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可以想象，在那时候，谁要主张国内团结，一致抵抗外敌，谋求中国人民内部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实际上就得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尽管面对着这种危险，我们依然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工作，欢迎代表团，并且动员舆论制止侵略。反动当局一开始就对我们仇恨万分，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我们请求来与我们合作的人，许多都被吓走了。沒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
——宋庆龄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致辞（摘选）
▲1933年8月18日，宋庆龄(前左)在秘书黎沛华陪同下，不顾国民政府禁令，亲赴上海东大名路中栈国际码头，迎接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伐扬-古久里等国际代表
2024年1月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诞辰131周年纪念日。2023年岁末，一些开国将军和革命军人后代及红色文化研究者来到北京市宋庆龄同志故居，纪念远东反战大会召开90周年，缅怀这位享誉世界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女性革命家。
远东反战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筹备、组织召开的国际性会议，对于动员和组织各阶层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扩大中国抗战国际宣传、争取国际與论支持中国反侵略斗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光荣使命 赤胆忠诚
远东反战大会意义重大深远，掩护保卫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武胡景亲自向时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黄霖布置任务。根据黄霖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人——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曾纯钧讲述，当初在考虑大会的“警备委员长”人选时，省委组织部门首先开列出一份14位干部的候选名单。因黄霖进过军官学校，带过兵，打过仗，在南昌起义时是贺龙总指挥的警卫连长，已有6年党龄，还在上海搞了近3年党的秘密工作，比较熟悉上海的斗争情况，所以组织上在备选人员中，经过认真综合评议，选定由黄霖出任远东反战大会的警备委员长，负责会场内的警卫工作。
黄霖回忆：“1933年9月28日上午，我外出回到慎成里二号时，见到我的直接联系人省委巡视员曾纯钧给我留下的一张字条，要我立即到指定的地点去找他。一见字条，我就估计组织上一定是有重要任务要交给我，我就马上赶去指定的地点。可是照纸条上写的街道号码，我怎么也找不着，又不便向旁人打听，就只有赶回慎成里二号等待曾纯钧再来找我。果然不久，曾纯钧就来了，他说明刚才那张字条上的地址门牌号码有误，故马上又到我这里来了。”
曾纯钧问黄霖：“这一段时间身体恢复得怎样？”黄霖说：“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了。是不是有任务呀？”“你如果身体没有问题，有一件临时的任务要交给你办。省委认为你比较合适。你现在就跟我走一趟，负责同志要亲自对你安排任务。”曾纯钧没有告诉黄霖是什么具体任务，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进去后，黄霖才知道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
他首先见到的是领导自己的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曾纯钧向黄霖打个招呼就出去了。冯雪峰问黄霖：“你最近身体还好吗？”“没有问题。”冯雪峰说：“有一件临时的重要工作要你做，你先等一下，由其他同志来向你交待任务。”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位瘦瘦的、中等身材的同志，他说的是北方普通话。黄霖回忆：“当时我估计，他应该是省军委或者是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人。冯雪峰让我俩单独谈话，但是他并没有向我介绍这位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他就离开了。”
这位负责人让黄霖坐下后，开门见山：“马上就要召开一次‘远东反战大会’，这次大会是‘世界反帝反战大会’的一个部分，这个大会的意义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把这个会开好。”
他向黄霖介绍了大会的严峻背景形势。原准备在上海公开召开，全国各地选派了800名代表。国民党政府和各租界当局竭力破坏。很多国内、国际代表纷纷被阻、被捕甚至被杀害。英国、法国、比利时代表乘船到达上海虹口港，宋庆龄亲赴码头迎接, 才使国民党政府阻扰他们上岸的企图没有得逞。国际代表向法租界、英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申请大会召开地点时，均遭拒绝。为阻止和破坏“远东反战大会”的召开，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还派出许多侦探对马莱、古久里、波比等国际代表和宋庆龄进行严密监视。所以，中共中央指示江苏省委，决定采取秘密方式召开这次大会。
一方面，我们利用报纸散布消息说“大会将准备改期举行，代表们已经离沪”，用以迷惑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另一方面，中共江苏省委发动“文总”、“左联”、“社联”、“剧联”、“影联”等团体支持和配合秘密召开远东反战大会。800名国内代表的名额又被复选一遍，大幅压缩规模，选出苏区红军、东北义勇军、平绥铁路工人、察哈尔义勇军等代表，及四川、广东、福建、河北等全国各地派来的工人、农民、学生、十九路军和知识分子代表等，共六十来人。
最后，这位领导同志对黄霖说：“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这个会又是绝对要保密的。为了保证这次大会的安全警卫工作，已决定成立一个‘警备委员会’来承担这项工作，组织上决定由你担任‘警备委员会委员长’，一定要保证大会的安全。你有什么意见吗？”
“关于这个大会在上海召开的消息，报纸上早已宣传过了，只是因为形势紧张，好像又说开不成了。眼前听见党组织说准备秘密召开，并且把这么重要的会务警卫工作交给我来干，我心里当然是很激动的。”这几天黄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每天都还会时而发冷、时而发热。他担心自己做不好，不知能不能担负得了这件任务，便随口回答说：“那好，我试试看吧。”
没有想到，这位负责人立即以责备的口气严肃地对黄霖说：“这样的工作，是一项紧急得很的工作，怎么能试试看呢？不能‘试试看’，只能全力做好！”黄霖考虑了一下，回答说：“好，我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这位领导同志的脸部表情放松了一些，又对黄霖说：“你能决心承担起来就很好。你现在可以想想看，有什么问题你就提出来，我们一起研究一下。”黄霖想了想，首先就问：“我负责的范围是只管会场的内部，还是里外都管？”“你只需管会场内部的情况。”
黄霖又问：“开会的房子前后左右的情况如何？距离马路有多远？”这位负责人反问道：“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黄霖说：“如果房子离马路距离远，那就不要紧；如果会场就在马路边，距离太近，万一我们内部混有内奸，那我就担心他从房子里面向外面街道上丢纸条，把消息传出去。”
这位负责人说：“我还没有去过会议地点，不了解那所房子的情况，你考虑得很对。这样吧，你到那里去以后，由你根据会议地点的具体情况来安排。你还有什么问题？”黄霖问：“那里既然是绝密的地方，如果内部碰到了什么问题，对外如何联系请示？”
这位负责人说：“这已经有所布置，联系方面，给你安排了一个内部交通员，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其次，晚上我们约定在一个窗户里随时点一盏灯，如果内部有情况，就把这盏灯熄灭，外面看见灯灭了，就会有人进来和你联系，帮助你。会场外面的工作，一直到附近的巡捕房，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都有人负责，你不用担心。你只是负责会场内部的事情。还有什么问题？”
黄霖又说：“有多少人开会要搞清楚，而且，那样多人的吃饭是个问题，如自己做饭，是会引起邻居的注意；如果是买来吃，就只有去买面包最方便，而且应该会前买够了。现在这个季节天气已经有点儿凉了，睡觉问题是要有足够的被子和毯子等。另外，人多了，发生临时得病的情况也是很可能的，必须准备一定量的常用药品。”
负责同志点头说：“你提的这些问题都对，一定解决。还有什么？”黄霖最后说：“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如果刚才我提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的话，那就很好了，我心里基本上就有底了。到会场的所在地观察以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再及时汇报。你看行吗？”负责同志说：“很好，那就这样吧。”谈话就到这里。
这位负责同志就是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武胡景。
▲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武胡景（左）、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
黄霖回忆：“当天晚上，冯雪峰亲自带我去大会地址。我们各乘了一辆黄包车，一前一后地走。我们俩在霍山路边下了车，付了车钱，等黄包车夫离开以后，我俩步行到这栋楼房的后门，就按照记号敲门，里面来人开了门。”
进门以后，冯雪峰就指着黄霖向里面的同志介绍说：“这位就是大会的警备委员长。”接着，他又把那里的工作人员一一向黄霖作了介绍，并指着一位同志特地说道：“那位叫阿梁，如果有什么事，就告诉这位漂亮的女交通员就行了，她会与我们联系的。”
冯雪峰随后离开。当晚，黄霖就留在会场住下。“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布置会客室，挂上了一些字画，摆好了沙发、桌椅，放上了花瓶、茶具，这些都是临时买的，搞得挺像一个住家的样子。楼上的房间布置得很简单，都是打地铺。为了防止万一，我们还买了一些石灰和十来根一尺多长的铁棍，准备在必要时跟敌人搏斗。”
楼房的前后门日夜都有人看守，暗号对上后才开门。白天来的人很少，一般都是天黑后以至于半夜后来人。黄霖回忆，“我一直守在会客室，连着两个晚上都没有睡上多少觉，有时只能是靠在沙发上眯一会儿眼，打个盹儿。前门后门不管来了谁，都要向我报告，我看有必要的，就找他们先谈谈话。代表一般都是两、三个人一批，分别由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委巡视员带来。”
▲霍山路85号大会旧址外景今貌（由英商房地产公司约于20世纪20年代末建造，占地面积170平方米，建筑面积523平方米，砖混结构，坐北朝南，欧洲毗连式建筑，古典建筑风格。圆拱门窗，青砖外墙饰红砖带，红瓦屋顶，入口上方有三角形山墙）
负责掩护远东反战大会的“临时革命家庭”另一重要亲历者——“弟媳”郑育之对参与这次国际会议也留下了珍贵的回忆资料：
“1933年阴历8月初，我接到ｃ.ｙ（共青团。——编者注）闸北区委书记林李明的通知，党组织要调我去搞临时工作。当日回到家，知道我的爱人周文同志也接到左联党组织通知，临时调他到党内工作。当时与我们联系工作的是华蒂（即叶以群同志），他首先指示我买两个大的假樟木箱放到我的娘家再等候行动。这个任务是不难完成的，但要这两只箱子干什么用，却不了解。”作为一个共青团干部，郑育之当然懂得地下工作的纪律，不必多问，休息下来，等待下一步任务。
阴历8月初7日，党组织下达命令了，说次日（即8月初8日）一定要将这两只箱子搬出来。“我与爱人周文要穿上新衣服扮作新婚夫妻，搬到福州路一家条件较好的旅馆去住（像是现在的东方旅馆，有电梯，门从一个角上开的），再等候命令，木箱也就当作陪嫁的箱子搬进去。这个任务看起来不难完成，但对我来说，还是很费劲的。因为那一天是我和父亲的生日，往年每逢这一天，我要用积存的零用钱买些父母爱吃的点心，以孝敬父母，同时要陪父母吃三顿饭。要打破这惯例，估计是有阻力的，至于漂亮的衣服，我自己没有，可以悄悄地穿上姐姐的，问题不大。”为完成党交办的这项任务，郑育之首先买了许多月饼回家，让母亲高兴，再提出搬箱后回家吃饭的问题。
“谁知母亲有一条规矩，说喜日不能搬动家中的物品，并训斥我不孝，想触父母霉头。过去，我不了解有这么一条规矩，怎么办呢？只好说假话了。”郑育之假说这两只箱子是她代一个同学买的陪嫁箱，已选定今天这个吉日必须送到男家，以免耽误婚期。她承认自己不懂今天不能搬动家里的东西，但也指出这箱子不是自家的，不会触犯父亲的寿辰。“妈扭不过我，又看到今天买了又多又好的点心，听听我说的也有道理，于是答应搬走。”
人力车把箱子搬到弄堂口时，又发生了阻拦，国民党警察来干涉，要有证明，才能迁出。这是国民党为防止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而做出的规定。“于是，我又跑回娘家，拿上户口簿，带上箱子到警察所，经检查，才放我运出两个箱子。经这样七弄八搞，把箱子运到与周文碰面的地方，规定的时间已过了，再迟二三分钟，周文就要以为我被捕了，势必离开了那里，那就会造成在两三天内找不到他，就难完成带上嫁妆到旅馆的任务了。”
郑育之夫妇到了东方旅社（现上海汉口路613号），组织又下达任务，要他们在明天买上锅、盆、碗碟、茶杯、刀叉、汽炉等，又要买许多罐头、汽水、苏打水等食物，特别是要买装满两只樟木箱的面包，然后第三天有交通来领他们到目的地。
这项任务是容易完成的，只是买那么多面包，会引起敌人注意。既有香气外溢，又不能一次运回。怎么办，经研究后，他们用一只外出时提的小皮箱，来回提了十多次，才买回百八十个二两一只的面包，连半只箱也没填满。再这样下去，进出次数多了，势必引起敌人注意。“我们只好坐下来再研究，决定大胆的采用速运回，速装箱，速搬走的办法解决。买这许多面包，那一片食品店都不会有，只好订货，扯谎说是学校开运动会需要的。我们采用这个办法也只能运回五百个面包，箱子还是没有装满，但是要迅速离开旅馆；以防敌人发觉。”
▲周文、郑育之夫妇合影
交通员领着郑育之、周文夫妇坐上汽车直往沪东开来，注意到没有盯梢以后，周文借故下了车（他的任务是刻写宣传品，不进会场），到了近唐山路（大概十七路无轨电车转弯处）的一条僻静马路上，在沿街的红色砖洋房(即虹口区霍山路85号。编者注)前停下来了。交通同志做了一个暗号，走进洋房内，随即有两个人出来，把两个箱子及一些杂物扛进去。进了楼房就有一条扶梯直通楼上，右侧有一客厅，客厅后有一餐厅，餐厅左侧有一门，下了石级又有象是厨房的房子。厨房的右侧是露天的天井，有一后门，门外是一条不宽的胡同，来往人很少。客厅上已摆设上阔气的诗书人家所有的古式茶几、长桌、椅子等。其实这些家具是租来的。从二楼直到四楼都一无所有，每个房间都空关着，每层楼房近楼梯处都有卫生设备。郑育之回忆：
“接着又有男交通带来两个男的，其中一人个儿不高，据说此人不久前摆脱了敌人的追捕，所以他戴上黑眼镜以作伪装，他是这幢楼房主人的大儿子，是掩护会场的负责人；是那个女交通员的假丈夫。另一个男的，高而瘦，是房主人的小儿子，是我的假丈夫。第二天，引进一个五六十岁的小脚老婆婆（近来才知道是朱姚同志，现已去世），是我们的假婆婆，还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小孩，算是大儿子的孩子。”
当明确这次行动的任务是掩护一个重要会议的召开后，大家分了工，郑育之和老妇人的任务是轮流注视着门前动静，应付进入这楼房的人，郑育之的假丈夫注意后门的动静，女交通经常外出，大儿子经常楼上楼下安排工作。
郑育之回忆：“我们经常碰头研究变化的情况，研究共同的口供和应付来搜捕等问题。第一天晚上男同志承担前后门的警戒任务。我们女同志受到优待，就到二楼，盖上衣服在地板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三层楼上已来了六七十个人，在地板上有睡有坐，鸦雀无声。有纪律规定不能立起来在房间里走动，也不能开窗，又不能在窗前眺望，既不能跑到楼下，更不能出大门，只有大小便才能离开房间到厕所。这些人中，指定了两三人，做房主人的厨师和听差，有的派出去买米、买菜、买汽油，有的煮饭吃，因为新搬入这房子，水电还未接通，所以有的还要到老虎灶买水。”
第一天大家用面包充饥。第二天，一听说烧饭吃，大家都很高兴，都想插手。但是，那有少爷少奶奶动手做饭的？“我们只好闲坐在楼下，警戒着户外动静。饭是一锅接一锅的煮，由于米多，锅又小，烧的饭既生且焦，而且只有咸菜下饭，但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烧了一天，也吃了一天，还轮不到吃第二顿。到夜深人静时，不应再烧了，才各自休息。马桶又无水冲洗，于是塞起来了。挑来的水冲进去也漫出来，怎么办？群众有办法，索性把三楼的浴缸当作马桶使用。”
该日傍晚，江苏省委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冯雪峰同志到会场检查工作，他要求大家要不惜一切地掩护好这个国际会议，保证会议顺利召开直到结束。同时，冯雪峰带来两个消息。一是说会场的左面邻居是公共租界捕房的侦察头子，另一个是说今晚有重要代表到来，要更加提高警惕，注意作好掩护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
搞保卫的同志们获悉在这里要召开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都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也越发感到自己肩上的重担不轻。大家进一步检查掩护工作中的缺点，一致认为没有准备好对付强行入内的军警，也没有准备好通知楼上准备战斗的方法。
郑育之回忆：“于是我们又做了细细研究，决定采用飞行集会、罢工游行时使用石灰包朝追近来的军警的眼睛扔去，再用铁器与之搏斗的办法。用绳系一铃在三楼，如杂人来，即拉一声，通知代表做好隐蔽；如拉乱铃，即是有军警要上楼，要做好战斗准备，并决定，如来三五个军警，就在楼下干掉，如人多，就引上二楼干掉。这样决定了就分头去购买石灰和废铁棒，又到厨房拆炉台，取炉柱，找砖头。同时迅速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以免暴露。”
保卫人员每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后门有人把守，郑育之站在二楼的楼梯口，高度警惕注视着楼下门外的情况。朱姚老人带着“孙子”也各司其职。
朱姚的外孙女朱继姚大姐向笔者介绍，外婆朱姚是1880年生人，贫农出身，后来外出当工人，算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跟一般的农村妇女不一样，见识也比较广，很早就到了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方当纺织工人及其他工厂的工人，长期秘密为革命工作。“1931年到1933年，白色恐怖非常厉害，互济会的主任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就换了5任，有阿乔、黄励、邓仲夏、裴继华、刘明远等人。也就在这个时候，外婆朱姚为党的领导人扶养下一代的小孩子，有彭湃的儿子阿松，刘少奇与何宝珍的儿子刘允若等。1933年9月底，外婆突然接到任务，到霍山路85号，让装扮成富太太，带着当时扶养着的刘允若进入到会场，执行掩护远东反战大会的任务。一进会场，她就把小孩安顿在客厅，教会他称呼临时家庭中的爸爸、妈妈、叔叔和婶婶等。她则坐在太师椅上，表面上看是一个富婆带一个小孩子在玩耍，实际上，她是按照以往习惯性的动作，始终望着门外，谨慎地做着掩护工作，直到大会结束。”
28日至29日，所有代表都秘密到达会场。黄昏以后，前门和后门陆续传来暗号声音，保卫人员在代表来到会场时都认真地听好暗号，才放人进会场，每次由中共江苏省委的干部送进来几个人，保证代表真实可靠，不能出半点差错。
夏衍洪深 护送入会
1933年3月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之后，夏衍任组长，集中力量从事电影事业，很少再参与“左联”的实际工作。正如茅盾所说，这一年是“多事而活跃的岁月”，白色恐怖严重，3月中旬丁玲、潘梓年被捕，“文委”在昆山路的机关被破坏，冯雪峰紧急通知要夏衍暂时隐蔽，直到6月下旬，周扬约他讨论筹备欢迎巴比塞等人来上海召开反帝大会的事，夏衍才和叶以群、周文等见面。
夏衍回忆，“9月下旬，冯雪峰忽然找我，非常秘密地告诉我，反帝大会的代表已经到了上海，由孙夫人把他们安顿在外滩华懋饭店，他只说了两个人名，一位是英国的马莱爵士，另一位是法国的伐扬-古久里。冯雪峰说，鲁迅已去看过他们，但旅馆有包打听监视，所以省委决定，为了安全，鲁迅和茅盾都不参加大会了。他知道我有些社会关系，所以要我想办法把马莱等人从华懋饭店送到指定的开会地点，时间很紧迫，因此他要我立刻想办法，一定要在次日清晨到内山书店杂志部和他见面，告诉他具体办法。”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左翼电影运动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
夏衍想了许久，决定去找洪深，一是洪深很讲“义气”，又有胆量；二是他能讲英语，便于和外国代表直接交谈。夏衍先向洪说，党有一件重要的事想请你帮忙，不论你愿意不愿意，千万要守秘密。洪深立即表示愿意，夏衍才把接送马莱等人的事告诉了他。
第二天（9月29日)一早，夏衍把打算托洪深的事告诉冯雪峰，冯表示同意，把开会地点的门牌号码告诉了夏衍，但要他陪洪深一同去接送外宾，因为这个地点事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夏衍和洪深约定下午5时在慕尔鸣路“中社”会面。“中社”是一个俱乐部办的茶室，比较安静，是他们常去的地方。
“我按时赶到，茶室门口已停着一辆车门上漆着明星公司商标的汽车，我很快就懂得了洪深的用意，因为这是一辆明星公司接送‘电影明星’的专用车，用这辆车，比雇出租汽车要安全得多，因为包打听和三道头是不会把电影明星和外国反帝代表联想在一起的。”夏衍和洪深在茶室喝了杯咖啡，等天色渐暗，才和他一起到华懋饭店。
洪深穿了一套深色西装，吸着雪茄，俨然是高级华人的气派。他直入华懋七楼找到马莱和伐扬-古久里，陪他们下楼。整个过程，按洪深后来的说法，“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
洪深对马莱、古久里说：“奉孙夫人之命来接你们去开会。”这是事先约定的和马莱联系的口号。洪深后来告诉夏衍，他陪着这两位代表下电梯时，还用英语讲了“到了上海，总得看看京戏，今晚给你们安排了一台好戏”之类的话，有意让暗探们听到，出门后就上了明星公司的汽车。
夏衍只在车上等了十来分钟的时间。他们上车后，本来是应该过白渡桥向东走的，可是洪深却要司机先到永安公司一带闹市绕了一圈，看看后面没有人盯梢，然后再掉头向东，高速开往大连湾路。大概到荆州路附近时，夏衍已经察觉到，有几个骑自行车的纠察队在守卫了。
“我们按指定的地点下车，这是一座并不显眼的普通楼房，但门口却有一小片草地，我和洪深陪两位外宾下车，向守卫在门口的一个中年人讲了一句约定的口号，这位中年人就很高兴地和外宾握手。”夏衍谈到，因为洪深在汽车上已经告诉马莱，说他们的任务只是送他们到开会地点，不参加会议，所以国际代表进会场的时候，只对夏衍轻声讲了一句：“教授先生，希望再能见到你。”
后来夏衍才知道，这次大会是经过许多曲折才开成的，孙夫人主持了这次大会，正式的会只开了一天，鲁迅和茅盾都没有参加。“解放后，孙夫人和我谈起过这件事，她说大会从深夜开始，直到第二天傍晚结束，有中央苏区和东北义勇军的代表参加。她还说，这样的会，对她是平生第一次，会场没有桌椅，连外国人也席地而坐，为了照顾她，一位女同志给她找来了一张小板凳等等。”(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6—168页)
“还有个重要代表未到”
9月29号这天，夜幕降临，后门传来暗号声，代表们又到了，三、五人成一批地引进来，摸索着上楼。“夜深人静了，我们还轮流隐蔽在后门右侧汽车房前守候着，不时注视着左侧邻居侦察头子家中的动静。那一夜，除一老一小睡了以外，都不肯睡，坚守在自己岗位上。但是我们的情绪是愉快的，精神是饱满的。”郑育之讲述，“夜半一时左右，三个重要代表来了，一看全是外国人，他们也是摸黑以脚尖轻轻地走上楼梯，被引上了四楼。我以为重要代表到齐了，有部分人可以休息了。后听说还有个重要代表未到。于是我们继续等下去。”
▲2017年9月14日，“不倒的红旗”寻访团（含“临时革命家庭”成员黄霖、郑育之、朱姚后人）走上大会旧址狭窄楼梯
黎明快到了，门外还没有代表到来的暗号，同志们开始紧张起来，以为这位代表出事了。大家又听说如果这位代表出了事，这个会就开不成了，而且到会的代表们必须迅速转移。
郑育之回忆：“好焦急啊！天已蒙蒙亮了，暗号声才传来，引进一位穿黑旗袍的妇女，一看是宋庆龄先生。当时敌人对她监视很严，出门就有特务尾巴跟着，那天她好容易才甩掉尾巴来到这里。”
险象惊魂 沉着应对
关于会议的情况，黄霖回忆：“因为开会的人多，又不能开窗户，所以会场里非常闷热。我看见古久里坐在宋庆龄旁边，拿着一把折扇不时地搧着。搧了一阵儿，又递给了宋庆龄使用。这时，我感到自己原来考虑的问题还是有不周到之处，只考虑了晚上可能天凉，却没有考虑到九月底上海的白天还有可能闷热，也就没有事先准备一些大蒲扇给代表们使用，而现在再去购买也来不及了，只有坚持一下吧。”
因为黄霖最主要的任务是保证会场的安全，还要不时注意会场内外的情况，所以就顾不上坐在会场里从头到尾听发言，他只能不时抽空站在门旁边听几句。参加大会的还有《大美晚报》美国记者伊罗生。
▲2017年9月14日，“不倒的红旗”寻访团在远东反战大会旧址室内留影。坐者（左起）：陈海风、洪钉、孟惠惠、周七康、罗解难、朱继姚、刘振红、李东生、陈庆；站者（左起）：胡山、黄晓宁、汪向明、王海君
开会的这天中午，还是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当时黄霖正在楼上会议室，到12点钟宣布休会，大家等着吃中饭。黄霖叫人把面包拿上来。楼下的人说，现在面包不够，是否等采购员把面包买回来后，再一起拿上去分。黄霖说：“不行，先把现有的面包送上去分着吃吧，一边吃，一边等吧。”
一个面包二两重，现在一个人只够吃半个。黄霖决定让外国代表、女代表、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先吃。年纪最小的代表只有十五、六岁，是位女工代表。本来还想让从苏区远道而来的红军代表先吃，但是因为不够分，也考虑到他们是久经锻炼过的同志，晚一点吃也没有关系。
黄霖再一看时钟，已经超过了预定的12点，负责采购的“弟弟”还没回来，作为大会警备委员长的他心里万分着急。代表们饿肚子倒是小事，黄霖最担心的还是会议的安全问题。按照规定，如果超过了时间，就有可能是采购人员出事了，会议的工作人员不免有种种猜测，最坏的设想是“采购人员被捕了”。这样，会场就有暴露的危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马上宣布散会，让代表们立即开始分批转移。可是，会还没有开完呢，这怎么办呢？
黄霖回忆：“当省委负责同志交代任务时，我心里就已经明白，这次大会组织起来，能够争取到中国上海召开，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有一些国际上的朋友，还有不少是从苏区来的同志，集中到上海来一起开会，都是冒着多大的危险才来的呀。怎么能让大会在我的手里半途而废呢？我作为大会的‘警备委员长’，必须胆大心细，遇见问题时不能慌乱，一定要冷静，不能为了一点儿小的问题，就马上造成会议的中断。应该尽量让会议开得圆满。”
黄霖冷静地想了想：假定确实是采购员“弟弟”被捕了，他这样的同志是经过省委精心选拔来工作的，应该是不会向敌人供出大会的地点来，即便出现最坏的情况，估计至少不会在两个小时之内供出来。“基于上述考虑，我决定再等他半个小时，到12时半时，如果还不回来，就让交通员向省委汇报，同时向大会的主持人通报，以便决定是否立即结束会议，再将代表们迅速转移。我把我的分析和决定告诉了交通员阿梁，她同意我的分析和决定。”
果然，幸好，在将近12点半钟时，“弟弟”采购面包回来了！黄霖立即让人把面包送到楼上的会议室。同时，他和交通员阿梁对“弟弟”进行了询问：“为什么耽误了二十多分钟？”
“弟弟”回答：“提蓝桥附近的商店没有面包卖，我只有到远一些的地方去买，而且，我也不能只在一个店里买那么多面包，我只好再转了好几个地方才买齐。嗨，我一直到了南京路才把面包买齐，紧赶慢赶，还是耽误了时间。”黄霖注意地观察，“弟弟”脸上的神情很镇定，一点儿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同时，眼神里还流露出那种因为自己的迟到而表示出一种极其真诚的歉意。
黄霖分析，“弟弟”的回答合情合理：如果在会场附近的一个商店买那么多面包，万一被“包打听”们知道了，很有可能判断为附近有“集体活动”，这确实是很容易受到怀疑的。因此，“弟弟”到远离会场并分不同地方的商店采买，即使被国民党的密探发现“当天的面包采购量突然增多”，再怀疑有什么集体活动，那么，最快也是第二、三天以后的事了。那时，会议早已结束，当晚代表们就都分散撤离了。
这样看起来，“弟弟”确实还是一位有经验的同志，他“远离会场、分店采买面包”的办法，应该说是极为明智的。想到这里，黄霖刚才心里的怒气立即就消失了，他明白，“弟弟”实际上和大家一样着急。但是，他毕竟是迟回来了半个钟头，黄霖不由得还是严肃地说了他一句：“你如再迟回来半个钟头，恐怕我们的会也就开不下去了！”
“弟弟”听到黄霖的话后，显得十分内疚的样子，再三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不对。黄霖看他这个样子，又赶紧放缓了口气，劝慰了他几句话，让他赶快拿了两个面包吃，抓紧时间休息休息。
按照党秘密工作的纪律和规矩，黄霖让阿梁去把事情前后情况和他们的分析，向省委一五一十地进行了汇报。事后，省委、军委的同志认为他们处理这个问题很沉着，没有造成代表们的恐慌，保证了会议顺利进行。
宋庆龄和几位外国代表一起吃饭，和大家一样，都是就着开水吃着面包夹果子酱。代表们吃完面包后又接着开会。这时，黄霖才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下楼吃面包。下午，黄霖生怕又出什么问题，心里更加紧张，有时在楼上，有时在楼下，又要注意会场里的情况，又要注意楼外面，观察是否有异常现象。
对于当天会场的情况，郑育之也留下回忆：“清晨(即9月30日)到来了，我们一早加紧烧了一点饭，就通知当听差的人上楼开会，于是停止了烧饭活动，留在楼下的我们‘一家人’，坚守岗位，决心完成保卫会场的任务。饿了吃点面包，渴了咽上点口水。估计代表们也是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坚持开会，我们也就忘了饥和渴，我们多么想参加会议去啊！到下午我们提出要求，得到允许，上了楼。看到代表们坐在地板上，四个国际代表，坐在樟木箱上，有时又坐在代表中。空罐头筒、汽水瓶和刀叉等都弃在地板的一边。当时中国代表在发言，宋庆龄主持会议，不时用法语或英语与马莱爵士、古久里等讲话，象翻译似的。其余的代表平静、安详地精神饱满地坐着听，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气氛热烈而声音低沉。有谁能看出他们是在饿着肚子而又无床无被的在地板上睡了一两夜啊！又有谁能看出他们是面对着被敌人随时来逮捕、施刑和枪毙的危险呢？看到这些情景，我的心激动，血沸腾，真想坐下来多听一会，但马上又想到自己的岗位不在这里，应该下去，万一发生情况，多一个人应付敌人，总能让代表们争取多一点时间撤出来，于是又急忙回到楼下客厅，用心地监视着门外。”
冯雪峰回忆：“会议进行了一天，代表们坐在地板上，做报告和说话当然都不能大声，外面周围有一小队秘密纠察队骑了自行车转来转去，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对于会议的保卫（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有危险的征象时迅速给以通知，使代表们能及时离开房子)。”
两次会议 天壤之别
1933年9月30日，突破反动派重重干扰障碍，在中共精心组织和严密保卫之下，“国际反战大同盟第二次世界大会”（即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亦称“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虹口区霍山路85号秘密召开。
▲宋庆龄1933年在上海
清晨，宋庆龄拿箱子里的面包分给所有的代表们吃。之后，大会正式开会，文件都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会议按计划进行。会场设在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宋庆龄和外国代表及其他代表一样，都盘着腿坐在地板上。
参加会议的有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法国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作家环音考托（即伐扬-古久里）、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波比，以及《中国论坛》的主编伊罗生。国内代表有满洲、察哈尔、福建、广东、江苏、上海等地的工人、农民、学生代表，还有江西苏区和红军、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土兵等60位代表，加上3位国际代表、宋庆龄和伊罗生，共计65位代表。江苏省委派来“社联”的负责人吴作先担任翻译，因为他懂得几国语言。为了防止暴露，大家都压低了嗓门讲话，鼓掌也不能出声儿，只准做鼓掌的样子。
会场的“硬件”极其简陋。19年以后，宋庆龄于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开幕致辞中，生动地与大家分享了她对1933年那次世界反战会议情况的回忆：
“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来，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两次会议都给了我们极好的经验教训。我想把1933年9月间我们在上海为和平而斗争的情况，和各位简单谈一下。”
▲1952年，宋庆龄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致辞
“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这种海盗式的掠夺与暴行，对世界和平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威胁。因此它引起了全世界的政治家，国际团体，工会和一般男女的忿怒指责。当时的和平组织，反帝大同盟，特别加以遣责。反帝大同盟是一个成员很广泛的组织，它当时在竭尽全力进行斗争，来制止侵略者在三十年代中显然已准备着的向世界人民的空前大进攻。日本进犯中国是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进攻的开始。反帝大同盟正确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因此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
▲中国邮政庆祝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纪念邮票
“虽然中国当时的形势极端紧张，但是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却热诚地欢迎这个决定。当时我们不仅要抵抗日本侵略者，而且还要对国内的敌人作斗争。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之下，实际上是在怂恿着侵略者。同时它已对中国南部的人民解放区发动内战，并且向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
“你们可以想象，在那时候，谁要主张国内团结，一致抵抗外敌，谋求中国人民内部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实际上就得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尽管面对着这种危险，我们依然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工作，欢迎代表团，并且动员舆论制止侵略。反动当局一开始就对我们仇恨万分，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我们请求来与我们合作的人，许多都被吓走了。沒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
▲远东反战大会外国代表在沪码头登陆
宋庆龄谈到，“我们决不能使这些朋友长途跋涉而一无所获，我们决定召开一次会议。我们既然被迫放弃公开会议，就准备举行秘密会议。由于我们正处于严密监视之下，我们就必须严守秘密。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举行会议的地点在那里，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时候，我被带到上海工厂区的一幢阴暗凄凉的房子里。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时偷偷地到那里去的。当我到达时，每一个人，连外宾在内都坐在地板上，因为房子里唯一的家具是供秘书用的一张小桌子。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这就是我们在1933年讨论和平的情况。”
（宋庆龄：《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式上的开幕词》，载《人民日报》1952年10月3日）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危境下，一个“世界会议”热烈、隆重、庄严地在上海召开了。
中央贺电 钦佩热望
宋庆龄宣布开幕后，大会首先宣读了日本、朝鲜、安南（越南）、中国苏区领导人及各地的贺信、贺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在联名签发的《中央政府庆祝国际反帝非战大会开幕电》（刊于《红色中华》1933年第107期)中，热情洋溢地指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向大会全体代表谨致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英勇的反帝战线的前卫们，你们不顾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不顾法西斯蒂与巡警探子的恐吓阻止，毅然在国际帝国主义共管下的被日本强盗所炮毁过的上海，来召开全世界反帝非战大会，我们表示无限的钦佩与热望！大会的开幕是国际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在反帝的国际下层统一战线上获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功。我们坚信大会一定能够领导全世界反帝战士采取具体的步骤来反对不宣而战的企图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远东战争，反对正如火烧眉毛一般危急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反苏联的战争！”
“全中国劳苦民众完全深刻的理解李顿调查团与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团这两个组织的尖锐的对立。政治的经验告诉我们：前者是国际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中国的计划者与组织者，而后者，就是你们呵，你们是全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最有力的帮助者。我们希望你们把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下的兽行、罪恶和阴谋的实情，揭露在全世界工农兄弟的面前，同时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参观苏维埃区域，把苏区内工农的革命热情和他们生活的改善，以及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建设，和你们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所见到的饥饿、死亡、失业和灾荒作成一个显著的对照表，传播到全世界工人农人与兵士中间去，激起他们的兴奋与同情！”
“现在中国是在两条道路——殖民地的道路与苏维埃的道路——的剧烈战争中。帝国主义国民党疯狂的进行对苏维埃红军的五次“围剿”，正是要使中国走上完全的殖民地的道路，而我们也正集中一切力量来粉碎敌人的死命的大举进攻，竭力阻止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为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道路而斗争。我们相信大会是完全同情于我们，因此，大会的成功即是我们的成功，大会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我们领导全国工农和红军，一致拥护大会的顺利进行，为大会的伟大的前途，表示热诚的祝贺！”
主持会议 主旨报告
大会总主席为马莱，执行主席宋庆龄；主席团成员马莱、宋庆龄、古久里、波比及苏区代表、满洲代表、东北义勇军代表、平绥铁路工人代表、察哈尔义勇军代表等9人。
会议推举毛泽东、朱德、鲁迅、高尔基（苏）、巴比塞（法）、罗曼·罗兰（法）、德莱塞（美）、汤姆·曼（英）、片山潜（日）、台尔曼（德）、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伏罗希洛夫（苏）、纪德（法国）、曼·托革勒（德）等为大会名誉主席。
▲远东反战大会名誉主席团部分成员（依次）：毛泽东、朱德、高尔基、鲁迅、巴比塞、罗曼·罗兰、德莱塞、汤姆·曼、片山潜、台尔曼、季米特洛夫、伏罗希洛夫
马莱做了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报告，讲了阿姆斯特丹反战运动的情势和关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势，特别是亚洲各国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的情况，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镇压、屠杀人民的罪行，引起了与会代表共鸣。
宋庆龄主持大会并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她在报告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孙中山谋求中国独立的努力已经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破坏。国民党背叛了1925-27年的群众运动，并且自那时起，一贯地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正因为国民党采取了这个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夺取东北，深入控制华北，而且现在正野心勃勃地向南窥伺，图谋攫取全中国。”
▲宋庆龄远东反战大会报告《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英文底稿
这就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危险局势的关键所在，因为这样的战争危险同样笼罩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众头上。宋庆龄呼吁：“我们坚决反对中国的军阀战争。各派军阀不断地为争夺地盘进行战争。国民党内的各系派不顾民众的利益，不断地为争权夺利而动武。帝国主义各集团则利用军阀来扩张自身的利益，并削弱中国。这些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和兵士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害。很明显的，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
宋庆龄旗帜鲜明地指出：“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利益与阶级势力妨碍了社会向更高的形式和平地发展，因为如果生产与分配的工具仍然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群众便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出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出路。”“只有从人民大众本身才能获得帮助和生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宋庆龄不时地用英语、法语为国际代表作翻译。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作着大会记录。宋庆龄和马莱、古久里、波比等几个国际代表坐在木箱上，代表们静静地坐在地板上，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
苏区红军 鲜明立场
红军代表的报告围绕着“（一）中国工农红军是什么？（二）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和发展及其数年来斗争经过（三）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英勇善战（四）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活及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五）中国工农红军目前重要的任务和反帝情形（六）我们应该怎样反帝非战？”六个方面，以7000字左右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中央苏区红军和工农群众生活斗争的情况，指出：
“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工人农民的儿子。他永远为工农利益奋斗到底，并且要进一步的求得社会主义的实现，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劳苦群众被压迫民族求得解放和自由。”“红军从前虽然是很少的部队，但他经过数年斗争经验和成绩，又有广大的劳苦群众参加和拥护，所以一年一年的很快的长大起来，尤其是最近几次斗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数十万，从白军手里夺过来许多的新枪械武器武装了自己，由此更加扩大和强壮起来，目前已成为中国革命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柱石了。”
▲红军代表在远东反战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的工农红军》（单行本，收藏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他团结在自己的整个阶级下面，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所以他每次作战，精神是团结一致，有牺牲的决心的。又加之有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和参加作战，因此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并且能以少数部队击溃数倍的敌人。”
红军代表阐明：“红军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扩大中国苏维埃运动，扩大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推翻国民党，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中国民族永远得到解放与自由，所以现在除现有的主力红军外，还要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积极向外行动，消灭围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打南昌武汉，去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我们现在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占，救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苏维埃，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推动者和执行者，所以红军的行动都包括了反帝的作用，中国苏维埃发展，红军胜利，即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胜利，亦就是给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红军报告结尾旗帜鲜明地指出，“苏联是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国家，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是反帝的积极的先进者，现在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日益明显的表示出来了，我们应该极力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是唯一救中国，谋中国民族解放和自由的道路，中国苏维埃运动目前大大的发展，红军屡次大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受了致命的打击，现在帝国主义积极指挥国民党向苏区红军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的革命，我们应当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和红军，保护中国革命完全胜利。世界工人阶级和弱小民族是最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即屠杀剥削和压迫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弱小民族的战争，我们应该与广大的工人阶级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
准备充分 圆满成功
福建代表报告最近各帝国主义战舰云集福建海口，企图镇压前进的红军；东北代表报告东北义勇军活动情形及日帝国主义者阴谋备战进攻苏联；察哈尔代表报告最近北方工人活动，及铁路工人奋斗情形；上海纱厂工人、失业海员码头工人等报告上海工人生活苦状以及上海工人迫切需要打倒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者。很多代表的发言中有许多重要的意见。伐扬-古久里的发言首先讲到大会的伟大成功及其意义，并痛斥对大会成功估计不足的观点与表现。他认为中国出路只有苏维埃道路。发言的人积极踊跃，但都压低了声音，但会场各代表情绪高涨，大会发言赢得热烈的低声的鼓掌和欢呼声。
会议通过《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开幕宣言》,又通过了《为反对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武装干涉的挑衅的抗议书》《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中国红军的的抗议书》《反对白色恐怖的抗议》《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蒂恐怖的抗议》四项抗议书。
大会通过五大提案：《海员工人码头运输工人铁路工人不帮帝国主义运送枪炮给中国国民党来进攻苏区红军》《没收帝国主义送给国民党的枪炮来武装东北义勇军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兵工厂的工人不替帝国主义造枪炮来进攻苏区红军》《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白军士兵不到前线上去打工农自己的红军》，各代表都在决议书上签了字。
大会正式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进行了执委的选举，宋庆龄被选为主席。古久里在闭幕词中指出：“阿姆斯特丹世界反战大会的决议在远东的执行最为迫切。”“西方代表团回国后，必定要召集广大群众会议，将代表在中国看见的一切告诉他们。” 国际代表准备了三面红旗分别送给红军、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工人代表。
大家先撤 报告组织
下午黄昏时分，宋庆龄宣布散会。黄霖回忆：“大会圆满结束后，我们立即将到会的国内代表分成两、三个人一批，又分从前、后两个门撤离出去，五分钟左右走一拨，这样，在一个多钟头内就全部撤离完了。会后，宋庆龄还想和几位外国朋友多谈谈话，然后，她坚持要先把这几位外国朋友送走，她才与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表示对我们工作的满意和感谢。然后，她才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撤离会场。这时，天色已经开始渐渐黑了。等宋庆龄先生离开后，我再安排工作人员分批撤离。”
▲霍山路85号后门（周七康供图）
“弟媳”郑育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生动叙述：“太阳已向西降落了，楼上通知我们会开完了，准备送客人。第一批三、四个人，下楼了，我仍送到前门外，点头告别；一会儿又有一批从后门送出去了。这时，又接到通知要多从后门送和加快送。这样，每批客人的人数增加了，当客人转出弄堂口，又送走一批。这样一批接一批，直到天黑下来，国际代表离开了会场，最后才通知我们马上离开。我们走得急，我连换洗衣服的小皮箱，都未来得及拿走。我们怀着胜利完成党组织交办任务的喜悦心情，回到家里。过了几天，家具出租店把家具搬走了，敌人还不知道在这楼房里召开过这样盛大的国际会议。”
▲1993年夏，郑育之在远东反战大会旧址霍山路85号后门(部分代表撤离会场的通道)留念(周七康供图)
黄霖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但并没有去住旅馆，因为他认为凡是旅馆都有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注意，设有耳目，甚至很有可能被认识他的叛徒发现。“我坐上出租汽车一直到亚尔培路‘回力球场’（实际上是个赌场）门口下车，等汽车开走后，我就步行到‘慎成里二号’吴稚平家，在他家吃的晚饭，当晚就住在这里。他夫妇俩睡在床上，我就睡在临时搭起的‘行军床’上——八月下旬以后，我没有了住处，时不时也就这样在吴家住过若干次。当然，我主要还是在孔繁祜家住宿。第二天（10月1日）上午，我按时到达了省委驻地（这个地址，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冯雪峰和另外那位给我布置任务的负责同志与我谈话。”
“首先，他们表示对我这几天的工作是很满意的，会议期间，除了上述所说的那件‘采购员超时回来’的事情而外，没有发生其他任何意外的事情。而且，他们认为，我对‘超时事件’的分析和处理是冷静的、妥当的，没有因为此事而引起会议的恐慌，保证了大会按计划圆满完成。他俩还长时间地紧紧地和我握手，祝贺我们圆满地完成了召开‘远东反战大会’的任务。”
大会影响 积极深远
此番国际代表来到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和平事业的扼杀。马尔度为此写了《声讨国民党》一文，文章指出：“在参加反战代表团动身来华的时候，我并不相信我等到远东的考察会遇着许多困难。但是，自从最初我们与中国政治情形直接接触以来，这个幻想便消灭了。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很久的时间来估量国民党民主政治的价值，但看大批的同情反战会议的人被捕就可知。”
周七康向笔者讲述，开完会当天晚上，父亲周文一夜都没休息，母亲郑育之回到家，协助父亲将窗门紧闭，用棉被遮住窗户，没有一点亮光透出去，连夜刻印传单，并分送出去，完成了远东反战大会的宣传工作。第二天，到处都有传单标语和宣传品——《远东反战大会胜利召开了！》
黄霖回忆：“从10月1日这一天起，上海各界的与会代表就开始到处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远东反战大会’的胜利召开。10月2日，‘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胜利召开的消息和情况，以及大会通过的几项决议、通电和宣言，也都经过美国记者伊罗生在《大美晚报》上公开发表，随即《申报》《中国论坛》等媒体也都作了详细登载。大会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广大革命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巡捕房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似乎已经要‘流产’了的‘远东反战大会’，居然能以那么大的规模在他们的眼鼻子底下圆满召开了。这不能不使他们气得暴跳如雷。”
“弟媳”郑育之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讲述，远东反战大会胜利召开后，“代表们回到各有关单位，传达了会议精神，街头上也出现了庆祝会议胜利召开的标语传单。这时，敌人才知道会议开过了。不久，有人报告，说那幢楼房的浴缸和马桶里装了许多大便，敌人才知道在紧贴着侦察头子的房子里，召开了范围很广人数较多的国际会议。敌人气极了，加紧搜捕到会代表和工作人员，确实也逮捕了不少人。但但自此以后，国际、国内的‘反帝’、‘反战’、‘反法西斯’的活动更加蓬勃地开展了起来。不久，在我们党的影响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也成立了。”
鲁迅对“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会议”的召开是积极支持的。9月30日，远东反战大会成功召开。中共上海党组织由于考虑鲁迅的安全问题，没有让他参加远东反战大会。鲁迅没有出席远东反战大会，但他成为这次大会的名誉主席团成员，他对大会的情况是关心和了解的。
鲁迅在1934年12月6日回答肖军、肖红对这次会议的询问的信中说：“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瞭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78页）同年12月10日，鲁迅在给肖军、肖红另一封信中说：“那时的会，是在陆上开的，不是船里，出席的大约二三十人（实际是六七十人。——编者注），会开完，人是不缺一个的都走出的，但似乎也有人后来给他们弄去了，因为近来的捕，杀，秘密的居多，别人无从知道。” （《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84页）
▲1933年2月，（右起）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等合影摄于上海宋宅
鲁迅在收入《准风月谈·新秋杂识》的文中写道：“反战会议的消息不很在日报上看到，可见打仗也还是中国人的嗜好，给它一个冷淡,正是违反了我们的嗜好的证明。自然，仗是要打的，跟着武士蚁去搬运败者的幼虫，也还不失为一种为奴的胜利。但是，人究竟是‘万物之灵’，这样那里能就够。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远东反战会议成功召开和圆满结束的消息，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是通过伊罗生发表在《大美晚报》上的报道才知道的。接着《申报》《中国论坛》等报也详细刊登了此次会议召开情况、通电、宣言、决议等各项会议文件。看到组织得如此完备的“国际性”会议居然在其百般阻挠下召开，敌人气得简直发了疯，继而互相指责埋怨。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无奈的发泄。发泄过后马上想到的就是迅速严查此事，赶紧抓人，抓捕所有帮助召开此次会议的人。
然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没有想到，他们越是这样，越是让与会的各国代表认识到召开此次会议的及时性和必要性。比利时代表马尔度说：“中国政府说这些人都是共产党！我不能接受中国政府这种罪恶的遁辞！”因为“反战代表团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但国民党政府却正以全力与帝国主义合作，制止阻挠反战代表团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将这些事实告诉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工人。我自己也要返国后在比国工人之中以及我所属的第二国际之中专力于这个工作。”
法国代表伐扬-古久里甚至等不及回国，在反战会议闭幕词中就道出自己的心声：“西方代表团回国后，必定要召集广大群众会议，将代表在中国看见的一切告诉他们，并以各种方法，文字报纸，群众鼓动，议会辩论等等，推广他们的反战，反法西斯……”
在上海创办《中国论坛》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也是《大美晚报》的记者），在报刊上全面的报道了关于远东反战大会的消息与文章。他是宋庆龄的好朋友，作为媒体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
中英文双语的《中国论坛》及《大美晚报》《申报》等媒体将大会情况以及几个通电、宣言、决议详细登载出来，积极报道。人们从消息报道里知道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其他爱国军队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知道他们正在抗日，还知道苏区的情形和红军胜利的消息，人们惊喜交加，奔走相告。
中国各省市代表回去后，即进行组织各省反帝反战分同盟，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活动。通过这些宣传和介绍，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有所了解，进而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也正是宋庆龄亲自筹备和领导召开这次会议的宗旨。这次大会,举起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在有力推动中国抗日斗争的新高潮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参会人员 代表广泛
1933年10月4日的《中国论坛》（第2卷第11期)载明：
“代表如在公开的会议形式下至少中国的部分就有八百人，其中上海有四百人，河北有一百六十人，满洲有三十人，察哈尔五十人，厦门五十人，广东三十人，四川二十人，其余各处数人十数人不等。因为地下会议不能容许太多的会众，所以许多许多的代表不能出席。……五十五名代表的数目虽少，然而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至少有一千五百万人。自然全国各苏区的工农群众就超过一千万人。上海参加选举的工人约五万余人，满洲义勇军参加选举的也约为三四万人，此外就是散在全国各处的革命群众了。这里要指明的就是在白色恐怖之下，日本高丽台湾的代表都在会议之前被捕了。他们所代表的日本工农群众高丽台湾的被压迫群众自然没有算进去。此外中国方面还有为白色恐怖所阻不能集会选代表的群众还不知有若干。”
▲《中国论坛》刊发“宋庆龄在上海反战大会的演词——被压迫人民使用武力为民族解放而斗争是公道的！”（1933年10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33年11月15日于莫斯科做出的《关于上海反战大会成果和评价的决议》中指出，“上海反战大会的积极成果是：开展了广泛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不仅包括工人阶级的进步阶层，而且也包括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特别是在上海，渗透到一系列企业中，这以前我们的运动完全没有在这里出现过，或者很少出现；吸引和动员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士，以前他们与反战运动没有任何关系。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围绕反战大会开展的运动不只是局限于上海，而且传播到许多遥远的省份。大会的准备工作和大会本身清楚地向中国民众显示了国际团结精神；大会促进了对苏维埃中国的宣传,而在选举大会代表过程中实行了比较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强调指出，中共机关在组织大会时表现得很积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43(Б)号记录》）
中央苏区 报道大会
1933年10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17期刊发上海专电《国际反帝大会成功了》：国际反帝非战大会虽经帝国主义国民党用尽严厉得白色恐怖来禁止，但由于上海各群众团体的积极准备，与广大劳苦群众的热烈拥护，已于九月卅日胜利的开成了。……各代表均有激烈之演说，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代表说了一点钟，最受大会欢迎，结果通过宣言，决议，及拥护苏联与中国苏区决议书。并正式成立远东反战大同盟，选举了全体的出席代表为执行委员，所有代表兴奋不可言喻互相握手不忍分离。散会后昨日即有女工铁工向群众报告，举行募捐援助红军，现外国代表已于三日离沪，上海各革命团体开了欢送大会，这次大会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均有很大的成功，因此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大美晚报亦不能不表示惊讶，大会决定巩固和扩大这一运动，不日即将大会经过编成专刊发到各地。大会并拟在苏区中亦发动群众组织苏区的反战分盟云。
10月18日，《红色中华》第119期，刊登了《国际反战大会中的片段》：“国际反战大会在上月三十日成功了。在这一个大会中，讨论了关于反帝非战的诸多实际问题，通过了拥护苏联拥护中国革命的许多决议，同时也造成了下面这些有趣的故事。
（一）手被握肿了
在那样处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那样险恶腥臭的空气里，然而现在却忽然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六十多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地域的反帝战士聚到了一处，谈着，笑着，大家互相称呼着：“同志！”“同志！”这该是如何使人兴奋啊！于是你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两只手——不，两双手紧紧的握着，握着……于是最受欢迎的国际代表及苏区代表的手便被握肿了。
（二）大家都好像疯狂了
大会开始发言了，首先是马来（即马莱。——本文编者注）的致词，接着就是宋庆龄的报告。第三项，便是苏区代表的发言。当苏区代表开始说“现在我代表一百万余的红军和几千万苏区群众来发言”时，立刻掌声、欢呼声都响成一片了，拍呀，拍呀，叫呀，叫呀……大家好像都疯狂了。
（三）外国代表都这样积极
柯蒂列夫（即古久里。下同。——本文编者注）发言了，他讲了大会的成功，讲了如何反战，如何拥护苏联拥护中国革命的具体方法，在他讲完了以后，大家都疯狂般的兴奋起来了，特别某一些工人同志们，他们都在暗暗的想着：外国代表都这样，积极的反对帝国主义，而我们受帝国主义压迫得最重的还不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吗？他们都激动的鼓着掌。
（四）饿着肚子开会
因为是处在秘密的环境中，买食物都受着限制不能一律的买齐，因此，当中午的时候各代表虽然都饥肠辘辘了，但是食物都还没买来，大家仍然还是开会发表意见，——后来过了好久，那个二次出去买东西的同志依旧还没回来，而大家的肚子却更吱吱的叫起来了，于是有人提议凡是那些饿得实在忍耐不住的同志可以先吃那第一次买来的食物。但是哪个连这点艰苦还忍耐不住呢！所以仍然没有一个肯先吃的。你饿着，我饿着，然而大家都是兴奋紧张的。
（五）不愿意分离
宣布散会了，大家迟疑的站起来，一种不愿意分离的表情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于是彼此的手对手紧紧的握起来了，友爱之情，在周围交流着。
（六）铁锤和旗子
大家终于分散了，于是各自回去向没到会的同志报告去了，当慎昌的工人听了代表的报告后，马上大家便决定送一个自造的铁锤给国际代表带回去打帝国主义，又有一个女工代表回去也立刻召开了一个一百多个群众的大会报告开会经过，报告后群众便纷纷自动的捐款预备买红布做旗子给国际代表。——至于国际代表怎样呢？当然的，国际代表对于中国的广大的反帝战士也表示了十二万分的友爱，他们准备了三面旗子：一面赠给东北义勇军，一面赠给英勇的红军，一面赠给上海的工人……
11月15日，《红星报》在第11期刊文《国际反帝非战大会完满成功》中指出：“这次大会正当着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的时期，帝国主义大战和帝国主义干涉苏联的战争如火烧眉睫一般的紧张，所以这次大会不但在开展世界反帝非战拥护苏联的战线上，而且在推动中国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运动之猛烈前进上，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1月26日，《红色中华》第一二九期发行了“国际反帝反战大会专号”，在第一版刊载了《出席国际反帝反战代表大会的苏区红军代表回来的报告书》，详细介绍了这次大会召开的情况：“大会在广大工人群众基础上，因为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它能够艰苦奋斗，克服许多困难，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极严重的白色恐怖，终于九月三十日在上海开成功了。大会是在秘密条件底下开的。国际代表到会极其困难，事先在街上转了一晚，把后面跟踪追随的侦探摆脱了，才敢到会。中国代表也是一个一个秘密到会。但是各国代表虽然受了许多困苦，他们的精神还是兴奋热烈的，全场革命空气非常紧张。能让大会很完善的宣告伟大成功，这就是证明工农群众革命力量的伟大，最后胜利终归是我们的。”关于到会代表人数及成份，《报告书》指出：“到会代表有上海各工厂工人代表，满洲义勇军，察哈尔义勇军，平绥铁路工人，十九路军士兵，河北，福建，江苏，吴淞及苏区红军代表，加上国际代表团马来（英国），环普考托（法国），波比（比国）共六十五人（内九个妇女代表，三个是女工）。代表成份，白军士兵三人，农民四人，苏区和红军代表两人，知识分子及学生九人，其余都是工人。”
▲《红色中华》“国际反帝反战大会专号”（第129期）
11年前，由于罗解难、周七康等远东反战大会亲历者后人坚持不懈的的建议和努力，纪念远东反战大会80周年的座谈会终于在上海顺利召开，罗解难荣获上海市颁发的优秀人民建议荣誉证书。2014年11月，由罗解难、周七康担任特邀副主编的《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主编：匡成鸣。扉页标注：“谨以此书——纪念世界和平事业先驱宋庆龄同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正式出版，尘封已久的远东反战大会历史从此揭开了神秘面纱。
▲《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
远东反战大会大幅提高了中华苏维埃在国内国际的声誉，鼓舞了各阶层爱国人士投身反帝反战运动，为后来中国革命从民族革命斗争向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过渡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发行）等。
笔者：
胡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人民法治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
吕海燕，原国家高级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