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湖南一师之后，通过跟杨昌济学哲学，毛泽东的最大收获，就是站得高了，看得远了，判断事物，不再拘于细枝末节，而是能从大局观、全局观去考虑。
他说：“登上高山之巅，方可一览众山小，只有殚精研思，穷高极远，才能拿得定，看得透。”
萧三也证实，“那时，他就爱对大家讲，要多从大处着眼，多往远处着想”，不能舍本逐末，只看眉睫，不见泰山，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这种抓大放小的眼光，让毛泽东入学没多久，就显示出了非凡的见识。比如议论时局，其他人都爱就事论事，为些小点喋喋不休。毛泽东则不然，他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一种全局的思维，对现实问题进行点评和分析。所以，每次听了他的话，大家都会感到豁然开朗，耳目一新。
另外，在观察问题上，毛泽东也喜欢追根溯源，非要弄出个理来。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他就恳言：“但凡天下之物，只有知其理，才可益穷之。圣人之所以通达天地，知晓未来，皆因抓住了事物的本源。故吾决心，今后，要将全副工夫，都向大本大原处探讨，至于那些枝叶扶疏，不再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说到看本源，毛泽东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1917年夏，他对当时宪政改革的看法。
大家知道，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政府上台，为了收买人心，重提宪政口号，这让许多文人政客，都觉新机再现，于是，纷纷献计献策，私下展开活动，以图在新的政治版图中，也能捞上一点资本。然而，面对这场热烘烘的闹剧，毛泽东却很不感冒。他说：“如今的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其实这些皆非本源，不过权宜之计矣。”
那么，在毛泽东的眼里，什么样的改革，才算抓住了本源呢？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就写道：“今人，之所以为强有力者颠倒之，播弄之，皆因民智污塞，人们失去了主观灵性。所以，如果人心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民众不能觉醒，任何枝节的改革，都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只能支离破碎。”
正鉴于此，他大声疾呼：“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又焉有不能者乎？”
听了毛泽东的分析，开始同学都觉得，他对形势的估计，未免太悲观。然而，接下来的几年，国家的政治走向，却完全验证了他的这种预判。眼见军人政治愈演愈烈，黎民百姓怨声载道，就连声称“不谈政治”的独秀先生，也坐不住了。1919年2月，在《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中，他也激愤地说：“如果国民不觉悟，南北军阀不废除，一切政治法律，都是空谈。”
给黎锦熙去信时，毛泽东不过二十出头，只是一介中专生，可他的政治预见，竟比陈氏这样的大哲，还有先见之明。由此可见，经过哲学的训练，毛泽东的思想，是多么深邃，他的思维又是多么特别。难怪接其信后，黎锦熙不禁感叹：“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实乃可大造也。”
除思考问题时讲宏观、求本源，在事务的判断上，毛泽东也提出了“不蔽于物、不瞀于情、不絯于智”的做事三原则。
毛泽东所讲的这三点，按现行的话说，就是做事情不要被表象所蒙蔽，不受情感冲动而驱使，更不能仅凭经验习惯，一拍脑袋了事。
正因如此，求学期间，毛泽东就要求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应反复思考，认真论证，决不能轻易下结论，急着做判断。他说：“大宇之内，万象之众，息息相通，惟明而后断，只要用心，则小物也能辟大理。”
当然，毛泽东所提的这种境界，别说常人无法企及，即使睿智之人，也实难做到，可当时的他，就是以如此苛刻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磨砺自己，这让他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自然也越来越高。
同学张国基就说：“他分析能力之强，观察眼光之高，是当时任何同学都无法比拟的。他看问题不仅比大家深，比大家远，而且，还极具前瞻性。”
好友萧三对他的这一点，更是佩服得不得了。萧三说：“润之的头脑，真是太特别了，他无论分析时局，还是探讨学问，总能剥离表面的东西，一下抓到事物的本质，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那时不管谁有了疑问，只要和他一谈，都能迎刃而解，一如冰释。”
说到毛泽东的预判力、前瞻性，有两件事特别生动。
第一件事，是1915年秋，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上调教育部，成为新教科书的编审。对于黎锦熙的高升，别人纷纷道贺，而毛泽东却大煞风景，一再劝黎锦熙：“北平臭腐，不可久居，急恋君归。”在信中他还说：“当今政府，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其收揽名士政策，绝非真心政改，而是欲将天下有志者，乃为其所用矣！”所以，他反复叮咛恩师：“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为之心悸，固来书劝师，速归讲学，如待有为，绝不可急欲图进。”毛泽东的危言相劝，让黎锦熙甚是感动，坦然纳之，但也有人觉得，他的此举，未免小题大做。然而没过多久，袁世凯果真祭起复辟大旗。在这场闹剧中，正如毛泽东所预料，一些名流之士，“均堕袁氏术中”，为袁氏登基鼓噪抬轿子，搞得身败名裂。
此事过后，许多师生都对毛泽东的政治预见惊叹不已，说此生年纪轻轻，就嗅觉如此了得，真乃栋梁之材也。
而毛泽东的另一件事，则更让人惊叹。1916年夏，在给萧瑜的信中，毛泽东就对中日关系的走向，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他说：“思之，思之，日人实为我国劲敌也。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生存。而当今国人，却犹酣未觉，注意东窗事少。”在信里，他还预言，日后倭寇侵华之路径，是“先满蒙，北边动，而后，胡马骎骎入中原”。为此，他慨言：“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否则，即使纵横江山万里，也会屈于三岛，民众四万万，也将被三千万者所奴役。”
毛泽东发表此言时，北洋政府正为军费开支，私下里与东邻眉来眼去，打得火热。所以，听了毛泽东的预测，很多人都不以为然，有人就讲，二十年的光阴，人间沧桑，世事难料，仅凭一己之见，就妄下断论，未免有点杞人忧天。
然而，时事的发展，却正如毛泽东所料，十五年后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二十年后“七七事变”，日军又大举进攻中原，中日全面开战。
面对此情此景，再回想起二十年前毛泽东的先知先觉，许多同学都不禁感叹：“其料事如神之功，实乃天人可比也。”为此，当时，就有人预言，以毛泽东的这种天分，必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之事。
回顾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他对大局的紧抓，他对宏观的看重，一直情有独钟。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国家建设时期，他总是要求，“无论做什么，都应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他的这种思维模式，与对手蒋介石形成了明显反差。“蒋介石这个人，在军队管理上，有时过于拘泥细节。比如，部队怎么设防，武器怎么配备，甚至，连士兵系没系风纪扣这样的小事，他都操心。而毛泽东则相反，他的眼里盯的都是大事。比如，是‘诱敌深入’，还是‘围点打援’，是‘隔而不围’，还是‘围而不打’。至于具体战斗，该怎么攻，怎么打，则交给手下的将军说了算。”（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所以，从战略层面上讲，蒋介石的思维，也远远逊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