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执导的话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开演后，万人空巷，当时甚至有人带着铺盖连夜排队买票观看。话剧落幕后，观众意犹未尽，大声呼喊：“保——尔——！”
她将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契诃夫名作《万尼亚舅舅》改编成的话剧，曾吸引周总理三次前往观看。
她导演的，反映大庆精神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先后在大庆、北京和山东等地演出210多场，观众达25万人次。
那么她到底是谁，有什么来历呢？
1921年，她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父亲为她取名孙维世。
图|孙维世
她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人物之一，著名革命烈士——孙炳文。
1922年，孙炳文和朱德一起在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周恩来、孙炳文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和政治教官。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孙炳文的工作做得很好，蒋介石都夸他办事有方。
孙维世5岁时就能为父亲放哨、观察敌情。
一天，孙炳文以打牌为名义在屋里秘密开会，外面一有特务调查，小孙维世就将自己手中的布娃娃从门口或者窗口丢进屋内，丢完跺着脚说：
“哼，我不和你玩了，我就是不和你玩了。”
里面的人听到孙维世的提示，“哗啦、哗啦”将麻将搓得震天响。
孙炳文外出时，总是把她带在身边，扛着她到处走，她就趴在爸爸后面，观察身后有没有人跟踪，看到了后，她就贴在爸爸耳边轻声说：
“后面有只狗，老是跟着我们。”
孙炳文想方设法甩掉了特务。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残杀中共党员。
4月16日，孙炳文在经过上海前往武汉途中，因消息泄露，被蒋介石逮捕。蒋介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加入自己的阵营，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蒋介石见他油盐不进，恼羞成怒，下密令将他腰斩于龙华特务处。
图|孙炳文
那年孙维世年仅6岁。
从此，她和妈妈任锐，还有4个兄弟姊妹（孙宁世、孙济世、孙名世、孙新世）相依为命。
妈妈任锐是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员，除了照顾孩子外，还要积极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一家人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非常辛苦。
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和大哥孙宁世（后改名孙泱）一起来到武汉，找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参军抗日。
结果她的哥哥被接受，而她因为年龄太小被人拒绝了。
倔强的孙维世站在凛冽的寒风中不愿离去，感到委屈的她在门口伤心地哭了起来。
正好周恩来有事赶来办事处，看到办事处门外有一个哭得很伤心的年轻女子，他亲切地上前询问：
“小姑娘发生什么事了？”
“八路军不同意我参军。”
“小姑娘，八路军很欣赏像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只不过你太小了，可能不太适合，再过几年就有机会了。”
“真的吗？”
“真的！这样啊，你把名字告诉我。等你到年纪了，再来报名时，我看到你的名字就批准你加入，怎么样？”
“我叫孙维世？”
“孙维世？这名字好耳熟。那你哥哥叫啥？”
“孙宁世！”
“孙宁世？”
周恩来若有所思，他似乎想到了自己早年的一位战友。这位战友的孩子中，就有叫孙宁世和孙维世的。
为了确定自己的猜想，周恩来又问孙维世：
“你的爸爸是不是叫孙炳文？”
孙维世惊呆了，眼前这个人竟然认是她去世多年的父亲。
“我爸爸去世好多年了，您怎么认识他？”
周恩来的眼眶顿时红润起来，对孙维世说：
图|周恩来
“你能跟我进办事处一趟吗？”
孙维世受宠若惊，小心翼翼跟在周恩来身后进入办事处。
周恩来将孙维世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叫她坐下后，仔细端详起眼前这位女孩。许久后，他对孙维世说：
“你爸爸是我曾经的战友，他为了共产党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是一名烈士。”
“您是？”
“我是周恩来。”
孙维世惊讶道：
“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是的，你的妈妈和兄弟姐妹还好吗？”
“不太好。”
孙维世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孩子，你受苦了，以后就留在我身边工作吧！”
于是，孙维世被留在了办事处。
孙维世性格活泼，生得亭亭玉立，待人接物落落大方，深受周恩来夫妇的喜爱。
1938年年底，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给孙维世妈妈任锐写信，信中内容大意是：
“我和恩来商量了一下，想请你把孙维世给我们做女儿，我们夫妻俩会将维世视为己出，尽心教育她，照顾她，让她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革命事业的新一代接班人。但这件事，不仅要经过你的同意，而且还要征得维世本人的同意。”
图|周恩来夫妇与孙维世
任锐和孙维世都同意了邓颖超的建议。
后来，周恩来将孙维世和她妈妈任锐送到了延安，母女俩一同就读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马列学院，成为同班同学。
1938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周恩来骑马不幸摔伤手臂，中央安排他去苏联治疗，孙维世不放心周恩来一个人前往苏联，想要陪同周恩来去苏联。
可她不敢提出，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久洲比孙维世大几个月，但孙维世的个子比刘久洲要高一些，所以孙维世一直叫刘久洲“弟弟”。
孙维世找到刘久洲：
“久洲哥哥，我想让你跟我爸爸说一件事。”
刘久洲之前被孙维世叫惯了“弟弟”，这次她突然叫自己哥哥，他反而有点不适应。
“你以前不是都叫我‘弟弟’吗？现在怎么叫起哥哥来了？是不是有事相求？”
“也不是什么大事，如果你能帮上忙，以后我再也不叫你‘弟弟’了，改叫哥哥！”
“本来就该叫哥哥嘛！说吧，什么事？”
“我想请你和我爸爸说，我也想去苏联，和你们一起照顾爸爸。”
“这件事情啊，我帮你说说吧！事先说明，不抱希望哈！”
晚上，刘久洲来到周恩来住处，对他说：
“副主席，维世也想和我们一起去苏联。”
一向和蔼可亲的周恩来，竖起眉头，严厉地对刘久洲说：
“久洲，去把维世给我叫来，我亲自和她说。”
刘久洲将孙维世带进房间，自己退出去站岗了。
周恩来见孙维世来了，严肃地和她说：
“我去苏联，是去治病，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批准的，你说想起就能去吗？”
这时，前来为周恩来送行的邓发，在门外听到了父女俩的对话，他开玩笑地说：
“维世呀！如果你真的想去苏联，骑上我的马赶紧去找毛主席，或许还赶得上。”
孙维世当真了，她一把夺过邓飞警卫员手中的马缰绳，飞身上马，直奔毛主席居住的窑洞。
到达毛主席居住的窑洞，她跳下马，朝毛主席房间跑去。
跑到时她已经气喘吁吁，平复一会儿后，说：
“请毛主席批准我去苏联，我想照顾爸爸。”
毛主席笑着提起毛笔，挥手写下：
“同意孙维世同志前往苏联……”
没有写完，毛主席嘴里嘀咕着：
“不能写批准你去‘照顾爸爸’，那批准你去苏联干嘛呢？”
“学习！批准孙维世去苏联学习！”
毛主席笑着在“苏联”两个字后面，加上了“学习”二字。
孙维世拿着毛主席批示的纸条，骑上马赶往延安机场。
此时，周恩来和警卫员刘久洲等人已经登机，飞机马上就要发动了。
孙维世跳下马，扬起纸条，高声呼喊：
“你们看啊，毛主席同意我去苏联了。”
她边喊边往飞机上跑，跑到一半被警卫拦住了。
周恩来爱女心切，对拦住她的警卫说：
“既然毛主席都同意了，就让她上飞机吧！”
登上飞机发现，孙维世脚上穿的是一双草鞋，后来这件事被人奉为笑谈。
孙维世到莫斯科后，周恩来一边治病，一边替孙维世考虑未来。
当时，很多中央领导的子女和一些烈士子女都在莫斯科学习，有人学习军事，有人学工业。
周恩来见孙维世喜欢俄罗斯歌剧，于是鼓励她报考莫斯科东方大学先学习俄语，为考取苏联艺术名校——莫斯科戏剧学院打好语言基础。
孙维世很高兴周恩来能够鼓励她学习戏剧。
因为没有学过俄语，她首先要通过语言这个难关，为了自己的理想，孙维世放弃了和同学游玩的机会，埋头学习俄语。
半年后，周恩来的手臂恢复过来，他决定与任弼时、蔡畅一起回国。
此时，孙维世的考试成绩没有公布，周恩来同苏联方面沟通，让孙维世留在苏联等待成绩公布，并鼓励她如果考上了就要好好学习，将来为中国的戏剧事业出一份力。
周恩来回到国内不久，孙维世收到了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
开学后，孙维世整理好衣物来到学校。
站在校门口，孙维世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出点名堂，以后为祖国效力。
她在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了六年，完成了表演系的课程后，又选修了导演专业，成为了苏联著名表演艺术教授尼米·戈尔卡科夫和米·达汉诺夫的学生。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学院的教授扛枪上阵，孙维世和其他国际学生被转移到了高尔基城，后又转移到苏联东部的一座名叫乌法的小城，直到战局好转才返回莫斯科。
这些学生并没有因为战争放弃学业，孙维世也如饥似渴学习知识，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与孙维世一同学习的林利（林伯渠的女儿），这样评价孙维世：
“她活泼开朗，诙谐幽默，处处都能发现有趣、开心的事情，我很受她的影响。和她在一起，我完全不是在党校学习的那个不苟言笑的小学员了。她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青春的欢乐。”
图|孙维世与林伯渠的两个女儿
一天早上，孙维世在学校的小树林里朗读俄文，学校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老师们，同学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法西斯德国的攻击，他们想要将初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我们的祖国正处于危机之中……布尔什维克号召所有苏联青年站出来，走上前线，为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民族……勇敢同敌人战斗吧！”
立刻，学院所有的学生一群接着一群涌向操场，他们热血沸腾地跑到学院的征兵处报名参军。
孙维世清楚战争的残酷，也在国内看到了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的蹂躏。她非常理解苏联同学此时的心情，当年她自己不也是吵着要参加八路军抗日吗？
孙维世在报名的队伍中，看到了几位头发花白的教授，他们这么大年纪都愿意为国献身，彻底感动了孙维世，她跑上前向教授鞠躬，表达自己的敬意。
接着，孙维世也排到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报名队伍后面。负责征兵的军官一个一个进行登记，目测合格的就发放报到证。
轮到孙维世了，军官询问她的国籍：
“你不是苏联人吧！”
“我是中国留学生。”
“不好意思，留学生不能参军，请回去吧！”
孙维世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在1939年，就曾找到过斯大林，要求斯大林同意，今后无论苏联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能让前往苏联留学的这些中国革命先烈的子女上战场，以保留烈士的血脉。所以，孙维世的参军申请才没有通过。
孙维世不甘心，她和林利一同给共产国际写信：
“共产国际的先生和女士，我是从中国来苏联学习的孙维世，现就读于莫斯科戏剧学院……我认为作为一名在苏联学习的学生，有义务为苏联卫国战争尽一份力……请您批准。”
共产国际没有给她回信。
看着自己身边的苏联同学，一个个走上战场，孙维世非常羡慕。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方面给予孙维世等中国烈士子女特殊优待，孙维世拒绝了，她认为苏联国内粮食短缺，自己国家的人都吃不饱，而且她也没有上前线，没有理由受到优待。
她向学院申请：
“不要特殊配给的白面包，要和苏联市民一样排队领黑面包。”
随着战争的进行，法西斯德国的军队一步步逼近莫斯科，在校园里偶尔也能听到爆炸声。
苏联方面决定，将所有国际留学生转移到战后安全区。
学院辅导员找到孙维世时，她说：
“我经历过战争，我的祖国现在也正在遭受日寇的侵略，我有义务与苏联人民一起抵抗法西斯，这是我的责任。”
说完，孙维世来到前线救护队报到，救护队的领导得知孙维世的身份后，立即派几个高大的苏联妇女把她带上离开莫斯科的汽车，但孙维世挣脱了。
这时，一发炮弹在救援所前面爆炸，一名红军战士被炮弹的碎片炸伤，弹片将他的棉衣撕碎，他的一只手臂被炸断，鲜血横流。
孙维世见状跑上前，用自己的衣服为战士包扎伤口，然后背起他往救援所撤退。
几名苏联妇女抬着担架上来帮忙，他们一同将伤员扶上担架。
战场上，伤员越来越多，苏联医院的血库，存量不足。
苏联政府号召后方人民献血，孙维世加入了献血大军。
根据苏联政府的规定，像孙维世这样的国际学生，没有医院政委的许可，他们不敢随意抽她的血。
孙维世找到医院政委，好说歹说，终于被批准献血。
图|孙维世
她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抽血抽到200cc时，她就感觉头脑发晕，可她硬是让护士抽满了400cc，然后陷入昏迷。
经过医生的抢救，她才慢慢恢复过来。
1946年，孙维世在苏联顺利完成学业回到延安，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边。
后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邓颖超带上孙维世到陕西佳县和山西三交镇等地搞土改，母女俩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
1948年，孙维世应党的要求，为宣传党的政策，亲自导演了由李键庆、李翎编剧，张鲁作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在这场秧歌剧的导演中，孙维世构思精巧、新颖，给这部小剧创造性地加入了序幕和尾声，让整部剧较以前更为丰满、立体。
这部戏剧赢得了军队官兵和群众的认可，一位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长辛店老工人说：
“我们认识解放军是从看《一场虚惊》开始的。”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孙维世和养父母周恩来夫妇进入北京。
7月，孙维世作为文艺界代表参加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会。回国后，她马不停蹄赶往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与师哲一起担任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的随行翻译。
1950年，孙维世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同年执导《保尔·柯察金》，这部剧在北京开演后，万人空巷，当时甚至有人带着铺盖连夜排队买票观看。话剧落幕后，观众意犹未尽，大声呼喊：“保——尔——！”
同年，她在剧场认识了著名演员兼导演金山，两人因戏生情，同年喜结良缘。
1952年，孙维世导演了《钦差大臣》，该剧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上演的外国古典剧目。
1954年，孙维世将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契诃夫的名作《万尼亚舅舅》改编成同名话剧上演。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向国人介绍契诃夫。《万尼亚舅舅》同样大获成功，周总理曾三次前往观看。
同年，孙维世开始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教师，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导演人才。
1956年，孙维世与欧阳予倩共同创建中央实验话剧院，她任副院长兼总导演。中央实验话剧院的第一部戏《一仆二主》（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名著），作为该院向中共“八大”献礼的话剧，由孙维世亲自翻译并主持排演。
这是我国第一次排演哥尔多尼的戏剧，孙维世也成为首位以舞台表演形式向中国人介绍哥尔多尼的中国导演。
《一仆二主》话剧的上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当时的演员自豪声称：
“我们的《一仆二主》，比苏联的要好。”
几十年后，作为参演者之一的游本昌深情回忆道：
“孙维世鼓励大家自报角色，还鼓励大家推荐演员，谁适合演什么才演什么角色，而不是任人唯亲，极大调动了演员的积极性，这对我们青年演员是一个成长，当时的艺术氛围是很纯净的。”
1965年冬到1966年11月，孙维世导演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北京公演，这是第一部反映大庆精神的话剧，也是新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专家与群众合作的艺术创造。
——大幕徐徐拉开，观众的眼前出现一片美丽的油田。
全场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是过去的舞台上很少见到的画面：
以贴近生活的场景表现中国工人的生活。
孙维世用这种表现方式打动了观众的心，该剧先后在大庆、北京和山东等地演出210多场，观众达25万人次。
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剧后给予了很高评价，周恩来还同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
孙维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导演，她在当时与焦菊隐、黄佐临并称“新中国三大戏剧导演”。
罗瑞卿大将曾称赞她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1968年10 月14日，孙维世逝世，终年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