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中央决定将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消息传到贺子珍那里时,一向对生活失去希望的她,竟然再一次找到了生存的目标。

她愿意为了国家和人民,努力和病魔作斗争,也希望病愈后,为国家建设贡献一份力。

当选后,贺子珍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多年来的3个要求,中央听完后,立刻批示:同意!

贺子珍究竟提出了哪3个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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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传到贺子珍那里时,她哭了好几天,情绪很低沉。

虽然人在上海,但是贺子珍不分昼夜往李敏家里打电话,打听毛主席的后事处理进度。

在电话里,她不断埋怨李敏和孔令华为什么没有照顾好毛主席?

这些电话足以表现贺子珍对毛主席的牵挂和关心,只可惜她不能到北京去,不能送毛主席最后一程。

毛主席去世后,她的精神状态就不太好,时常一个人坐着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

李敏和孔令华担心父亲的去世会给母亲带来心灵上的打击,在毛主席治丧活动告一段落后立刻赶到上海看望。

两人守在贺子珍身边,无微不至照顾她,担心她会经受不起打击,一病不起。

当看到李敏两人的时候,贺子珍一边哭一边说:“你们的爸爸他走了,为什么临走的时候你们都不在身边呢?他走得多么可怜啊!你们为什么不去看他?”

贺子珍还埋怨李敏和孔令华不该搬出中南海,以至于毛主席晚年的时候,都见不到他们两人。

当贺子珍说完这些话后,变得特别安静,每天也不吃饭,反反复复说的都是:“你们没有照顾好你们的爸爸,他好可怜啊!”

可是贺子珍又如何能明白李敏和孔令华的难言之隐呢?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石家庄见到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两人谈到了贺子珍的情况。

贺怡一直想让姐姐来北京,纵然知道毛主席已然再婚,破镜重圆是不可能了。

但是能生活在一个城市,偶尔见见面,依靠李敏这个情感的纽带,也是不错的。

当贺怡问毛主席,姐姐贺子珍应该怎么办,能不能来北京生活?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让她到这里来吧,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们人力无法更改,就按照传统办吧。”

自从李敏被接到北京生活后,贺子珍就独自一人生活,有了毛主席这句话,无疑是一句福音。

然而,当贺怡满心期待到哈尔滨接姐姐到山海关时,她们遇到了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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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到北京,那她又该去哪里?

“你可以到上海去。”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上海工作,贺子珍可以到上海生活,就医,投奔亲人。

当毛主席得知贺子珍到上海生活后,他曾对上海市长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一切费用,都由我来承担。”

但是陈毅拒绝了毛主席的提议,他告诉毛主席偌大一个上海,还是养得起贺子珍的。

谁也没想到贺子珍这一去,后半生基本上都在上海度过,而她的吃穿用度都由上海市委负责。

虽然在上海贺子珍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还给她配备了专门的医生和护士,照顾她的身体。

但是贺子珍的工作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她不想平白享受国家的待遇和照顾。

贺敏学和妻子李丽英也曾因为这个事情向毛主席写过信,希望毛主席能将贺子珍接到北京生活。

毛主席很快回了信,告诉他们希望贺子珍能够以大局为重,保重身体,多看看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

等到身体养好后,再等待上面的安排,不要着急。

虽然毛主席没有明说,但是贺子珍知道自己想要到北京的希望,彻底幻灭了。

从此以后,去北京和看望毛主席成了她最大的两个心愿。

或许是太过忧思,贺子珍的身体每况愈下,茶不思饭不想的,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有一次她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激动地用录音机将毛主席的讲话录了下来。

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不知疲惫,不知厌烦,就连吃饭和睡觉都抛在一旁。

贺子珍精神恍惚,不思饮食,身体也越来越瘦弱,毛主席知道后很着急。

只能提笔给贺子珍写信,对她进行宽慰,还在心中嘱咐她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养病。

毛主席知道贺子珍有抽烟的习惯,而且不好好吃药,因此在信中特意就这两点进行了说明。

虽然没办法陪伴在贺子珍身边,但是毛主席却告诉贺敏学,让他千万照顾好妹妹。

除了写信外,毛主席还将李敏送到了上海去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一生生育了许多孩子,但是唯一活下来的就是李敏,为了女儿她也不得不配合医生治疗。

有了女儿的陪伴和毛主席的关爱,贺子珍的病情好得很快,精神也好了不少。

毛主席有什么想要给她的东西和信件都会通过李敏来传达,其中最让她难忘的,还是一条淡黄色的手巾。

这手巾虽然很旧,但却是曾经她和毛主席共同用过的,象征着两人之间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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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百无聊赖的贺子珍接到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人的邀请,到江西庐山度假消暑。

陪伴贺子珍的是毛泽民曾经的妻子朱旦华,两人曾是妯娌,又是好朋友,在她的陪同下,贺子珍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没过多久,毛主席来庐山开会,李敏给他打电话商议结婚的事情。

毛主席觉得贺子珍身为李敏的母亲,孩子结婚应该两人商议,再加上他已经20多年没见过贺子珍了。

1959年7月9日晚上,贺子珍被接到了毛主席所在的美庐,当见到记忆中那张熟悉的脸,贺子珍许多话到了嘴边,最终只化成了无声的叹息。

这次相会是贺子珍梦寐以求的事情,面对她的无声哭泣,毛主席也很无奈,只能给她倒一杯茶水,说道:“我们好不容易才见面,你却不说话,一直哭。

万一以后见不到了,你又有许多话想对我说,该怎么办呢?别哭了。”

短短90分钟的见面,没有拥抱,也没有握手言欢,只是贺子珍走的时候带走了毛主席的香烟和安眠药。

1976年9月9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天空和大地被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毛主席的去世,让中国人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曾经他们还有机会高呼“毛主席万岁”。

可今后,这短短的五个字却再也喊不出来了。

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中,唯有贺子珍出人意料的平静,她双手叉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时不时自言自语:“主席的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随后她一个人站在房间里发呆,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或许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深爱毛主席的贺子珍在听了这个噩耗后,表现得如此神色正常呢?

其实,真正的悲伤不是大哭大闹,而是无声的哭泣。

由于她一时之间很难接受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所以她没有哭泣,只是默默发呆。

李敏在最后一次见毛主席的时候,他曾用左手在女儿面前画了个“圆圈”,当时李敏不明白父亲要表达什么。

后来才意识到他说的可能是贺子珍,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那天也正好是贺子珍的生日。

毛主席去世的消息给了贺子珍很大的精神打击,她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精神也很不好。

1979年初,孔从洲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反映了贺子珍的情况,作为秋收起义唯一健在的女革命战士,不应该遭到这样的待遇。

更不应该遭受一部分人的迫害,党组织应该给予她该有的照顾,他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将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邓小平很快批准了这一要求,听到这一消息的贺子珍激动得病都轻了不少,精神也好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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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党中央并没有忘记她曾经作出的贡献,虽然她如今不能参加会议,但这也是对她莫大的安慰。

在医院的她坚持要下床迎接组织的人,还特意换上了崭新的浅灰色上衣,一双崭新的布鞋。

看到他们,贺子珍提出了自己的3个要求:

贺子珍的这3个要求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示,1979年秋,贺子珍的身体状况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

她觉得身体情况不错,很适合到处走一走,于是她提出要到北京去住一段时间,中央回电:会派出专机接待,请她稍安勿躁。

贺子珍来到北京没几天,就遇上了毛主席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她在女儿和医护人员的陪伴下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

在见到毛主席遗容前,她特意整理了一下情绪,担心情绪太过激动,会破坏纪律。

贺子珍以为自己能够控制情绪,可是当真正看到静静躺在那里的毛主席时,她的情绪来得那么快。

为了不哭出声音,她死死咬着准备好的白手帕,强忍内心的痛苦和激动。

每次眼泪快要掉下来的时候,她就仰一仰头,把眼泪逼回去,一滴眼泪在眼眶里转动了上千次,最后又回到了身体里。

自从庐山一别后,已经20年了,再一次见到竟然是这样的情形,让她如何不激动?如何不感慨?

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安详躺在水晶棺里,面色红润,仿佛只是睡着了一样。

可是想要对话,却不能,只能静静地看着。

一层透明又冰冷的水晶将毛主席和其他人分割开来,这一次她终于可以近距离观察毛主席的眉眼。

上一次在庐山会面的时候,由于情绪太过激动,贺子珍只顾着自己伤心,都没能好好看毛主席。

熟悉的面容,熟悉的睡姿,这就是和她有过十年感情的丈夫,他终于可以休息了。

这场无声的对话,进行了十多分钟,最终在贺子珍泪流满面中结束,多年的心愿终于了解了。

贺子珍坐在轮椅上,一直不肯离去,想要多看毛主席几眼,弥补当时的愧疚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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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甚至经常在想,为什么当初非要赌气去苏联?为什么毛主席都写信了,还执意留在苏联生活?若是当初及时回头,会不会生活就不一样了呢?

只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自己的选择只能自己负责,自己承担。

走出纪念堂后,贺子珍依旧看着毛主席长眠的地方,她扭过头去看着纪念堂,这一次她的眼泪终于滴落在轮椅上。

看着天安门上毛主席的头像,贺子珍动了动嘴唇,仿佛要表达些什么,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或许是因为中风,没办法清晰表达,也或许只是她的喃喃自语。

贺子珍在301住院的时候,有许多领导人都到医院去看望过她,还送上了花篮和补品。

有一些身体不适的老战友不能到医院看望,就通过电话表达对贺子珍的关心。

贺子珍盼望了几十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自己来北京的这一天,这是新中国的首都,也是毛主席奋斗多年的地方,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李敏和孔令华也希望贺子珍能在这里生活,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贺子珍却拒绝了,女儿大了,有自己的家庭,而且相比北京,她更喜欢上海,毕竟是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中央组织部告诉贺子珍,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只要她想来,随时都可以来。

1981年5月,中央派出专机,将贺子珍送回了上海的华东医院。

在医生的全力救助和精心照顾下,贺子珍的病情逐渐好转,但是没过多久,贺子珍的病情就越来越严重,除了中风外,还出现了肝炎、糖尿病等许多并发症。

无论医生如何治疗,她一直高烧不退,反反复复,情况比较棘手。

在医院治疗了许久,病情反而越来越重。

为了抢救,中央集中了北京的权威专家来上海协助治疗贺子珍,还说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贺子珍。

不过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像贺子珍这样常年遭受战乱的女战士,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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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年老体弱,再加上多种并发症一起爆发,她的情况越来越不容乐观。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正在家里照顾生病不起的李敏,突然接到电话说贺子珍病危,希望他们能尽快赶到上海。

李敏拖着病体来到上海,直奔医院。

李敏到来后,贺子珍的烧竟然退了,而且精神很好,一点也不糊涂。

大家都以为贺子珍病情好转,心中的石头刚要落地,可是没想到这不过是回光返照。

18日晚上,她再一次陷入昏迷,体温也一直升高,所有权威的医生都进行抢救。

抢救室的灯亮了一晚上,医生都没有出来。

李敏隐隐发觉母亲这次凶多吉少了,她紧紧握着孔令华的手,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力量和安慰。

第二天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也逐渐趋于直线,一直到心电图发出响声后,医生才停下了手中的抢救工作。

他们摇了摇头,看着贺子珍咽下最后一口气,为贺子珍盖上白布,通知了在外等候的家人。

这位饱经苦难的革命女战士终于可以休息了。

贺子珍逝世后,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虽然没办法和毛主席葬在一起,但是也享受了烈士该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