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在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合兵谏以及我党的极力周旋之下，固执己见的蒋介石，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极端战略，同意暂时放下国共两党的争端，联起手来，共同抗日。
之后的八个多月时间里，国民政府和我军进行了关于红军“改编”的多轮谈判。
当时已经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并且在延安进行了新一轮兵员的扩充。
截止到1937年上半年，我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7万多人，比长征刚刚结束时翻了一倍之多。
按理说，在“共同抗日”的号召之下，更多的兵力也意味着抗击外来入侵者的力量更强一些，可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仍旧是始终放不下对我军的警惕之心。
人数被“砍掉一半”的八路军
刚开始，老蒋只允许我军有两个师的编制，人数限制在20000人以内。
在经过多轮谈判之后，才终于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在1937年5月的南京大会上，蒋介石公开发表宣言，同意将红军的部队整编为3个师，加入到“国民革命军”的队伍当中，与国民党部队联合起来一同抗日。
而这三个师的人数，仍然是有着严格的限制：每个师人数控制在1.5万人，三个师的人数在4.5万人左右。
这三个“整编师”，也成为了日后广为流传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他们分别是主要由红一方面军改编的115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120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129师。
由于这三个主力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公开承认的我党军队，不管是在补给方面还是在战术协作上，都有着一定的自主权，所以我党对这三个主力师进行了最大的投入。
首先，在兵员整编上，我军经过三个多月的筛选，将红军当中的精锐力量，编入三大主力师当中。
在这三个师里面的班排长，几乎清一色都是参加过2万5千里长征、经历了各种风霜雨雪的老兵。
除此之外，在干部领导方面，党中央也将最擅长作战部署的几个将领，分配到了三大主力师当中。
比如，115师师长是林彪、副师长是聂荣臻、政委由罗荣桓担任；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委关向应；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委张浩。
在这些人当中，光是日后的“十大元帅”就诞生出了6个！占了一半还要多。
正是如此“顶级的配置”，也让八路军成为了日后在抗日战争上屡立奇功的精锐部队。
不过，由于八路军在整编之后的人数被限制在了4.5万人，只有原来的60%左右，所以剩下来的3.4万人，只能被分配到一些政工岗位或者是后方物资补给战线，无法登上战场，甚至有些人还被遣散回家，失去了在前线打鬼子的机会。
这也让我军的实力被缩减了很多。
遭遇“背刺”的新四军
除了由红军主力整编的八路军之外，在南方地区，我军原来的游击部队，也在抗日战争发起之后，被改编为了新四军。
相比于被国民党承认，并且提供一定补给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条件要更加艰苦一些。
一方面，他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对抗日军的同时，收集满足自身日常消耗的物资，一方面，还需要时刻防备国民党的“背刺”行为。
由于没有正式的师级编制，所以只能以支队的形式，进行人员扩张，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新四军三大支队也只有一万多人的规模。
由于力量有限，并且作战环境极其恶劣，这让叶挺、项英等人在战术布置上，始终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1941年，蒋介石又阴谋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结果导致前去谈判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而新四军的主力也在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之后，损失惨重。
所幸，之后中央立刻派遣陈毅、刘少奇、张云逸等人前去主持大局，对新四军进行重新整编，这才没有让我军在南方的抗日部署付之东流。
而除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外，在东北地区，我党还握有一支人数庞大的抗日队伍。
血战到底的“东北抗联”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东北三省就彻底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然而，为了不让东三省3000多万的民众沦为亡国奴，在东北省委的主持之下，由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逐渐成立起来。
随着多年的发展，这支游走于东北黑土雪山当中的抗日队伍，很快就壮大到了11个军3万人之多，成为了东北最为强悍的抗日武装。
然而，由于当时的东北已经被日本完全掌控，这让东北抗联很难建立起根据地，只能藏身于山林深谷当中，不断进行游击战。
这让抗联部队始终处于物资极度稀缺、作战环境极度恶劣的状态之中。
时间一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在日军利益的诱惑下选择了叛变，沦为了可耻的叛徒。
由于叛徒的出卖，让抗联的位置逐渐被暴露，这时候，日军出动主力部队，对抗联发动多轮“围剿”行动，使我军损失越来越惨重。
最终，杨靖宇、赵尚志等人在作战中牺牲，而周保中则为了保全抗联剩余力量，带领着余下的部队，前往了苏联。
1945年，在全面反扑之际，东北抗联的战士们与苏联红军一同杀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最终一举将其歼灭，成功实现了全中国人民期盼了整整14年的“收复东北”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