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次草率的断案，张高平和张辉叔侄被抓入派出所，在刑讯逼供下二者不得不“供认”罪行，双双入狱。
时光荏苒，到了十年后，这起案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反转，只是叔侄二人的十年时光和名誉，又该由谁负责偿还？
“破案”立功
2006年4月，在央视制作的一档刑侦类专题节目中，专门为来自杭州西湖派出所的聂海芬做了一期特辑。
顶着“无懈可击”的头号，聂海芬对自己这些年来“破获”的案件娓娓道来，其中就有“519奸杀案”。
2003年5月19日，杭州西湖派出所接到报案，有人在西湖区附近的一条沟中发现一具女性尸体。经过初步判断，死者王某比较年轻，明显有遭受侵犯的痕迹，死因为被掐住脖子窒息身亡。
遇到如此恶劣的奸杀抛尸案，警方第一时间立案展开调查。根据聂海芬讲述，他们调查死者身份和行踪，发现王某是在案发前一天搭上由张高平和张辉驾驶的大卡车来到杭州。
调查方向立刻转变为张高平和张辉叔侄。面对警察的询问，他们承认确实搭载了王某，但他们声称王某在19号凌晨到达杭州后就中途下车，之后叔侄也不知道她的去向。
面对这样的说辞，警方自然不相信。可这个时候用死者指甲中残留的皮肤组织做DNA比对，却又与叔侄俩不符，案件一下子陷入僵局。
这个时候，聂海芬他们通过调档案了解到，张辉曾在2000年因为寻衅滋事坐过牢，直到2001年才出狱——这下叔侄俩的嫌疑又直线上升。
因此，警方采取“突审”的手段，而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二人也在“心虚”之下，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于王某指甲缝中的皮肤组织，则是用“可能是张高平叔侄的‘障眼法’”匆匆带过。
而警方对大众可能有的、关于叔侄二人为什么会如实坦白的疑惑也有相应解释。原来是警方在狱中有相关的“线人”，是这位线人及时报告了叔侄二人的异样，才让聂海芬他们没有错过他们的犯罪事实。
节目继续进行，此时此刻满身荣誉坐在演播室里的聂海芬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早在一年前就与真凶“擦肩而过”，这个案子也会在十年后发生惊天动地的大反转。
一去不回
时间回到2003年5月18日，安徽的一个小村子里。
张家亲戚正聚在一起，送别即将出门送货的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俩。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张高平前几年长途运输生意就做得十分顺利，他的大货车也在今年换成了一辆价格不菲的新车。
他新娶的妻子正抚摸着自己怀孕四五个月的小腹，叮嘱张高平路上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那肯定的！”
张高平搂过妻子，“等我们从上海回来，一定给你带好东西！”侄子张辉也连忙应声称是，搞得他的未婚妻羞红了脸，嗔怪地轻拍了他一下。
因为长途运输比较考验体力，也要担心安全问题，所以张高平这次换新车之后，就商量着让侄子张辉跟着自己一起跑运输。
张辉因为之前的案底，这两年工作找得不顺利，所以叔叔说了之后他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
出发前夕，村子里熟识的王婶带着自己17岁的的女儿来到了张家。她脸上挂着笑，拿出准备好的报酬，想请张高平叔侄帮忙捎女儿王某一程：“上海和杭州近，你们把她放到杭州西站就行。”
看到这个姑娘年纪不大，独自坐车确实不安全或者容易犯错，热心的叔侄俩就这么带着王某出发了。
19日凌晨1时左右他们正式到达杭州西站，王某和约好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对方让她从这里打的去往钱江三桥。
“大晚上的，你一个小姑娘打的去这么远的地方，费钱又怪不安全的。”张高平叔侄和王某商量了一番，又多带了她一段路，把她送到了距离目的地近一些的地方后才离开。
这个路段虽然车不多，但好歹安全了不少，打车也容易。叔侄俩继续向上海驶去，这个时候的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人生即将在这一天发生重大转折。他们心心念念的新生活，也会离他们而去。
冤枉入狱
在案发后，张高平和张辉叔侄的确被警方第一时间传唤。他们听说了王某的遭遇之后也是叹息不已，而面对警方的怀疑，他们自然尽力说明情况。
“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怎么可能在凌晨一点多主动下车？你们编故事也编得像样一点吧。”审讯的警察对他们的解释十分不屑。
这个时候的张氏叔侄依然十分信任警方，依然在解释：“我们确实在放下她之后就直接去上海了，你们也可以去查监控啊。”
他们知道自己嫌疑比较大，但仍然不忘协助侦查，“你们可以去我们最后放小王下车的艮秋立交桥附近查查。”
可因为凌晨光线较暗，当年的监控摄像头又存在像素低、覆盖不全面的情况，警方在草草查看一番之后并不能确定叔侄俩没有不在场证明，他们依然被羁押在派出所内。
负责侦查此案的聂海芬一行人此刻也是十分焦急。杭州西湖区作为有名的旅游景点，治安一直很受上面重视，偏偏就在这里发生了这种性质恶劣的奸杀案。
如果不能快点侦破，必然会影响警方的公信力和大众的舆论方向。在王某指甲缝内发现的皮肤组织，经过检测后，DNA特征与叔侄二人并不相符，这让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这对负责侦破的聂海芬也是一种考验：怎么办？是另外开展调查方向、面临此案可能会成为几个月或者好几年的“悬案”的可能，还是抓紧张高平叔侄俩这边不松手呢？
很显然，面对侦破压力和舆论，聂海芬选择了最为“简单粗暴”的那条路。
而且当年办案由于受到客观技术条件限制，非常注重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性，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靠着口供就能结案。既然如此，让叔侄俩“承认”就好了。
屈打成招
聂海芬等负责人的意思下来之后，审讯人员自然也就有相应的手段。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求张高平叔侄“必须”成为那个凶手，无论真相是什么样子。
于是张高平和张辉在接下来受到的审讯态度就没有先前那么好了。他们先是撤掉二人的椅子，让他们扎马步接受审讯，不许他们动作有一丝放松，说是“多吃点苦头才能少撒点谎”。
而后又在某次审讯中关好审讯室的门，派人控制住张氏叔侄，封住他们的嘴巴后将水从他们的鼻腔灌入，让他们体验痛苦的窒息感“清醒清醒”。
面对这样的景象，张氏叔侄也逐渐反应过来，这不像是普通的调查，倒像是要逼着他们“认罪”。他们也不傻，知道“承认”之后面临的是刑罚，所以咬紧牙关不肯低头。
眼见这样行不通，聂海芬等人启用了他们在监狱中的“线人”袁连芳。此人原本也是个罪犯，但是因为靠着能帮警方“办案”，所以获得了这个线人身份。
袁连芳做的当然不是简单地“潜伏”。事实上，在张氏叔侄回到拘留所的时候，他会带着其他犯人对叔侄俩展开精神和肢体上的霸凌，只为了让他们抄下“口供”——这份口供上的很多细节甚至是张氏叔侄之前全然不知的。
在这样不分日夜的特殊手段下，张氏叔侄终于迫于折磨，“主动认罪”并且照抄了口供。
“我对这个女孩见色起意，然后在凌晨强奸过她之后就把她用锤子敲死，扔在沟里了！”可王某明明是死于被掐住脖子的窒息。
没有人再管这些疑点，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法院一审判决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叔侄俩当庭提出上诉，鉴于确实存在部分疑点，所以张辉改判死缓，张高平改判15年有期徒刑。
沉冤得雪
叔侄二人虽然迫于那些审讯手段招供，可他们并不放弃翻案的可能。张辉在狱中积极表现，为自己争取减刑；张高平也努力学习起了相关的法律知识，并且关注新闻，想要为自己和侄子找到新的突破口。
消息传到家里，他们的妻子家人自然不相信叔侄俩会自毁前途做出这样的是，所以也积极帮助叔侄俩上诉、找律师，他们相信叔侄俩会有堂堂正正走出来的那天。
2005年，一则同样发生在杭州的奸杀案引起了当时在狱中的张高平的注意。凶手勾海峰为出租车司机，在凌晨时搭载了一名年轻女乘客吴某，因为图财将她杀害后抛尸，后来被警方抓捕枪毙。
出于一种特殊的直觉，张高平认为这个案子和王某被害案的特征十分相似：地区、作案时间和凶手身份特征都对得上。他申请过调查勾海峰和此案的关联，可被当成天方夜谭驳回。
时间一晃，将近十年过去。这个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开展对一些陈年冤假错案的平反，张高平听说了相关新闻后更加燃起了想要上诉的心。这些年来，他写过的申诉材料加起来已经比他人还高。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案子引起了某检察院的检察官张飚的注意，对方仔细查看他的卷宗后发现这个案子仍然存在许多疑点。
同时，张氏叔侄的家人也带着材料找到了知名律师朱明勇——这位律师在2008年完成了对河南马廷新灭门血案的无罪辩护，那也是一起逼供造成的冤案。
多方努力之下，张氏叔侄终于在2013年3月26日，也就是案发的十年之后，再次站上了法庭。这次，在事实和证据面前，张氏叔侄二人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同时，经过DNA比对，也证实王某指甲中组织的DNA特征和勾海峰的特征基本吻合——讽刺的是，勾海峰案也是经由聂海芬带队侦查。
听到法庭宣判自己无罪，并且杭州市公安局也表示会对当年西湖派出所的不正当手段进行纠察、整治的时候，张辉再也控制不住，掩面痛哭，自己十年的名誉和青春在这一刻终于得到澄清。
张高平虽然也是万种情绪涌上心头，但他紧咬牙关，对张辉说道：“站直了，别哭！”他们是被冤枉的一方，绝对不能再向黑暗低头，他们要站直站稳迎接新的曙光。
同时，张高平看向法官开口道：“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年5月，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对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俩每人赔偿110余万元，总计221万左右。
结语
对于张氏叔侄的遭遇，我们读来不免深深痛心。
在当年的刑侦环境下，可能技术水平确实没法做到给每个案子一个交代。悬案的发生固然令人心痛，可难道就要因为舆论和个人私欲，将其变成一桩桩冤案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任何时候，正义和良心都应该是我们做人、警方工作的第一准则，公民遵纪守法，警方办案更应该遵守规章制度。
这样方能对得起受害者、受害者家属，和张氏叔侄这样无辜的涉案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