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解散战时内阁。这一决定或许能为巴以双方带来短暂的喘息之机，为临时停火协议的达成创造一种可能。
去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后的第四天，内塔尼亚胡的长期政治对手——反对派领袖本尼·甘茨为了体现团结，提出组建战时内阁方便在战争期间共同做出了重要决定。
战时内阁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在成立了一个包含所有主要政党的团结政府之后，成立了一个只有五名成员的小型战时内阁。政府同意这个内阁将就战争作出重大决定。同样，1974 年，以色列赎罪日战争后成立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建议在战争期间成立小型战时内阁来管理战争。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成立的维诺格拉德委员会也主张成立一个小型“战时内阁”。并且，两个委员会对组建战时内阁的组成提出了建议：由具有相关经验的部长，而不是政治人物组成。需要在战争时期让其他内阁成员在各自的部门内开展工作，以及加强行动保密的需要。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要求，和以色列的政治生态也有很大关系。
以色列政府通常由 30 多名部长组成。要在如此庞大的机构中制定复杂的政策通常非常困难，并且时常还有政府向媒体“泄露”机密信息的情况出现。因此，自 1970 年代果尔达·梅厄开始，历任总理都采取了创建一个非正式的小型决策者圈子来先行运作重要事项，然后由全体政府正式通过的机制，并由此保留下来。
甘茨的要求成立战时内部还有一个更实际的考虑：如果反对派希望对战争的实际运作产生影响，就必须要绕过更广泛的安全和外交事务内阁中政治极端的成员。由于内塔尼亚胡不愿解散现有联盟，唯一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就是将实际权力从安全内阁转移到战时内阁。
而对内塔尼亚胡来说，能得到最大反对派的支持，无疑能增加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威信。另外，甘茨国防部长的出身，也可以在在战争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于是，内塔尼亚胡应甘茨的要求，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战时内阁，其中包括三位拥有表决权的核心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兰特，以及主要反对党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除此之外，还有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战略事务部长、前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德尔默，以及前国防军总参谋长艾森科特。同时，该内阁将极右翼部长全部排除在外。
以色列战时内阁是该国在战争或重大安全危机时设立的紧急决策机构，负责快速集中决策和统一指挥军事行动。它确保政府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反应，为军事行动提供政治支持和合法性，同时监督行动执行，保障透明度和问责。此外，战时内阁还处理与战争相关的危机管理，包括人道主义问题和国际关系，同时展现政府内部的团结，并通过战略沟通与国际社会互动。这个机构是以色列在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时的关键行政和决策框架。
如今，内塔尼亚胡做出解散内阁的决定，说明在冲突之初以色列展现出来的的团结，似乎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
首先，解散战时内阁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主要反对党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的退出。甘茨在内阁中代表中左翼立场，当初甘茨的加入有助于稳定内塔尼亚政府，尤其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西方眼中，这位以色列前国防部长能起到与内塔尼亚胡右翼政策对冲的作用。甘茨的离席导致战时内阁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他的退出，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盟友，战时内阁的决策基础被削弱。
其次，内塔尼亚胡可能希望通过解散战时内阁来重新整合政治力量。在甘茨退出后，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联盟伙伴一直在推动建立一个新的战时内阁。来自极右翼政党的以色列财政部长、宗教民族主义者斯莫特里奇，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都呼吁组建一个由联盟党领导人组成的新战时内阁，并表达了加入的愿望。
然而，内塔尼亚胡拒绝了他们。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内塔尼亚胡表示，“应甘茨的要求，内阁与之达成了联盟协议。一旦甘茨离开，战时内阁就不必要存在了。”
纳塔尼亚胡似乎已经意识到，除了极右翼力量，他现在几乎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考虑到以色列政坛内部，尤其是右翼阵营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内部矛盾。因此，内塔尼亚胡可能认为，与其冒险引入可能不可控的人物，不如解散内阁，以避免进一步的政治动荡。这也说明，在甘茨宣布辞职后，以色列国内已经找不出来可以替代他的合适的人选。换句话说，正是甘茨的辞职，引发了战时内阁的解体。
此外，解散战时内阁可能为巴以冲突带来短暂的缓和机会。专家分析认为，战时内阁的解散可能为达成临时停火协议提供窗口。在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停火的背景下，这一变动可能被视为一个和平的机遇，为双方提供了喘息和重新评估局势的空间。
然而，解散战时内阁并不意味着以色列政府将改变其对巴勒斯坦的强硬立场。以色列现政府由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组成，对巴勒斯坦的态度依然强硬。内塔尼亚胡在解散战时内阁后，只能与他的一些政府成员以临时会议的方式，讨论与战争有关的敏感问题。其中包括他的安全内阁，但这不包括之前要求加入战时内阁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
综上所述，内塔尼亚胡解散战时内阁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决策，涉及平衡内部政治力量、应对外部压力以及寻求和平的可能性。这一决策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不仅关系到以色列国内政治的稳定，也可能对巴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未来的发展值得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