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公众号：
2024年6月16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古典学年会举行了以“古典学的学科建设”为主题的圆桌讨论，七位学者畅谈古典学的发展与学科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以下为本次圆桌讨论的发言全文。
洪涛：各位老师们，上午好，我们接下来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圆桌讨论的引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贺方婴研究员，发言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吴飞教授，中山大学的丁耘教授，中山大学的陈建洪教授，同济大学的柯小刚教授，中山大学的李长春教授。现在，我们先请引言人贺方婴老师发言。
贺方婴：“古典学的时代来了吗？”
感谢主持人！被大会安排做圆桌会议的引言人，我感到既忐忑，又感慨。我记得，第一届全国古典学年会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和古典学研究中心承办。今年是第十一届年会，当我们再次回到中山大学，回到博雅学院，有一种中国的古典学再次回到生长的开端处，是“回家”的感觉。既然被指定为引言人，作为第一届年会的与会者，我想就古典学学科成长的十二年，谈一些朴素的看法。
首届古典学年会于2012年在广东肇庆举办，回望这十二年的历程，学会和学科的发展虽艰辛不易，但令人惊喜。但是要说，古典学学科的起点似乎可以往前追溯至2003年10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的《经典与解释辑刊1：经典与解释的张力》，历时二十余年，这份学术辑刊已经出版了63辑，刘小枫主编做为辑刊的设计者，创刊之初就有意识地将中西古典同时纳入研究视域，首辑刊发9篇中学文章、4篇西学文章。可以说，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做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学人的初心。这些年，古典学学科发展面临的艰辛与困难，相信在座的不少同行深有感触。经过二十余年的学科准备，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谨慎地问一句：在文明互鉴的视野下，中国的古典学时代来了吗？
我这里向大会报告的是，自去年春天到今年初夏，我国的古典学学科发展有迅猛地推进。首先是，《古典学研究》从2010年3月创办的一个学术辑刊在出版了40辑之后，终于在去年9月正式创刊发行。最新的好消息是，《古典学研究》期刊自2025年起将正式转为季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对全国的古典学研究者来说，有了正式的专业学术期刊之后，古典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就有一个交流与发表的国家级学术平台。这次开会，很多同行一见面，就表达了对《古典学研究》创刊的惊喜。可以说，《古典学研究》的正式创刊是我国古典学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其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12月14日正式成立古典学研究室，2024年2月27号院里也正式批复成立院级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著名的古典学大家王焕生老先生在得知这些喜讯后，激动地对我们说：“我们古典学终于有家了！”
不过，这些令人振奋的喜讯之后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老实说，对学者而言，建制性的举措不过是一个框架，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在这框架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填充？如果说，时代给了我们这个学科如此巨大发展契机，那么所有的古典学研究者则应当思考与讨论，我们如何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不愧对这些历史性的机遇。
从这个角度，今天讨论些非常切实的问题还是非常有必要。今天在座的与谈老师都是中国古典学界的顶梁柱，我也想抛出些问题向同行们请教。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建设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研究语境中，古典学的研究范围、方法和目的一直存有争议。甚至迄今为止，古典学在中国还没有正式的学科归属，研究古典学的学者分散在文、史、哲、法等传统的学科领域。如果要建设古典学，我们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一个学科，要以什么作为我们学科的基础和根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这十二年来的宗旨是：要立足中国文明自身传统，从中西方古典文明的智慧中吸纳和探索更多推动现代世界发展的思想资源和新的动能，这是我们学会的初衷。但是这背后还隐含着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古典学？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古典学的学科界限？诸如研究其它古代文明的现代学科，比如说亚述学、埃及学、波斯学、印度学乃至犹太学，是否应纳入中国的古典学学科建设？第三个问题是，古典学究竟是要偏重古代经典文本的解释和研究，还是要偏重文献整理和考据？今天很多考古文物研究中的古建筑、碑刻、雕塑、洞窟、绘画等内容是不是也应该纳入到古典学研究范畴当中？其实后两个问题可能会涉及一些技术层面。当然，个人如何做学问完全取决于个人心性和学术旨趣。问题的另一面是，可能我们还要考虑到如何将个人的学问旨趣与更广阔的中华文明抱负联系起来。因而，即便在古典学的学科内部，我想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在今天探讨。
中国社科院古典学研究室作为国内第一个实体建制的古典学研究机构，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对我和我的同仁来说，我们个人的研究背后始终带着对中国文明的关切。我想，时代既然选择我们这一代人，希望大家继续将这个学科努力往前推进。
接下来大家最关切的一个问题是，到底要不要把古典学推向一级学科？在新兴的交叉学科视域下，古典学学科是否到了该向国家提出可以建设一级学科的时候？其实这里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动机，那就是希望今天还在学习古典学的学生，未来不用再面临学科正当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哲学系研究荷马史诗有没有正当性？在中文系研究柏拉图有没有正当性？我相信如果未来古典学能建设成一级学科的话，这些困扰我们这代人的问题必将在他们那里能够得到解决。今天这些年轻人能够在正式的古典学学科建制中，做出带有整全面貌的中国的古典学，出版更多的精品。
以上就是我向在座老师抛出的问题，谢谢！
吴飞 ：“古典学始终在三重张力中前行”
我接着贺老师的发言。贺老师刚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让我想起甘老师在8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这是80年代甘老师最有名的话之一。我没有方婴那么乐观，我们现在和80年代刘小枫老师和甘老师最开始那时候还是有很大差别。一方面我确实同意贺老师，经过古典学同仁多年的积累，我们现在确实是到了做非常不一样事情的时间节点。第三届年会的时候，我们开过关于《理想国》教学的年会。十年前的时候，柏拉图没有那么多好的翻译。现在，我们有了两套非常好的柏拉图全新译本，这得益于我们这么多年的积累。我在这个会上看到每年都有新面孔，最开始还是以学生身份来参会、听会的很多年轻朋友，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些大学的中坚力量。最开始前面两三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论文是非常幼稚、不成熟的。后来就越来越好。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其发展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同时，我也要说，机遇和危机是并存的。古典学它从来不只是一个学科建设，它同时关系到我们整个文明发展的大势。我记得我在2019年清华那次年会上谈到过古典学的三对张力，一是中西之间的张力，二是现代和古典的张力，三是文字、文献考据学和义理方面的张力。其实我们现在都还在这三对张力中，我们现在的努力并不是把它解决掉、消解掉，而是说始终在这三对张力当中发展。虽然我们讲古典，但始终立足于现代；而且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身是一个现代的学科。古人不会有古典学，现代人之所以讲古典学，就是因为有现代和古典之间的这对张力在。讲古典学从来都不是以复古为目的，而是要思考我们现代文明的命运。中西之间也是一样，我们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唯我独尊、夜郎自大。我想古典学专业委员会最大的好处就是始终意识到这一点，始终坚持中西并重。讲中学不可能纯粹讲中学，一定是要有西学的问题意识；讲西学也不是为了西化，不是简单为了和国际接轨，而是要回应我们自身的问题。
古典学的一个特点在于它始终是有门槛的，不是什么人都能讲。所以这和前些年流行的所谓国学等有所不同，国学慢慢就变成什么人都可以讲。古典学无论中西都是有门槛的，如果没有无论是古典西方的语言还是中国古文字的训练，是不可能进入古典学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被“门槛”局限。比如清人，从戴震开始，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义理思想抱负。为了达到义理方面的开拓，就必须要有小学的积累，但结果小学积累越深，发现越不够，于是最后甚至舍弃了义理追求，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小学积累。所以，乾嘉学派看上去就只有考据、只有训诂，小学反而变成它最重要的东西。西学也是一样，学古典文字本是为了理解古典思想，是为了理解荷马、柏拉图的，结果最后变成了像刚才贺老师说的那样，现在认为考古学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大家不相信传世文献，不相信司马迁的记载，只相信在地下挖出来的出土文献。在希腊也只看它挖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考古没法证实荷马讲的一些东西，荷马就不可信了。这是非常令我担心的。无论中学还是西学，如果我们变成将小学考据看作学术的全部，那么就完全失去了本心。
我想，目前的古典学研究还是始终在这三对张力当中在进行。我刚才说有三对张力，不是要化解这些张力，而是使这些张力和我们的研究始终相伴而行。对于我们来说，古典学是一种文明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学科的限制。如果只是变成学科限制，那么就可能是很负面的作用大于正面的力量。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坚持，才会有今天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局面。
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现实还是学术，都充满大量挑战，有很多我们看不清的地方。我们要求始终以学术为本，本着学者的本分来面对这些问题，来逐渐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操之过急。所以古典学始终是在张力中前行，我想我们能够保持现在学术和思想的活力。谢谢！
丁耘 ：“从小古典学到大古典学”
我接着这三位教授的话讲几句。中国古典学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我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典学只是学界自发的小范围的运动或者是思潮，还远远谈不上进入学科。现在回想起来，古典学运动的酝酿阶段、推动阶段比第一届古典学年会要早得多。第一届古典学年会是2012年在广东肇庆办的，到现在正好一轮。但是它的启动应当是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刘小枫教授的学术转向带动的。我清楚记得当时小枫在复旦做了一场讲座：“尼采的微言大义”。洪涛兄当时也在，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埋头做笔记的情形。那个时候我多大？洪涛兄多大？就和苏杭现在差不多大。苏杭多大呢？苏杭是刚进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94年生人。古典学酝酿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从民间、从学界的自发运动到学院，再逐步得到国家的关注，这几步走得非常不容易。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古典学不仅仅正在成为学科，而且正在成为显学，正所谓形势一片大好。但是越是在形势大好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多提醒自己。形势大好和形势严峻，对于一个处在形势中的人来说，提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都是既要勇敢又要清醒。大好体现在什么方面？我们都知道，在西方学科体系里，古典学是有严格限定的，只有古希腊、罗马的经典研究才能叫classics。不要说中国的四书五经研究不算classics，就连莎士比亚、但丁其实都不能属于classics。这是非常严格、门槛很高、范围也很窄的小古典学的范围。但是，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实践，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渐渐地越出了小古典学的范围。首先，我们是在中国，我们不能说经史传统不是古典学。中西对话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我知道在座的老师，包括一些同学跟着在座的老师求学，就是因为他们的治学视野就是中西比较。从小古典学到大古典学的第一个拓宽方式，就是从西学拓宽到中学。第二个方面，古典学在刚起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交叉学科或者说跨学科的建设趋势。严格来讲，古典学在西方是现代大学里的一门现代学科，但是现在中国大学里是没有这个学科的。这个板块讨论“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就是因为在中国的学科门类里面是没有古典学的，但现在又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进行古典研究。事实上，中国大学具有明确的古典研究意识，但它散落在文、史、哲、政、经、法、社等的研究当中。洪涛教授来自政治学系，学位是法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古希腊政治哲学：《逻各斯与空间》，这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篇博士论文。吴飞教授的博士学位读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现在则归在宗教学学科下。他们都是在现代学科体制下面，但研究时面对的也都是古典学的材料。这是两个恰巧坐在我旁边的例子。这说明了，早在中国古典学运动自发阶段，学人的探索已经溢出了学科的壁垒。
复旦大学在近20年前成立思想史研究中心，它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中心。文、史、哲、政、经、法、社都有各自的学科史，例如哲学有哲学史，史学有史学史，文学有文学史等等，实际上各学科书读的都是差不多的。学科的区分弱于中外的区分。例如这些学科里的从中国学术出发的“史”（中国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等等），面对的最早的原始材料是一样的，学科态度和学术方法不同而已。例如都要经学的材料。再如西方政治学史、西方法制史，与西方哲学史的源头材料也是高度重合的，例如都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等。而不同一个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倒是有更深的鸿沟，例如中国哲学史的文本与西方哲学史完全不同。如果研究对象的分类在学科分类标准上应该起到某种作用，那么面对古典文本时，现代大学的学科分类确实就出现了某种明显的紊乱。这就促使我们检讨，是不是有一个来自诸学科内部的客观学术需要，把散在现代大学不同学科门类里面的古典学内容整合为一个就叫做“古典学”的学科？而这个古典学，是包括但不限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研究的。换言之，正如中国古典学运动一开始就指向的那样，中国即将出现的相关学科应该是一种大古典学。可以这样问，现在是否已经到了一个好的契机，这个大古典学的思潮或运动可以催生一个学科？这个大古典学在其学科设置上不仅可以保留但扬弃文明或文化的界限（例如中西的界限）、古今的界限（例如荷马与莎士比亚的界限），也可超越原来诸一级学科的界限（例如文史哲政经法社）。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出来，现在圆桌讨论的朋友们非常谨慎，同时也很高兴、很兴奋。我想，这个问题肯定不仅仅是圆桌会议的问题，更是古典研究全体同道要严肃面对、从长计议的问题，所以也抛给大家。我们这波人现在正在老去，学科建设的任务期待后来者——80后、90后甚至00 后跟上。
不管怎样讲，我还是要再做提醒，古典学不管拓展多大，它也还是现代大学里的现代学科，它哪怕再大也是如此。它是一门自觉检讨现代性的学科，这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在大学里再讲经学，已经不是古代经师、门阀传的那种经学，而是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经学。这一点我可能要提醒在座的诸位，包括提醒我自己多加注意。
陈建洪：“作为学科，古典学如何落地？”
关于古典学与学科建设，刚才丁耘谈到院系问题。由于我一直在院系直接参与学科建设，所以我先结合博雅学院的具体情况谈如何落地。如果要让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落地，我们首先要面对比较多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现在讨论古典学与学科建设问题，其实也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常年面临的问题。博雅学院通过二次遴选一个年级招收30位本科生。经过四年时间的培养，他们可以选择文、史、哲、政、社、法六个专业出口。这意味着这些学生在本科阶段后两年需要跟博雅学院以及不同专业院系的老师展开联系和沟通。博雅学院本身并不授予一个博雅学位。博雅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最终获得的其实是六个专业院系的学位。
将来古典学如果作为一个学科建设，那么它是建立在文、史、哲、政、社、法之外，还是只是立足于跨学科交叉融合，这是一个非常具体而现实的问题。如吴飞刚才所讲，这是一个机遇，也会面临挑战。有时候，不同学校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太一样。比如，中大博雅学院跟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就不太相同。重大博雅学院肩负着建设全校文科的使命，而中大博雅学院是建立在文、史、哲等院系之外的独立院系。两者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过，我们的培养模式基本上都立足于古典学的旨趣，都立足于经典文本阅读。所以，也刚好契合古典学学科建设。
谈到古典学，刚才大家都在回顾第一届古典学年会。丁耘实际上把中国古典学的发展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也就是甘阳和刘小枫两位老师开启古典学运动的时期。中山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在学会成立之前其实就已经建立了。在刘小枫老师的带领下，古典学中心先依托于哲学系。后来因为刘小枫老师离开中大去了京城，古典学研究中心也就从哲学系转移到博雅学院，甘阳老师任中心主任。目前，古典学研究中心由谢湜副校长担任中心主任。博雅学院一直在从事古典学教学和跨学科多专业的实践。中间当然也有不少很多问题和争议，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克服和进一步提升。当然，讨论学科建设跟人才培养是两个事情，但是这两个事情是相辅相成的。整个古典学事业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确实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
回到古典学来谈。刚才丁耘讲到，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古典学是有严格限定的，仅指向古希腊、罗马的经典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发展肯定拓宽了古典学的狭义内涵。我们还要区分古典与经典，比如如何把莎士比亚、彼得拉克这些人纳入古典学体系。所以博雅学院的培养方式还是强调核心文本与核心课程，围绕中西方文明经典的研读及古典语言的学习展开。博雅学院去年重新恢复招收本科生。这也是重新去实现两位前辈学者在中大创立的古典教育理念。博雅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也在全国不同高校和不同行业开始呈现他们的活力，人才培养的效果慢慢在凸显。我们希望有更多博雅学院的学生，能够带着博雅学院的理念，继续拓深古典学研究。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在接触不同专业的老师时，我有时候也会问他们，“觉得我们博雅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样？”对此的评价有时候是两极的。一部分老师觉得很好，因为博雅培养出来的学生跟专业院系培养出来学生相比，他们的风格和眼界不太一样。专业学院可能是按体系培养，比如说通史类的、导论类的课程，会有一个体系性的专业培养模式。博雅基本上是围绕着文本和经典展开的培养模式。这给接收博雅学院毕业生的老师们留下了不太一样的印象。如果那个专业的老师特别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全面性，他可能会觉得不满意。如果是比较注重学生研究视野开阔性的老师，则可能会觉得比较满意。这也是各位老师刚才提到的，关于古典学未来发展和成立一级学科，我们还要面临既有相关学科以及人才培养的疑问。
就我自己看来，建立古典学学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确实面临着打破原本专业界限的问题。另外，的确有必要更新西方狭窄意义上古典学的范畴，例如可以将中国经史传统纳入在内。于是，我们便需要考虑怎么将它们全部涵盖进来，以建立一个更加宽泛的、跨学科的、会通古今中西的古典学。其实，在古典学与学科建设中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是各位老师谈到的古今问题，另外一方面则是中国式现代化问题。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我们必须去考虑古典学能为我们现代化发展道路带来什么样的新启示。我想，这也是我们在未来建立这个学科所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柯小刚：“保持古典心性的天真，返回古典创生的本原”
当代中国古典学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回想起来让人感慨良多。我想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古代，都不曾有过今日中国这样的古典学形态：大家从各种领域、各种背景汇集于此，一起广泛研究中西古代经典，抱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时代忧患，做着极为学院化的工作，但又恰恰不满足于学院化，而是清醒地保持着对现代学院学术的批判态度，以古典朝向未来、重塑现代——这样的古典学真是太稀有、太特别了。
回顾历史，无论是西方古典学的发展，还是中国古代经学的发展，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一开始具有一种向道的心志，一种来自文明元典的原创活力，一种敏感于时代问题意识的忧思、对于人类生存境况的感受、对于现状的批判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并由此出发而敬畏天道、研读古典，以自身的生命与古典对话，我注六经而六经注我；但随着经典研究的逐渐细致复杂，随着学术建制的完善，经学却越来越成为官僚体系的附庸，古典学则越来越成为学术工业体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当代中国古典学还处在草创期，充满创造活力和无穷可能性，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走在渐趋成熟的路上。此时，反省古典之路的原发初心，可能是比学科繁荣的建设工作更加艰难和更为紧迫的任务。
我想起很多年前刘小枫老师写的一篇文章，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就是“中西古典心性的相逢”。这篇文章奠定了中国当代古典学的基本品质和基本问题意识。其实中国古代从孔子开始，就是在朝向未来文明生活的思考和想象中编修古典文本，在面向时代问题意识的反思和对话中重新解释古典，在个体生命的心性自觉和自我完善中皓首穷经、知行合一。但是，后来经过历代学科化的发展，这种源于古典深处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变得越来越弱，以至于后来完全堕入一种表面上的知识繁荣和实质上的精神空虚，越来越丧失思想的活力和生命原发的动力。在西方古典学史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起初，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的整理、翻译和研究，其实是一场社会运动，是体现在学术形式中的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对整个西方文明的走向都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完善，研究越来越细致，古典学逐渐被吸收到现代学院学术体系中去，变成了一种越来越精深但也越来越狭隘的学术形态。
目前，中国当代古典学其实是处在一个关口，一个抉择未来去向的十字路口。我相信这将是古典学的中国时刻。能不能让古典学保持其向道的初心，且帮助中国经学回到其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本原，取决于今日中国古典学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决断和切身行动。这些年来，一届一届的古典学年会上，我感觉到有一个明显的代际交接。中国古典学研究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尤其是在海外接受严格古典学训练的年轻学者，以及在国内接受越来越扎实经学训练的年轻学者，陆续加入到古典学知识生产的队伍中来。这些年轻学者的语言功底、文献功底都要好于上一辈学者，但是，曾经在甘阳老师和刘小枫老师那一代人身上体现的时代关怀、古典心性和生命质地，在青年学者身上似乎还是有所欠缺的。当然，这需要长时间经典浸润和人生经验的打磨，才能渐渐成长。在古典的意义上，成长不只是走向成熟，而且更是文质相复的返回。在古典学科的未来发展中，我们能否持续不断的回到出发点，在走向成熟中保持青春的创造力，保持一种永恒的古典的天真，可能是古典学科建设中最大的挑战。
李长春：“古典学的包容性、反思性、批判性和建设性”
在几位教授对这个问题做充分阐释之后，关于古典学学科建设正面和负面的思考其实已经呈现得比较充分了。但是我想补充两点。一是为什么要建设古典学学科，二是建设怎样的古典学学科。
我和贺方婴，以及在座的陈壁生、林志猛、王承教在内的这些老师，我们的成长史基本上就是中国古典学的成长史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的学术经历恰好见证了中国古典学所经历的一切。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我们之前和之后的人都没有那么丰富的关于一个新的学问形态在争议中兴起的经历。
大概几年前，当我开始使用“古典学运动”这个词的时候，别人非常惊异。我大概是2022年海南的古典学年会上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使用“古典学运动”这个词。会议结束之后，有朋友来问我，古典学可以称作一场“运动”吗？我当时没太想清楚怎么回复。不过今年这次年会我非常高兴看到，在我前面发言的几位教授基本上都使用了，或者至少是认可了“古典学运动”的提法。我觉得如果能够对古典学作为一场“运动”形成基本共识的话，它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对于过去20年中国思想学术走过的道路有了基础的、底层的共识。刚才丁耘老师谈到，古典学运动的开端应该是上个世纪末刘小枫老师的思想转型，在我看来，这个思想转型的标志就是开始强调深入研读西方经典，重新理解西方。为什么需要重新理解西方？因为我们之前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不够。我们需要重新研读西方的伟大经典，以及西方人对这些伟大经典的阐释。这样一种思想导向影响到中学，就意味着我们应当重新理解中国文明，重新理解中国文明的核心经典，以及中国历代先贤怎样阐释这些核心经典。
经学在哲学视域里面呈现，或者至少是被从事历史研究或哲学研究的学者重新注意到并投入大量精力去研究，以及这之后二十年的经学复兴的学术潮流，我觉得都是古典学运动在中学领域里的体现。当代中国的经学的复兴有着复杂的光谱和多样的形态。虽然在其倡导者或者是标杆性人物那里，每个人对经学复兴，以及为什么会有经学复兴浪潮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可是在当代中国整体的学术景观中，它必然是古典学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再往后就是今天我们大多数人看到的景象，即在西学的研究领域里，在极短的时间内涌现了大量能够教授西方古典语言的老师。在此之前，大概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大多数高校里面能够教授西方古典文学或从事世界上古史研究的老师其实非常少，更不必说教授古典语言。而古典学运动兴起的结果之一就是，它至少在学科层面填补了历史、中文以及哲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成绩，这个成绩大家可以从数量关系上看到。
在古典学运动的浪潮中，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个景观。在2000年以前，一个中文系治古典文献的学者绝对不会把历史系里做希腊史、罗马史研究的人看成自己的同行；反过来也是一样，一个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学者肯定不知道中文系治古典文献学的人在做些什么，不去想他们的研究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是古典学运动的兴起，使得这些原本看起来没有任何关联的人居然坐在一起，寻找可以互相沟通的话题，并开启讨论，这对于中国学术的推进和整合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在最浅的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可感可知的古典学运动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此外，我们还会看到，从我们这一批人开始，到比我们更年轻的学者，有更多治中国学问的人同时也研读西方经典，或者做西方学问的同时又花大量时间去阅读中国经典。虽然他们不一定以古典学来标榜自己的学问，但是，我觉得作为古典学运动的影响成果，他们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古典学人、至少是潜在的古典学人。他们做的工作就是沟通中西经典，这实际上便已经是古典学研究。可以把这个过程简单地概括为，古典学由一个运动转变为一种学术形态。
但是，古典学的学术形态是不稳固的，其存在本身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比如一个做中国学问的老师带领学生阅读柏拉图，他可能在专业院系里要承担一定的舆论压力。一个研究西学的学者开《诗经》《尚书》课，也会被视为不务正业。更不用说在研究和发表方面遇到的困难。为了使古典学的学术形态能够不断延续并发扬光大，进而取代现有院系里面已经非常成熟的、研究空间已经近乎耗尽的人文研究的领域，我觉得推进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势在必行。
这仅仅是一个学术的理由，把古典学建设成一个学科，还有其他的理由。如果大家有印象，可能会记得大概在九年前，网络上一篇流传极广的文章。那篇文章叫什么呢？原来的名字大概被人淡忘，因为后来它被不断转载的人起了一个标题党的名字，叫“古典学不是刘小枫搞的那一套”。我也忘记作者是谁，作者是谁其实不重要，因为当时可能的确有很多人认为古典学不是“刘小枫搞的那一套”。但正是“刘小枫搞的那一套古典学”产生了深入和广泛的影响，影响了中国古典西学研究者的学术路径和中国古典学的精神气质。那么，我们就要问，刘小枫的“那一套”是哪一套？
刘小枫的“那一套”古典学，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包容性，它涵括古今中西。它以西方古典学为参照，其目的却是为了激活中国经典及其解释；它以中西古典文明为考察对象，其学术关切却是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可以说，古今中西的张力正是“刘小枫搞的那一套”古典学的基本动力。
第二个特征是反思性。古典学首先立足于对现代性的反思，立足于现代世界，它是现代人对其处境的反思。现代人在现代世界中要理解他的生存，需要相应的思想资源，而这个思想资源无法完全从现代世界本身获得，所以才把目光转向古典，所以才要去深入探究古典。
第三个特征是批判性。这些年中国的发展和复兴的势头将引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中国的复兴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是要简单地取代美国，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第二个美国或第二个西方。它必须塑造一个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要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能从既有的现代文明形态中找到摹本，它的塑造需要依靠理论资源和想象力。后者只能从古今中西的张力中产生，不可能有一个单纯的、既定的东西即拿即用。这就首先要打破那些阻碍我们思考的、教条化的理论，不管它是体现在哲学上还是体现在社会科学上。任何社会科学其实都是基于某一信念，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之上形成一套工作方式和理论。但是理论建立的信念前提一般是没有经过反思的，一旦反思就意味着跳出该学科的范围。我们的自主知识创新，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去反省既有的社会科学及其赖以存在的前提，探究这些前提的本质。这必然是一种哲学性的工作，而这种哲学性的工作必然依赖古典学所提供的批判意识为它奠基。
第四个特征是建设性。它虽然以古典文明为研究对象，但是却以人类未来作为致思方向。它始终追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高贵和伟大、什么是人类应该去追求的美好生活。古典学必须始终面对这些问题做出思考。也就是说，它要回答人类可以期待的文明新形态究竟是何等样貌。正因如此，古典学比其它任何既有学科都更具有建设性。
这是我对古典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粗浅理解。谢谢大家！
洪涛：“我们的讨论是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引言”
非常感谢六位与谈者的精彩发言，我自己虽然也在古典教育研究当中，我的研究涉及到古典学的范围，但是我对古典学没有做过非常完整和深入的思考，所以在听了六位的发言之后，我受到很大启发。
贺老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现在古典学建设已经到了可以称为“古典学时刻”的时候。吴飞老师指出，如今古典学建设机遇和危机并存，我们对西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来理解我们文明自身的问题，我们讲古典学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这一点我本人的体会非常深，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纪称作一个技术的时代。我们现在面对古典文本，不同于古人面对卷帙浩繁的文本，现在我们用几个G的电子产品就可以把所有古典文本随身携带，而且可以检索。这种处境是古人从来没有遭遇过的。我想这是我们在面对古典文本的时候不能忘记的现实。丁耘老师谈到，中国的古典学实际上是在中西古今的张力当中展开，所以中国古典学有它自身的特殊面貌，这一点是我们在从事中国古典教育、古典研究的时候不能忘记的基本背景。陈建洪老师结合中大博雅学院古典学的教学实践，特别谈到了古典学作为学科落地，其实质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像柯小刚老师讲到的，古典学建设需要有现实关怀和时代意识，他同时也谈到古典学科和现代学科二者间存在的内在张力。李长春老师做了最后发言，他主要谈论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古典学。他归纳出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包容性，第二个特点是反思性，第三个是批判性，第四个是建设性。中国古典学是面向一种新形态人类文明的建设而展开的。
我们的圆桌会议本身实际上就是古典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引言，而学科建设的正文，有待于我们从事古典教育和古典研究的人来共同完成。
（圆桌讨论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