偷生，毅然辞去清华大学的教授职位，举家回到了湖南，担任湖南大学教授和文法学院院长。西安事变后，徐特立来到长沙宣传抗日，特地和杨树达见面，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和敬意。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举国欢腾，杨树达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得整夜未眠。作为一名史学家，杨树达在高兴之余，内心又有一些不安。
这么多年来，他目睹了蒋介石的为人，如今抗战胜利，蒋介石会不会和之前一样，残害并肩战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他听说毛主席要亲自到重庆谈判时，不禁为自己的学生捏了一把冷汗，生怕毛主席遭到蒋介石的毒手。
当他在报纸上读到毛主席所写的《沁园春 · 雪》时，更加佩服这位学生的雄才大略。
不出杨树达所料，蒋介石签下和平协议没多久，就在美国人的支持下挑起了内战。杨树达返回阔别八年的长沙，见到的都是饱受内战痛苦的百姓。于是他像当年驱逐张敬尧那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对蒋介石的运动中。
1949年，眼看着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杨树达被推举为代表之一，面见驻军在长沙的国民党司令陈明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发陈明仁的爱国爱民之心，促使陈明仁与程潜起义，和平解放湖南。
图丨解放军进入长沙
新中国刚成立，杨树达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亲自将儿子送去参军。自己则不顾年迈体弱，先后出版了18部专著，并先后被选为湖南文史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湖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解放后，杨树达多次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也三次亲笔回信，两次在长沙与其约见。
一次，杨树达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杨荣国撰写的学术文章，发现其中有许多错误，杨树达一向对人对己要求严格，因此要求湖南大学免去杨荣国院长的职务。
由于湖南大学没有采纳杨树达的建议，杨树达便给毛主席写信。后来一位教授批评杨树达，对杨荣国应该以教育为主，况且杨荣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求免去职务的做法欠妥当。
杨树达经人提醒，也觉得自己的建议过于偏激，遂再次给毛主席写信，承认自己的错误。毛主席在回信中肯定了他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
1954年11月，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到长沙视察，派人将杨树达接来见面，自二人分别之后，已经34年没有见面。一见到杨树达，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
“尚相识否？得君二信，曾作一复。”
图丨杨树达全家合影
杨树达激动地回答道，信早已经收到了。二人交谈了许久，并一同共进晚餐。后来杨树达再次致信毛主席，并将自己出版的几部书籍一并寄去。毛主席很是高兴，亲自给老师回信表示感谢。
1955年的中秋节，是杨树达一生中过得最尽兴的一个中秋节，也是他和毛主席最后一次见面。次年二月，杨树达在长沙病逝，噩耗传到北京后，毛主席非常悲痛，亲自致电悼念：
“惊闻树达先生病故，深为悼念，特电致唁。”
在毛主席的关照下，湖南各界为杨树达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将其安葬在岳麓山，让先生的凛然浩气永远长存于巍巍麓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