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3日,浩浩荡荡的解放军队伍开进了北平城内,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也由西柏坡迁往北京香山公园暂住。

人们在感叹“时隔多年,北平这座古城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的同时,也因为这座城市即将要成为新生政权的政治中心,开始对北平城的进行整理及清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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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解放初期的北平,到处弥漫着不安的势力,不仅有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整日里煽动闹事,威胁公众安全,更有敌特分子纵火爆炸,企图盗窃国家机密。

但是,最严重的还是隐藏在城内黑暗角落的上百家青楼娼馆,他们依旧在招揽客人,生意火爆,是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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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深知,此事不平,天下难安。而其中号称北平青帮老大的“四霸”之一的刘翔亭,则成为了枪打出头鸟的第一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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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自清朝雍正年间就已经存在,他们拉帮结派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生存,且主要的活动场所在各个码头以及船舱之间。

力气大、熟水性是青帮成员的主要特点,因此打架单挑群殴也是样样在行,是普通老百姓们眼中惹不起的存在,甚至连清廷官府都要奉承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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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清朝战争频发,导致民不聊生,有些地方闹起了旱灾。雍正便大赦粮仓,为了不让粮食走旱路时被土匪截去,因此特地写下皇榜,招纳民间有志之士,成了专门看管官粮的“护卫队”。

虽说是份肥差事儿,但跟土匪搏斗可是赌上性命的事情,迟迟未有人揭榜领命。终于,杭州有三个异姓兄弟表示愿意担此大任,这便是青帮的“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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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护粮有功,皇帝给予了很多赏赐,名声也逐渐传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他们,名声享誉大江南北。

可惜,咸丰年间爆发太平天国运动,运粮之重任不复存在,他们没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再加上战乱不断,因此便开始各谋出路,划分了五大派系,分别是:仁社、荣社、恒社、兴中学会、江北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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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青帮最初“服务百姓抵制暴乱”的目的也慢慢变质,纷纷开设赌场和妓院,甚至绑架富家子弟分赃以及贩毒等等,从最初的民间组织,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黑社会。

因为青帮的成员加入没有多大的门槛,所以老祖宗们传承下来的规矩也只是做做样子,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们有些成员甚至还卖国求荣,沦为了日本人的走狗,这也让老百姓们给青帮贴上了汉奸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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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所有人的青帮都是大坏人,作为曾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是上海滩一大大亨。他虽然涉黑沾血,但也是一名恪守中国人本性的爱国主义者,还曾鼓励后代要忠国忠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不仅送给了八路军一千副防毒面具,还积极参加抗敌后援会,出钱又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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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

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杜月笙算得上乱世年代的统治一方的英雄,其青帮在他的管理下,也算是人人敬之的忠义帮派。

但是,刘翔亭偏偏是有野心之人,尽管掌管了一部分青帮组织,但勾结了当时的敌伪势力,成了老百姓喊打喊杀的“地头蛇”。这也注定了他与杜月笙的不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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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活跃着四大“地头蛇”,也被称为“四霸天”。而作为“北霸天”刘翔亭,原本开了一家戏园子,收入还不错的,但与他人勾结后开始敲诈勒索,经营暗娼,其素有“八大胡同”的北平妓院娼馆的生意中,他也能分一杯羹。

“八大胡同”是中国历史上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乾隆21年开始,也就是1756年,统治者为了维护皇权的威严,禁止北京内城开设妓院、茶楼以及戏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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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北京前门(正阳门)成为了北京城最为繁华的地段之一,自然而然地成了娼馆重开的好地方。

因此,韩家潭、百顺胡同、石头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朱家胡同、朱茅胡同、博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地方,成了各级娼馆的集中地。

辛亥革命后,达官贵人们上台后更加恣意享乐,导致北平的娼妓行业更加“蓬勃发展”。截止到1917年,北京内的妓院高达391家,从事特殊行业的女子超过3500人,暗娼更是不下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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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落入娼门的人中,有的是走投无路、自甘堕落,有的则是良家女子,因为战乱和饥荒被人贩子拐卖至此。

她们被分为四等,依次是“清吟小班”、“茶室”、“下处”、“小下处”。其最末等的级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窑子”,那里的烟花女子终日里生活在矮小拥挤的房间内,过着扭曲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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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平解放前,注册开张的妓院仍然有273家,从事这类特殊行业的女子有1268人。北平解放后,召开了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改北平为北平,并下令要禁绝中国存在几千年的娼妓制度。

可是,这类根深蒂固问题的处理,并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做到的。尤其是对于刘翔亭这样要钱不要命的魔头,力度必须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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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毛主席清楚了解到北京城内暗娼生意的疯狂,并对刘翔亭这样只手遮天的人,有了彻底清除之心。

1945年5月,新中国成立在即,但毛主席针对北京城内的乱象常常辗转反侧。这天夜里,睡不着的主席带着秘书乘坐一辆简简单单的吉普车,打算暗访一下北京城。

正当开到一处胡同口时,一名突然冲出来的女子差点撞到了车前,慌张地扒在车窗。她满身血痕,似乎刚刚经受过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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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秘书准备了解情况时,一名拿着鞭子的老鸨从胡同口走了出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好你个小丫头片子,竟然不听话,看我打不死你。”

说完,老鸨便挥舞着鞭子,抡到了女子的身上。

看到这种状况,毛主席与秘书立即明白,女子应该是一名小妓女,因为不听话,被老鸨追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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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给秘书递了个颜色,秘书心领神会,一把拉住老鸨的手,厉声呵斥道:“这名女子都快被打死了,你还不住手,有没有人性”

老鸨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但她却没有丝毫愧疚,而是恶狠狠地盯着点秘书说:“这是我的人,我想怎么打就打,关你们什么事儿?”

秘书不依不饶地说:“无论是谁,你当街殴打女孩,难道不怕被抓起来了吗?谁给你的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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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鸨恶笑一声,说:“你们不配知道我老板的大名,但这个小丫头,她今天必死无疑。”说完,她又拿起鞭子,准备朝那女孩下手。

秘书看到后勃然大怒,瞬间夺下老鸨手中的鞭子,扔在了地上,救下了女人。而那名老鸨则嚷嚷着“不会放过你们”之类的话,转身回了胡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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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贼被驱逐,国内出现和平,但光天化日之下,仍然有人明目张胆地做坏良心的事情,这让心怀天下众生的毛主席怒不可遏,立即安排秘书,将此事告诉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并转达了一句话:“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罗瑞卿明白此事的影响非常恶劣,他抽调出一批公安干部进行专门的调查,几个月后,终于找出老鸨口中的老板就是刘翔亭,而当时轰动全国的“造谣”事件,与刘翔亭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谣言四起,彻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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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盛夏,华夏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政府派人伪装成道士和小贩,白天四处打探消息,晚上则飞檐走壁,专门到人家家里去做坏事。”

这种传言要放在现在来说,并没有多少的可信度,但当时的新中国懂文化的人没几个,因此对这种谣言深信不疑,并进行了一系列的防备措施,比如男子晚上拿着农用工具守夜,女人们则全部聚在一个炕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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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北京一处偏僻的小村庄内,村民们为了防止夜里有人来村里,购买了上千只价格不菲的手电筒,甚至还将外地来的小贩全部当成坏人,当街打死,导致人心惶惶。

为此,罗瑞卿耗费了很长时间,发现这则“谣言”就是会道门“一贯道”放出来的,且当时北京“一贯道”的坛主,正是刘翔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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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记载,“一贯道”是当时大范围传播的邪教组织,他们传播谣言的目的,一是为了吸收会员,骗取百姓们的钱财,二是为了危害普通民众们的生活,远比黑恶势力要恐怖。

1949年11月,第二人民代表上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宣布: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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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

仅仅12小时,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卫生局、妇联组织等机构,共出动了2700多余人,并分成27个小组对全城所有的妓院进行查封。

那时,当载满解放军的卡车停在北京胭脂胡同的华清馆时,院内就传来了喊声:“都站好了,长官要来查窑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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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当时的华清馆是北京“八大胡同”最出名的风月场所,其当班看见解放军进来,以为会和国民党伪警察一样,借着检查的由头收取“保护费”,于是点头哈腰地递上一沓子钞票,说:“长官,您辛苦了,小小敬意,请您和兄弟们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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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干部一把推开当班伙计递过来的手,严肃地说:“我们是过来查封妓院的,请大家配合工作。”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让全场炸开了锅似的谈论,而其他各个妓院也在同一时间,全部接受了解放军的查封工作。

其中包括登记妓院财产,没收老鸨财产,以及将一千多人的妓女集中收容到了韩家潭的教养员,不仅教给这些烟花女子知识,还将一些正当谋生的手工活儿教给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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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些教养员的学员们经过血液、细菌等一系列的检查后,几乎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性病。为此,北京市联合北京大学的著名性病专家胡传奎先生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光是盘尼西林就用了一万三千多针,再加上其他药物,总共花费上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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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妓院一事前,北京市公安局率先控制了妓院老板及“四大霸王”。其中包括刘翔亭,他身兼数种非法组织的领班,当时的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就连他的干儿子赵清泉也主动站出来,检举解放他的罪恶。

1950年5月18日,在细数“四恶霸”的种种罪行后,北京市公安局对其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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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北京之后,天津、西安、大连、郑州等地掀起了“封闭妓院、改造妇女、打击黑社会”的行动,不仅彻底结束了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娼妓现象,也让黑道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内销声匿迹。

另外,关于“一贯道”的谣言也随着消失,老百姓的文盲问题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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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那时候经济状况并不富裕,但老百姓们不用再为安全问题担忧,生活得非常温馨。

毛主席作为优秀的领袖,其整治黑道靠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黑社会,只需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立即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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