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之后，迅速与中国建交，学贯印西的学者型官员潘尼迦，成为印度驻中国首任大使，历经民国与新中国两个阶段，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时任印度国会领袖的帕特尔曾说：潘尼迦是在“想尽办法来为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寻找原因。”
鲜为人知的是，对中印关系未来打下了坚实基础的潘尼迦（下图），曾就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问题，“提醒”了中国一席话，如今读来依然震撼人心，乃至具有颠覆性，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西方传教士的历史贡献。
对于西方传教士在明清中国的历史贡献，西方历史叙事是“耶稣会士为中国提供了近代化的机会”，为了传教，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带到了中国，大幅度推动了中国的文明进程，总之是居高临下的俯视中华文明，西方传教士是一群怀着崇高的、纯粹理想的可敬之人。
中国基本依照西方历史叙事，对西方传教士也是高度赞誉，认可他们带来先进科学知识，乃至当时反对西方传教士的文人，基本都被贬为思想僵化者。如今，中国称这一阶段为“西学东渐”，却很少谈及“中学西渐”，背后显示的事实就是：认可当时西方对中国影响更大，而不是反过来中国更影响西方。
然而，潘尼迦却批评说：“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影响被大大夸大了，他们的‘科学贡献’是不确实的。我们应该记住：耶稣会士汤若望被任命的工作是在‘占星台’，却被称之为‘天文学’；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科学。汤若望（的报告）是不诚实、不道德的。”
也就是说，潘尼迦认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科学贡献”，他们实际上是被西方包装且夸大了，其中汤若望更是存在人品问题，即“不诚实、不道德”。
潘尼迦的这段评价，可谓极具颠覆性，但问题是这段评价可不可信呢？其实，现代学者考证发现基本可信，不妨以汤若望为例：
首先，汤若望的天文水平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埃尔曼考证指出：16与17世纪之交，“利玛窦及其同事不可能提供任何技术专长，帮助明朝解决其历法问题，他们都不是什么专家。”其实，传教士属于“神学专家团”，懂一些科学知识，将他们视为科技专家则是明显拔高了。
康熙时担任钦天监监正的传教士南怀仁（下图，雕塑），晚年得意的自述：“即便是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表格和计算，常常都会出现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之间的巨大差异。”南怀仁成功造假，让清朝以为传教士的交食预测与实际数据完全一致，蒙骗了康熙等人，也由此获得了康熙的信任。
当时，西方顶尖天文学家都会经常出现“巨大差异”，那么本来就不是天文专家的汤若望等人，他们的天文水平如何，这是可想而知的，恰如本杰明所说“不可能帮助明朝解决历法问题”。
因为天文水平太差，导致汤若望修订后的历法“具大不合”，且在荣亲王安葬日期一事上犯下大错，故而被判“俱斩，立诀”。
其次，汤若望篡改了历史
西方传教士篡改中国历史，可能很多人觉得是危言耸听，但事实上的确存在，现代学者考证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中科院与中国科技大学三位学者合著的《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论文中，通过对崇祯七年三月日食事件考证，证实这一年的日食推算中，西法不如中国传统历法，于是该年记载被汤若望等删除。更为重要的是，考证发现类似于交食记录被删改的现象还多次出现。
其实，明史只记载西法八战八胜，似乎完胜中国传统历法，但崇祯年间北京可以观测到24次交食，其他时间的交食预测结果如何？显然，它们没有被记录在案，已经说明了问题。
总之，事实证明汤若望等人篡改了中国历史，刻意夸大西法、删改不利证据，导致今天中国人依然认为西法胜于中国传统历法。实际上可以想象，他们是狂热的信徒，包括内应信徒，为了达到目的，什么事情不敢做呢？正好清朝防汉政策，让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更便于他们篡改历史。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潘尼迦的“提醒”与汤若望篡改历史等，说明传统叙事中的明清西方传教士历史贡献与品行，显然存在严重问题，如今需要重新评价，不能人为拔高西方传教士的品行与贡献。
其次，明末清初中国科技水平如何，如今评价依据很多依赖于西方传教士的记载，但以汤若望“不道德、不诚实”的秉性来看，当时中国科技水平显然被刻意贬低了。
第三，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中华经典文化的代名词）”。在传统叙事中，抬高西法的背后，则是贬低中国，实质就是“灭史”行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