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天中午,永定县金丰乡牛牯朴村农民陈添裕正在忙碌着,突然他听到门口有人大叫:“添裕,添裕啊,快点快点,有你的电报!”陈添裕连忙推开门,只见村长和邮递员站在门口,他们口中的电报正在村长手中。

村长高兴地对陈添裕说:“添裕啊,这是一封来自北京的加急电报,你看看!”陈添裕一脸疑惑地接过电报,打开一看:“请陈添裕同志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而落款处则是北京中南海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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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陈添裕没想到毛主席还记着自己,但令人意外的是他没有接受毛主席的邀请,而是拒绝了。当毛主席得知陈添裕拒绝赴京的理由后,一时间感慨万千,说:“把我刚才说的话都带给他。”

那么陈添裕究竟是谁,他和毛主席之间有什么渊源?他又为何要拒绝毛主席的邀请呢?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又是怎样的呢?这一切都要从毛主席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开始说起。

毛主席辞去前委书记职务

1927年9月9日,毛主席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结束后,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并创立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所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毛主席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主席担任前委书记。

1929年1月14日,为了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毛主席、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突围,向赣南进军,以此来解除井冈山之围。

2月10日,部队被敌军追到瑞金大柏地,在毛主席和朱德的精心部署下,我军终于取得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胜仗。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共消灭800多名敌人,缴获200多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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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随着红四军游击战的开始和根据地的建立,特别是红军人数越来越多,再加上条件比较艰辛,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纷纷抬头,这也严重影响了红四军的战斗力。

此时毛主席正在思考,该用什么思想去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却派来一位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并任命他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

令人意外的是刘安恭来后,他并没有和毛主席一起想办法纠正红四军内的错误思想,反而限制前委权力,并规定:“前委只能管制定红四军的行动方针,其他的所有事物,前委都不能管。”

刘安恭这一决定令毛主席大失所望,也令红四军内部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领导干部间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毛主席认为:“从表面上看大家争论的是要不要设军委,实则是党要不要领导军队,怎样领导军队的重大原则问题……”

6月3日,红四军第二次攻占龙岩城;7日,我军又在上杭县消灭了100多名敌人。紧接着毛主席决定在8日下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夕,林彪匆匆赶到前委驻地,让江华将一份信转交给毛主席,大致意思是自己支持他和内均错误思想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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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下午,会议正式开始,毛主席提出四条书面意见,请与会人员进行讨论。除此之外毛主席还指出:“军委不应该和前委分权,削弱党的领导,军委应该撤销,集中权力于前委。我不能负担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前委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尽管毛主席提出了这么多建议,但刘安恭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指责毛主席不服从命令,建议重新选举前委书记。就在这个时候,陈毅站出来说话:“我不赞成毛泽东同志提出辞职,至于设不设军委,还要大家举手决定。”

会议采纳了陈毅的建议,通过举手表决取消了军委。但毛主席始终见此自己的观点,还是决定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最终在大家的选举下,陈毅被推选为代理前委书记。

6月22日,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陈毅、林彪、刘安恭等人。会议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陈毅也当选为前委书记。

“七大”结束后,经前委同意,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踏上了他的神秘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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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

从毛主席到杨主任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上,担任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闽西地方党委的领导人,邓子恢觉得自己不好太多地介入红四军内部中,但他对毛主席的落选感到十分惋惜和同情。

刚好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得很快,土地革命也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于是邓子恢准备召开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组建成立各地的党委和各级苏维埃政府。

许多重要的报告和法规文件的把关、指导,都需要有高人指点,也是在这个时候邓子恢想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的落选刚好给了邓子恢、给了闽西人民一个机会。

邓子恢连忙向红四军前委提出要求,并邀请毛主席前往中共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苏家坡村,指导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毛主席欣然答应。

毛主席不是独自一人离开的,他的身边除了有怀孕三个多月的妻子贺子珍外,还有蔡协民、曾志、谭震林、江华等。由于毛主席不再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了,因此陪伴他多年的战马也被收回。

从龙岩城到上杭县蚊洋足足有120华里,再加上当时正值酷暑,因此毛主席等人整整走了两天的时间才赶到上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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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众人吃过早饭后,便在“文昌阁”二楼召开会议。会议还没有结束,毛主席就病倒了,其实他在离开龙岩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太好,得了疟疾,这种病时好时坏,时冷时热。

邓子恢给毛主席请来郎中诊治,还想办法给他买来一些奎宁片,毛主席病情稍有好转就来到蚊洋。没想到这次病发得更加严重,毛主席连续几天寒热不止。

8月初,毛主席和贺子珍由闽西特委派人带路,从蚊洋转移到苏家坡。苏家坡处于深山幽谷之中,离龙岩城只有一天的路程,再加上此处是“三省会剿”的重点地方,因此不是久留之地。

于是林彪和特委的同志商量后,决定让毛主席化装成教书先生,转移到永定的偏远深山中隐蔽起来,继续养病。在休养期间,毛主席肯定不能用自己的名字,那么该用一个什么化名比较好呢?

毛主席想了想说:“还叫杨子任吧!”杨子任是毛主席在长沙读书时用过的笔名,“子任”则是“润之”的谐音。

从1929年8月上旬开始,在上杭、永定的村庄内,出现了一个身染重病、带着夫人养病的红军教师“杨先生”。因为闽西客家的“子任”和“主任”谐音,于是不少人称呼毛主席为“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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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毛主席和贺子珍只在苏家坡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在赤卫队员的带领下前往上杭的大洋坝,后来又由粟裕带领部队护送。几经周转后,毛主席等人于8月21日来到牛牯朴村。

“牛牯”处于永定金丰大山的最深处,只住有赤卫队员陈添裕一户人家。陈添裕20出头,看起来憨厚老实,他在此处修建了一座两层土楼,毛主席和贺子珍就住在这座土楼里。

此时粟裕所率领的大队就在永定县活动,闽西特委和永定县委为了毛主席的安全,特意让卢其中带领两个中队赤卫队员前往牛牯朴村,协助粟裕。除此之外还派出熊炳华专门负责采买,协助陈添裕照顾毛主席的生活。

几天后,敌陈维远部向永定进犯,距离牛牯朴不远的下胡雷等地也有敌军。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卢其中让陈添裕带着几名赤卫队员,在离牛牯朴3公里的青山下搭了一座竹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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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丰书屋

毛主席看着眼前的竹屋,一时间感慨万千:“好地方,真是好地方,如此古朴的雅居,应该起个雅号才对!”毛主席说完找来一块一尺多长的木板,略一沉思,便在上面写下“饶丰书屋”四个大字。

随着天气慢慢转凉,毛主席的疟疾也开始发作,恰逢熊炳华和陈添裕上山探望,得知毛主席病重,他们连忙下山向粟裕、阮山等人汇报。粟裕得知毛主席重病的消息十分担心,当即来到竹寮探望。

张鼎丞也是忧心如焚,他召集永定县委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要找一个可靠且医术高超的医师才行。大家想来想去,最终决定请阮山的姐夫吴修山为毛主席诊治。

阮山是永定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他的姐夫则是当地医生,医术高超且为人正派。吴修山一听是给红军的“杨先生”治病,二话不说便提着医药箱跟着阮山来到毛主席的住处。

吴修山一边取出老花镜戴上,一边替毛主席诊脉:“杨先生染病时间有点久,病得不轻啊!”毛主席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对吴修山说:“有劳吴先生了。”

吴修山摆了摆手,说:“哪里哪里,红军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老百姓,老朽能为杨先生诊治,实乃三生有幸啊!”说完便坐在竹桌旁,给毛主席开了一剂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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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拿过药方一看,笑着说:“吴先生,你这药方可不得了啊!重药治恶病,好苦啊!”

吴修山没想到这位“杨先生”还懂医术,说:“看不出杨先生还懂医道,不过据老朽所知,你们红军连死都不怕,还会怕这小小的苦药?”在场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毛主席服下吴修山开的中药后,病情果然得到好转,尽管还不能正常行走,但毛主席还是非常高兴的。

毛主席的救命恩人——陈添裕

青山下附近的群众,有一种山里人特有的淳朴和热情,他们虽然不知道“杨主任”是什么人,但见大家都很尊敬他,便对他也很尊敬。

当他们知道“杨主任”生病了,于是有的送来自家养的鸡和鸡蛋,有的则送来从山坑里抓来的石蛙,悄悄放在厨房,想要给“杨主任”补身体。毛主席发现后要给他们钱,但他们谁也不肯承认是自己送的。

本以为日子能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没想到意外来得这么突然。

9月17日,金丰大山风云突变,反动民团的头子胡道南、林蔚民等人纠集将近700人,气势汹汹地朝金丰大山扑来。那么敌人为何会选择在这一天进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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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刚好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是毛主席疟疾发作的日子。胡道南等人精心挑选这个节日来突袭,就是想趁闽西客家人十分看重中秋节,一般不会有人外出,而掩护毛主席的部队也会因为过节而放松警惕;再加上毛主席的病一旦法做起来是不好走路的,这样一来便能打他个措手不及。

担负警卫工作的粟裕得知这件事后连忙配合赤卫团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在前沿阵地阻击来犯的敌军。红军和赤卫队员相互配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不过最终由于敌我双方的兵力相差实在太大,我军只能一边打一边撤退,而毛主席的安全也受到威胁。

山下枪声越来越近,山上毛主席高烧不退,这一个个突发情况可急坏了陈兆祥。不过陈兆祥很快就冷静下来,他果断命令陈添裕、陈万裕等人用担架将毛主席抬走,转移到雨顶坪。

从青山下到雨顶坪之间是一段很险要的路,特别是经过杨婆磜的时候,只有一条狭小的路可以走。再加上下面是悬崖峭壁,陈添裕等人根本没有办法用担架将毛主席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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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急得团团转,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时刻,陈添裕说:“要不还是用人背吧,这样能保证杨先生的安全。”众所周知毛主席身材高大,另外几个青年根本没那么高,也背不动毛主席。

陈添裕主动蹲下,说:“杨先生,我背着你走!”毛主席连连摇头,说:“要不得要不得!我快点走就是了!”

陈添裕急得直跺脚:“现在敌人就在我们不远处,再磨蹭下去咱们谁也走不了!”陈添裕听着枪声越来越近,他顾不上毛主席同不同意,俯下身子,一把背起毛主席就跑,毛主席无奈只好将手臂扣在陈添裕的脖子。

陈添裕整天翻山越岭,年轻力壮,背着高他半个头的毛主席仍走得飞快。可是毕竟毛主席身材高大,没走多远陈添裕就累得直喘气,汗水也渐渐湿透了衣服。

面前的山路越来越窄,枪声也越来越近,陈添裕背着毛主席以最快的速度跑着,鞋子跑掉了也不顾上捡。就这样,陈添裕赤着脚背着毛主席,踩在山石和荆棘上,他也顾不上脚上带来的痛,只知道一直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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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跑了五公里山路,这才安全抵达雨顶坪村。陈添裕刚放下背上的毛主席,就感到一口又腥又咸的东西要喷出喉咙,他知道这是血,他强忍着才没有吐出来。

紧接着陈添裕昏倒在地,毛主席看着他划满伤口、扎满刺的脚,眼泪不由得流出。此时贺子珍出来了,她赶忙让人把陈添裕抬进屋内,给他擦干身上的汗水和脚上的鲜血,然后找出缝衣针,将脚底的刺一根根地挑出……

陈添裕拒绝赴京,毛主席得知后有何反应?

不久后,陈添裕醒了过来,贺子珍将一包沉甸甸的大洋捧到他的面前,说:“这点薄礼聊表我们对你的谢意!”陈添裕摇摇头,说:“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做好事,我一个粗人没什么好报答的,就出了这么点力气而已。”

毛主席的病经过这一惊一乍似乎好了一大半,他上下打量了陈添裕一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肯松开。毛主席嘱咐贺子珍将陈添裕和其他几个村民的名字,记在自己贴身的小本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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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毛主席还亲手写了一张纸条对陈添裕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永定的牛牯朴人!等革命成功了,你就拿着这种纸条来找我!记住,一定要来找我啊!”

随后毛主席等人在马永昌等武装人员的护送下离开雨顶坪,最终经过合溪等地抵达上杭。12月底,毛主席参加了在上杭古田村召开的会议,并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毛主席走后,陈添裕将他写给自己的纸条拿出来看了看,但碍于并不认识字,怎么看也看不懂,只好小心翼翼地将纸条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此时陈添裕还以为“杨先生”只是一位普通的红军,直到1931年11月底才有人告诉他,那位“杨先生”就是红四军里的最高领导毛委员,也是在瑞金刚刚成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

陈添裕得知“杨先生”的真实身份后十分震惊,他连忙回到翻箱倒柜地找那张纸条,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也令陈添裕格外失望。

1953年,毛主席亲自委托担任福建省省长的张鼎丞同志,让他帮自己寻找,当年在永定县牛牯朴村救了自己一命的陈添裕,并邀请他来北京参加1953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的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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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便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陈添裕接到毛主席的来信十分激动,他没想到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居然还记得自己。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陈添裕并没有前往北京,而是拒绝了毛主席的邀请,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此时的陈添裕身患重病,是肺结核晚期,经常咳浓痰并咯血。陈添裕说:

“我不小心把毛主席写给我的纸条给弄丢了,我哪里还有脸去找他?可是他却在这么久之后还记得我,还请我去北京做客。但是我病得这么严重,万一传染给毛主席,我怎么对得起他啊……”

陈添裕决定请弟弟陈奎裕代自己进京,向毛主席说明原因。陈奎裕出发的那天,乡亲们送来了“杨主任”喜欢吃的山芋、红辣椒、笋干等等……

到了1953年国庆节观礼的那天晚上,毛主席举行了盛大的酒会来宴请国内外的贵宾,并亲自一一敬酒,庆祝这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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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主席敬到名为福建省永定县牛牯朴村村民陈添裕名下的时候,毛主席突然停下脚步,他上下打量了一眼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陈奎裕后,笑着说:“你肯定不是那个背着我翻了三座大山的陈添裕。”

毛主席这话一出,陈奎裕瞬间愣在原地,随后才说:“主席,您是怎么看出来的?”毛主席说:“因为我这么高,如果是你当年背着我的话,那么我的两只脚就会拖到地板上,你是那个看茶桶的吧?”

陈奎裕点点头,说:“主席您的记性真好,我哥哥陈添裕不是故意不来的,他生了重病,担心会传染给您,这才让我替他来。”

毛主席紧紧地握着陈奎裕的手,说:“我在牛牯朴治病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惦记着你们,一直没有忘记你们,共和国也不会忘记你们的!”

毛主席顿了顿继续说:“你回去把我的话转告给陈添裕,他的救命之恩我一直没有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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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陈奎裕回到牛牯朴村,向哥哥陈添裕转述了毛主席对他说的话。陈添裕听后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下一秒他看向北京的方向,泪水如不要钱的珍珠似的一颗接一颗掉下。

陈添裕哽咽地说:“毛主席真是一位伟人啊,真的谢谢毛主席。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话,我们哪有今天的幸福光景。”

1929年陈添裕背着毛主席,他身上的热汗和毛主席发高烧的冷汗流在了一起、粘在了一起,两双手攥得紧紧的,好像永远也不会分开;24年后,一个身为国家主席,一个只是普通的农民,但他们之间的情谊却从未改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