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四处通缉共产党人，周总理正是其主要抓捕的对象。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准备在莫斯科举行，周总理正冒着生命危险北上转移。
周总理
5月初，周总理联络上多年未见的弟弟周恩溥，与妻子邓颖超一同来到东北，在弟弟和弟妹王兰芳的掩护下，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苏联。
那一次，周总理在中共六大上深刻指出“左倾”错误对革命的危害，同时确立了中国革命从挫败走向复兴的基本路线。
而周总理夫妇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苏联，是因为弟弟周恩溥一家，在关键时刻的鼎力相助。
周恩溥
那么，周恩溥既然是周总理的亲弟弟，为何甚少被人提及？他有着怎样的生平经历？其子孙后代过得如何？
1899年，万冬儿生下了二儿子周恩溥，满月那天，万氏将周恩溥穿上僧袍，抱到庙里祈福，至此成为一名“寄名和尚”。
“希望你能代替恩来，留在我们身边”，万氏一面抚摸着周恩溥，一面又轻声呢喃道：“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万冬儿
说起来也是封建陋习所致，当年万氏刚生下长子周恩来不久，其外祖父便不幸病逝。
周恩来满月之后不久，万氏再一次怀孕，婆家小叔子周贻淦不知惹上什么怪病，又卧床不起，没留下一个子嗣。
于是，周家宗亲决定，将周恩来过继给周贻淦，一来让小叔子有个后，二来也冲一冲周家的不幸。
万氏虽然不舍，却也无能为力，只能请和尚“诵经”保佑周恩溥不要再像哥哥恩来一样，离开父母的身边。
周总理
哥哥被过继给小叔子之后不久，小叔子便因病去世，周恩来只能跟着养母陈氏一起生活。
平日里，周恩溥依旧与周恩来以兄弟相称，但周恩来却不能叫万氏一声：“母亲”。
周恩溥九岁那年，哥哥的养母陈氏去世了，不久之后，自己的母亲万氏也不幸去世，这一对难兄难弟，除了仰仗在外做工的叔父关照着四处求学，没有一点生存的法子。
周恩溥13岁那年，哥哥周恩来被叔父周贻庚接到了东北读书，而他被送到八婶家寄养，弟弟周恩寿则被送到十四姨家寄养。
周贻庚
1917年，哥哥周恩来从南开大学毕业之后去了日本留学，之后便加入了共产党，投身于革命，再也没有回过淮安。
周恩溥和弟弟周恩寿也相继被四伯接到东北读书，毕业之后便留在哈尔滨工作。
待周恩溥与哥哥周恩来再见面时，已经是1928年，那年他已经娶妻生子，并活成了叔父的模样。
而哥哥周恩来，正冒着生命危险，设法穿过辽宁，前往哈尔滨与之相见…
周恩寿
那时国共合作破裂，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四处布满了日伪和国军的眼线，迫使中共六大不得不在莫斯科举行。
周总理为了躲避审查，穿起了老式长袍，留起了胡须，假扮成古董商人，而妻子邓颖超则一身旧时妇女的形象相伴左右。
该如何穿过被日军层层封锁的东北抵达苏联？这时的周恩来突然想起了在东北谋生已久的弟弟周恩溥与四伯。
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先是坐船来到了大连，准备经大连途径吉林，寻找伯父与弟弟一家，可刚一下船，就被大连水上警察拦住了去路。
周总理和邓颖超
“你干什么的，从哪来的？”日本水警问道。
“做古董生意的！”周恩来不紧不慢地回复到，可日本人似乎并不相信他的说辞。
“你是做古董的，箱子里却装的都是报纸，你究竟做什么的，要到哪里去？”日本水警追问道。
“我要去东北看望我的舅舅”，周恩来紧接着回复到，日本人还是不相信，只好将其带到了警察厅进一步盘问。
周总理
当时，站在周恩来身后的邓颖超紧张坏了，他恐怕周恩来此行凶多吉少，一个劲地要跟着去，最后被周恩来极力制止了。
在警察厅里，日本警察对周恩来进行了一番“刨根问底”式的询问，甚至还直截了当地呵斥其：“我看你姓周，叫周恩来吧”。
怎奈周恩来同志的心理素质极强，丝毫没有被日军唬住，反而用一副淡定自如的神态，不紧不慢地回复道：“我是姓周，叫周曼青，在省政府财政厅工作”。
周总理
就这样，不管日本人向其投来怎样的“刀枪剑戟”，最终都能被周恩来同志“春风化雨”掉，日本人最后只能放行。
当晚，周总理便带着邓颖超坐火车离开大连，前往长春，又经长春转车前往吉林，在吉林又躲过一次日军的暗访，最终抵达哈尔滨，与弟弟一家相见。
在弟弟家小住几日之后，周恩溥夫妇又帮助其与李三立同志在哈尔滨火车站成功接头，几人一起乘车到达满洲里，最终在苏方的保护下，历经1个月的磨难才平安抵达莫斯科。
周总理走的时候，再三叮嘱弟弟，切勿以真实姓名处事，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其弟媳也在此过程中深受启发，决定投身于革命报效祖国。
周总理和邓颖超
令人欣慰的是，这对难兄难弟虽然十多年未曾相见，其间又迫于家族压力以“堂兄”相称，但一见面却依旧亲如故...
自1928年与哥哥周恩来短暂一别之后，周恩溥一家便隐姓埋名，在东三省之间“穿梭”，其间再也没有见过大哥一家。
后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东三省相继沦陷，周恩溥与妻子王兰芳不得不举家南下，先后在北京、天津等地短暂停留过，最终还是决定在山东定居。
谁知，山东半岛的情况也没有比东北好到哪里去，那里的军民抗日情绪十分激烈，周恩溥深受影响，也加入了山东抗日联军，此后一直留在部队，暗地里与中共保持通信。
1944年11月到12月，周恩来两度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要求蒋介石撤走包围在陕甘宁地区的国军，并停止一切间谍行动。
1945年初，蒋介石因对中共提出的废除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的提议不满，对周恩来个人恩怨加深，私下里四处派人搜捕共产党人。
周总理
最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敌特分子在山东打听到周恩来的弟弟周恩溥，化名周同宇在当地抗日，于是便将其秘密逮捕，关押审问。
审讯期间，国军为了从周恩溥的口中套出中共的机密，和与周恩来本人的联络方式，无所不用其极。
可周恩溥打死不肯承认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也没有透露任何与中共地下党之间的往来细节，只能任由国军殴打，直至牺牲。
那年周恩溥四十六岁，与哥哥周恩来自东北一别，已17年未曾相见，没成想在革命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时，又不幸死在了国人的手下，着实令人惋惜。
周总理
周恩溥去世之后，王兰芳带着儿子周荣庆便开启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因为担心落入国军之手，王兰芳只能带着儿子到处打零工，每干一阵子就要换一个地方躲藏。
直至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组织上给烈士遗孀安排了入职工作，王兰芳带着儿子周荣庆来到北京，这才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大哥周总理。
后来，因为王兰芳的身体一直不好，不能胜任党内的工作，周总理便劝说王兰芳提前退休，为国家节省一笔开支。
周总理
此后每个月，周总理都会从自己薄弱的工资当中分出50块给王兰芳，至于大侄儿周荣庆，周总理则叮嘱他：“这50块钱是给你母亲一个人的，你想花就自己挣”。
当时，朝鲜战争如火如荼，碍于国家急需人才宣传抗美援朝，周总理便同意周荣庆去志愿军医院做干事，当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周总理就找到周荣庆，劝说他与母亲一起去河南基层工作。
而周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不想被外人诟病，优待亲属，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很穷，没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只想为国家减轻负担。
周总理
至于弟弟周恩寿，因为从事地下工作多年，身负重伤，留在北京工作，60年代初提前退休，周总理每月从工资中拿出200块钱资助其抚养6名子女。
那么，在河南隐居的周总理后人，都靠什么维持生活？现如今他们又身在何处？
1957年，周恩溥的儿子周荣庆从部队转业之后，便带着母亲一起来到了河南，在一家卫校里做文化干事。
从北京出发前，伯父周总理特意叮嘱周荣庆：“不要忘记学习，不要梦想升官发财，最好当一个工人或农民，还有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
周家家规
周荣庆连连点头，在卫校工作不久后，周荣庆便申请调岗至焦作轮胎厂、机械厂、钢铁厂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
1958年，周荣庆在焦作钢铁厂做工时，结识了一位农村工友晋菊清，二人相处了大半年之后，也到了要谈婚论嫁的程度。
一日，晋菊清正在厂里干活，被几个工友神神秘秘地拉到一边，“贴耳”问话道：“你知道你在和谁谈恋爱吗？”
晋菊清一脸疑惑道：“还能是谁，周荣庆，老周呗”。
“他可不是简单的老周，他是周总理的亲侄子，你还不知道吧？”几个工友七嘴八舌地说罢，晋菊清顿时拉下来脸，一句话也说不出。
下午放工，晋菊清气冲冲地去厂里找老周，当时老周正踮着脚，在墙上贴标语，晋菊清冷不丁地一声吼：“周庆荣，你给我过来！”吓得老周被浆糊溅了一身。
“你是周总理的侄子？你为什么瞒着我？现在好了，我是农民家的孩子，跟你可不太般配了”，晋菊清气呼呼地说着，神情中略带一些沮丧。
兴许是感受到二人“身份”的差异，最后有可能导致有情人不能眷属，晋菊清还委屈地哭了起来。
看到晋菊清这般伤心，周庆荣也很愧疚，他慌忙解释道：“我是我，伯父是伯父，伯父的官再高，我只是个普通工人”。
见晋菊清依旧郁郁寡欢，周庆荣又将其领回家去面见母亲王兰芳，最后在王兰芳老人的劝说下，晋菊清才打开心结，与周荣庆重新交好。
多年来伯父的那句：“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准以总理的亲戚自居”，深刻烙印在周荣庆和母亲王兰芳的心里。
他们谨遵周总理的教诲，从不搞特殊，深深地扎根在河南农村，母子二人一直蜗居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的小房间里。
1959年，周荣庆与晋菊清结了婚，有了孩子，王兰芳将房间隔成两个十平方左右的小房间，祖孙三代便在这间狭小的房间内生活了一辈子。
多年里，周荣庆与晋菊清一家，最拿得出手的“家产”，就是结婚时，七妈邓颖超从北京寄来的一对鸳鸯枕头、毛巾被和一条毛毯。
期间，两家人除了几封来往的信件，再没有别的交流方式，等两家人再见面时，已经是1968年，那年周庆荣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爹了。
此后多年，周总理每年都会将两个弟弟的孩子接到西花厅小住，改善他们的生活，教他们为人处世的道理。
后来的后来，周总理越发繁忙，身体也每况愈下，七妈不准周荣庆和孩子们再来北京，直至1976年，周总理去世，他们一家也没能与之见上最后一面。
1988年，七妈邓颖超病重，晋菊清一个人前往北京探望，回到河南不久，丈夫周荣庆也身染重病。1992年，周荣庆病逝，半年后七妈邓颖超病逝，晋菊清一年之内送走了两个亲人，身心备受煎熬。
邓颖超
从此以后，晋菊清便将三个孩子作为精神支柱，一直生活在河南焦作，其长子周志勇在焦作城管支队工作，是周总理大弟弟家唯一有正式工作的孩子。
至于弟弟周志军，妹妹周志虹，则都靠做点小生意和打零工为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当地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一家的“身世”。
2011年，70多岁的晋菊清终于熬出了头，申请到了市里为贫困户安排的廉租房，这才搬进了46平方，水电卫齐全的“大房子”。
晋菊清捐献的蓝大衣
时至今日，他们一家人依旧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摸爬滚打着，他们是周总理最亲近的家人，也是将周总理的家风发扬到极致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