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独执法要”而不受法的约束
这样的当权者无疑是专制主义的独裁者
文｜一粒青盐 图｜pexels
法归于一人之手，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法治国”成为当权者施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而大行其道。
韩非在《饰邪》中说，“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而在《有度》中得出结论就是：“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
“以法治国”本无可厚非，甚至可以看成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伟大远见，毕竟韩非“以法治国”思想比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足足早了1900多年。
但是，孟德斯鸠提出的是“权力的分立”，以防止自由政体滑向专制政体。而法家的法治，却不是民主的法治，而是十足的专制主义法治。无论其怎么鼓吹法治的公正“不阿贵”，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是，法家的“法”却在君主面前望而却步：
不是法治约束君主，而是君主独揽法权；不是法大于君主，而是君主超乎法之上。
法家，就是把君权绝对化，君主享有唯一的、绝对的权力。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是怎样穿上“以法治国”的外衣而让独裁专制大行其道的呢？
我们可以从法家为专制君王贡献的那套“法治”理论中找到根由。韩非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商鞅重法是要健全法制，万事以法为先；慎到重势指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树立君王的绝对权威；申不害的重术则指掌握政权、推行法令、驾御群臣要有策略和手段。
韩非推崇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但他又认为申商各自的学说都有缺点，首先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是“未尽”，所谓“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
韩非认为，国家图治，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这就是“术”与“法”的结合。
与申不害“术”的策略不同，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从另一面而言，这实际上就是君主的“奸诈之术”。
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君王能够推行“严刑” “重罚”呢？
那就需要“势”了，所以韩非就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所以，韩非又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韩非强调术，是要君王用术防奸，以避免大权旁落；同时强调要有统一的法，术是为法服务，没有统一的法，就没有统一的准绳，术的使用就失去了方向；还要强调势，不是人与势的结合，而是法与势的结合，也即强调的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法、术、势之间，本应构成“法与术”“法与势”“势与术”这三种关系，而韩非却只提及两种关系，即：“法与术”和“法与势”。为什么唯独没有“势与术”的关系呢？
这只能说明韩非是以“法”为核心构成与术、势的关系。韩非固然指责商鞅忽略术，但是，在他看来术只是保证法顺利推行的手段；韩非固然肯定慎到对势的重视，但是，他指出势必须与法结合，不与法结合的势，不如无势；韩非批评申不害面临新旧法“相反”“相悖”的局面而“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仍然是强调法，只是区别旧法与新法。
没有“法”的存在，“势”与“术”无论怎样精妙，都是扯淡，都玩不转。法是主体，是内容，是方向，是政治性质的规定性，在法、术、势系列中，法是核心。
韩非的这套“法、术、势”结合的理论来源于何种思想，而目的又是去向何方呢？
韩非是支持“性恶论”的，与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相反，法家认为“人性恶”，人生在世都是为了私利，而且这种追求私利的思想不为亲疏好恶所左右。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靠道德说教解决，君王不应指望以德治理天下，所谓慈爱出忤逆，“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
因为“人性恶”，所以就要“以恶制恶，以暴制暴”，这就是韩非的“暴力论”。法家认为赏罚是治理天下的“二柄”，但对这“二柄”的使用有所侧重，要“重刑少赏”，要人自觉地改恶从善是不可能的，如同“恃自直之箭”“恃自圜之木”一样的不可能，所以，只有外力强制。有效地制止人犯罪的手段，不是赏赐而是刑罚。
韩非从“性恶论”出发，到“暴力论”却并未而止，却是进而归于“独裁论”。因为，人性恶，所以要用暴力对付，而暴力唯有掌在君王手中，因此自然是独裁论为核心。
韩非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所谓“圣人”，乃最高当权者，“要”指的是“法”。“圣人执要”就是指最高当权者要牢牢独揽“法”之大权，按照法度对臣民实行赏罚的同时，要独握赏罚“二柄”而“自用”，不假予任何人。
法、术、势，性恶论、暴力论、独裁论，这两个系列的结合，便形成韩非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的实质，那就是“君主享有绝对的权力”。
显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相对于民主法治来说，相去甚远，甚至对于专制法治来说也并不算完备。虽然法家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但这可能也仅仅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多维护了点法律的尊严而已。
法由谁来制定？按照什么程序制定？都被韩非忽略了，只是一味强调君主“独执法要”。这就必然将立法权、执法权都集中于君主一人。这样的君主对臣民自然握有一切生杀予夺之权。法管不了他，而他高于法、大于法，他就是法的化身。
君王不受“法”的约束，便无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当权者无疑是专制主义的独裁者，“以法治国”也便成为其施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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