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日本，最先跳入脑中的关键词是什么？新干线、东京塔、还是曾经啤酒花一样高速腾飞的繁荣经济？日本可以说是亚洲最先迈入现代化的国家，这些代表着现代与生产力的事物，构成了当下的日本。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无论在职场、家庭还是学校都等级森严、看重忠诚，职场流动率低、以“物哀”为核心的审美体系，在物质层面之下包裹着的日本的精神内核却又显得尤其传统。
今天大家所熟悉的日本兼有着看似并不协调的现代与传统两个面向，其实这些特性都能在几百年前找到痕迹。现代日本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哈佛大学博士，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专家马里乌斯·詹森在著作《现代日本的缔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如果现代化是一盘国际棋局，日本是如何入局的？《现代日本的缔造》一书跨越四个世纪，以关原之战为起点，以现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为线索，带领我们走过江户、明治、大正、昭和与平成时代，精确捕捉其中的关键人物与重要事件，详细地为我们重现了日本跌宕起伏的现代化之路。
除了宏大的叙事之外，书中还散落着不少鲜为人知但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原来这些历史真相和我们的想象并不一样。今天的文章就挑选了几个日本现代化道路中的有趣细节，打破你的固有常识，重新认识真实的日本。
天皇想出门转转都需要被批准？
早期的大多数社会，为了整齐有序、尊卑有别，都会把人分为不同群体。时至今日，无论在家庭中、学校中还是职场里，等级森严一直是日本社会给人们留下的鲜明印象。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德川时代，为了稳固统治，当权者为社会制定下的一套相当精细严格的身份地位标准，这种传统依然影响着今天的日本。 在当时，甚至连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都无法随心所欲自由地生活，前往自己住处附近的皇家园林都要获得批准。 谁才是真正封建社会真正的权威或统治者？并非天皇、贵族、武士、农民或者商人。权威是在别的地方。统治社会、蓄积权威的，是习俗、惯例和传统，
1586——1866年间一共有13位天皇，其中有两位是女性。直到19世纪末，男性才成为传承皇位的唯一人选。德川年间海内升平，比起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朝廷不仅收入大增，日子也过得舒服多了。但这种种改善之处仍维持在较小的范围；下文会再次提及，分给朝廷和贵族的领地不到15万石。
早年，很多天皇退位得比较早，因此朝廷所取得的收入常常还要供养隐退的天皇及其专属机构。此外，旁系的家族也需要给养。在男性过多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生计，一个常规的做法是将他们安置到16家与朝廷有关系的寺院（门迹）里当住持或僧人。皇室的女儿一般会嫁给那些位高权重的封建领主，留下来的则可以出家为尼。天皇事务都交由幕府在京都的代表——京都所司代——来负责；天皇的所有出行计划，哪怕是前往位于京都住处附近的皇家园林，都要取得所司代的准许。
皇室成员在受过相应的训练后，都养成了温顺、保守的性格，在这样一套法则之下，一旦有人不安分，就会被要求以退位的方式，提前卸下自己所肩负的职责。但即使真出现这样的人，也要经过仔细的准备、协商工作，还要得到江户方面的批准。
宫廷生活是围绕着180多种典礼仪式来展开的，从诗歌节到向神、佛两道神祇祈福的仪式，这些典礼的日程都有精确的计算。在对先例有了彻底的研究后，家康精心准备了数道法令，向朝廷、贵族发布，命令他们要专心于文化事业。在先例和严谨程度上，朝廷成了包括诗歌、花道、香道在内的整个日本文化的最大权威，并一直保持如此。
古代贵族也得当社畜，半年都在通勤路上？
和中国古代类似，17世纪末的日本，也拥有不同地区远离权利中心的封建领主。德川政权为了控制各个封建领主，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措施，这些措施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日本的面貌。其中最为特别的要数“参勤交代”制度。 德川政权要求各位封建领主每隔一年就前往江户城觐见将军一次，这个制度现在听起来好像并无不妥，但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每位封建领主需要花费一年中的大量时间在通勤路上。不过，这样的制度也侧面推动了日本现代交通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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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政权建立的种种制度当中，最核心的当数这个——每隔一年，大名都要在将军的首都江户待上一年。这种被称为参勤交代的制度，对后来的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德川家光出任第三代将军将这种制度正式确定为大名的义务。1635年他修订了《武家诸法度》明确规定：“如今决定，大名、小名要交替［交代］前往江户效劳。他们应当在每年夏天四月到江户参勤。”战争时期要求承担的军役，现在转变为和平时期的参勤。260名封建领主每隔一年就要前往江户城觐见将军。其中一些——不重要的谱代大名——可能每六个月参勤一次，实际上就是全职。
参勤交代制度的实施需要一个庞大的幕府机构来推进。大名往返江户原属于军事部队的行动，但到了后来，他们带动的人数可多达几千。武士守卫环绕在大名的身边保护着他，大名坐在轿子（称为“驾笼”，是一种封闭的肩舆）里，处于整个行列的核心位置。以大名的轿子为中心，越靠近的家臣，等级就越高、装扮就越华丽。
春季的几个月里，很多大名都在路上，沿路的设施和资源都得小心准备好，以免引发争夺；武士视主君的威望为自己名誉的延伸，一旦不同部队间发生争执，部队不得破坏公共安定。
于是，保证行程的准确和周密，就变得十分重要。使者在藩主的居城和将军的首都之间来来回回，以便确定启程出发的时间，报告平安返回的消息。最偏远的外样大名，其领地往往最为广阔，势力最为雄厚，他们出行的时候阵仗也是最大的。萨摩藩的藩主岛津氏从藩厅鹿儿岛城出发，要花50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江户，返程时同样需要50天。有些藩主可能会在途中走一段水路，今天我们在某些图片里看到的船队，可能就是熊本等藩的藩主率领的。
《会津藩主的参勤交代队列图》（局部）。整张图描绘了 241 人，实际的队伍大约600人左右。从若松到江户的距离约 260公里，这段路程需要步行六天五夜或七天六夜才能到达。会津若松市立会津图书馆收藏。
为什么日本年轻人不轻易换工作？
择一事，善终身的匠人精神一直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缩影。即使是在现代日本职场，公司雇员的流动率和跳槽率也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准，相比于其他国家，日本的年轻人较少轻易换工作。这种现象也能在历史中找到原因。 17世纪末，商人阶层开始缓慢发展，我们熟悉的三井百货的前身，三井家成立。作为当地的大商家，三井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组织结构，用以保证雇员的业务水平，一位最低级的雇员，起码需要接受几年的训练才能成为正式员工。
三井家成立于1673年，一开始是京都和江户的纺织品商店。十年后，它增加了货币兑换和借贷业务；1691年，大坂分店成立。那一年，三井“通过将军委任”（御用商人），有权将幕府的资金收据从大坂发往江户。政府财政代理人的这个角色，可以为自家带来优势，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资金可以转换为货物的形式，然后在江户这个消费中心出售，从中获利。随着家族利益日渐增长、活动越来越多，一个由分支家族的家主组成的理事会在京都成立。家主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将家族利益放在个人私心的前面。和武家的家主一样，三井家的每一代家主都被灌输了家族至上的观念，被教导要将自己视为财产的管家而非所有者。
像三井这样的大商家都会有一套结构化的官僚组织，尽可能确保雇员具有一定的业务水平，然后才把职务交付给他。三井家的档案文件详细记载了职员的历史记录。和那些记录武士任职经历的名册一样，这些记录记载了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从中体现了商家在职员培训上所耗费的心力。
举个例子，1810年14岁的市川中三郎来到三井家充当一名丁稚。他能来，是因为有他父母及几位担保人的担保，这些担保人提供了手写的说明，确保中三郎品性不赖并愿意承担他初期的花销。假如他在五六个月的试用期内没有犯错的话，他就能正式获得奉公人的身份，在随从中处于最低的等级（第114阶）。到18岁时，中三郎接受成人仪式元服礼，晋升到第91阶，在这个位置待了三年后，他成为一名“正式员工（日语称为“平”）。中三郎有了这个身份后，等级开始慢慢地往上升，职责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三郎在31岁时当上了役头，34岁当上了组头，37岁当上了支配（第8阶）。1839年，年届43的他成了亲，随后走上事业的巅峰；47岁的他当上了勘定名代（第4阶），最后，61岁的中三郎坐上了头把交椅，这时的他拥有决策权，手掌商店印章（日语称为“加判”）。此后他一直身居此要职，直到1865年 69 岁的他去世为止。终其一生，中三郎为这家商店工作了56年。
向西方学习，竟然学错了国家？
十七世纪，荷兰发展的黄金时代，荷兰人来到日本，为日本带来新鲜的思想与武器。当时的日本人被荷兰的发达所震撼，并努力从荷兰人身上学习更多关系西方的知识，甚至还发展出了专门的“兰学”。“兰学”甚至一度成为了日本文化人小圈子内的潮流。 之后二百年，一直对外保持锁国的日本对之后世界的变化并不知晓，仍然认为荷兰代表着先进文化。直到十九世纪末，日本送出留学生去荷兰留学，他们才发现自己学错了语言，学错了国家，当时的荷兰早已被英法抛下，成为一个弱小的国家。
日本人努力从荷兰人身上学习更多的西方知识，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参与其中的有两类日本人。第一类是长崎的荷兰语译者，当地的翻译组织由四个家族把持，这几个家族之下有数十个甚至更多的家族世代从事翻译职业。每一家族都有初级译员，17世纪90年代坎普费对这类人员的人数做过估算，登记在册的可能有140人之多。
剧变是发生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承平已久的日本与西方战火连连的局势形成对比。其间，军事技术急剧地更新换代，日本人持有的武器已经过时，正如持有那些武器的阶级那样处于淘汰之列。欧美在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经历变革，形成了参与式的政府，由公民士兵（citizen soldier）参政，而在日本，普通人对武士的活动没多少兴趣。
西方势力的排位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德川时期刚开始的时候，荷兰即将成为欧洲巨头之一，其据点遍布全球各地，但到了19世纪的时候，荷兰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贸易国，只安安静静地操心自己的事务，跟德川时期的日本一样。19世纪60年代被派去荷兰留学的日本学生沮丧地总结道，他们学错了西方语言，学错了西方国家。
松木弘安，即后来的寺岛宗则，在1862年的信中说出了那些留学生的心声。“英、法两国的学者听到我们正在看荷兰的书籍时，都挑起了眉毛表示震惊，”他写道，“即便是荷兰人自己，读的书也是法语书或德语书……出了国界，就没有人知道荷兰。我必须如实说，这个国家弱小得令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