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重要还是上课重要？学校的答案是，上课更重要。
最近，6月16日，南方医科大学一位教师，因救死扶伤受到处分，给这个涉及天理人伦的问题交出了答案。
上个月，南方医科大学的俞莉教师，在儿科分管患儿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病情变化，死亡风险高的情况下，紧急处理疑似脑出血的病情。未曾想，因此导致上课迟到，被认定为严重的教学事故，罚了钱，吃了通报批评，还取消了评优评先资格。
常理来看，这事用“以人为本”或者“生命至上”之类的措辞，足以作为指引医生执医的纲领。即遇到突发情况，当然应该优先保证个体的生命权益，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天职——有什么事儿能比救人更重要的？
可“人本”在日常情况下经常会遇到两重性：一方面，老师是大夫，救死扶伤是她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大夫是老师，学生也是人，学生的授课权利，正常得到教育的要求也不应该被忽视。
两边都是本，哪个本才是“真本”？
其实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在教学医院身上。
为了让实践和教学不脱轨，规培只是医学生入门级的煎熬。医学上成长之路坎坷，吃过咽下了苦，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苦。
当临床和教学两头都要抓的时候，双重使命就成为医生“不负如来不负卿”的担子，压得扁担摇摇晃晃。更夸张的是，不少大学附属医院日常更是“三位一体”，临床和教学之外，还有明确的科研任务指标。想把诸事都处理得尽善尽美，只能将压力下放到教师身上。
而这份离谱处罚，无非是教学医院在高压环境下，行政岗位和技术岗位二者碰撞出的一颗小火花。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越强压的区域，规则和责任意识就会越强。为了确保针顺利落在点位上，则需要大量人力督场，他们需要随时挥动鞭子，监督一线落实情况。必要时，还需要杀鸡给猴看。
从这个角度看，出具惩罚措施的行政人员未必真有错。在他们的职业和规范框架内，照章办事本就是天职，法外容情，规外变通本不在他们的工作要求内。所以他们认真地写上，“为了抢救病人并非故意为之，且俞莉老师在问题处理完后及时到达教室，将授课内容妥善安排，顺利完成了授课任务，未造成不良影响。”然后，继续坚持对老师作出处罚。
这种刚性思维引领的行为路径，类似《悲惨世界》里面的沙威警官，自从假释时见过了主角冉阿让后，便对其穷追不舍，在星空下发誓永不放弃追捕，同时抒发自己对所谓的“法律”与“正义”的忠诚。
在非黑即白的世界里，规则就是规则。当所有人都会言之凿凿说道，抢救病人是天大的事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坚持，迟到本身也不对，按照规章已经预留好了应急机制，这位老师应该先电话报备，此后紧急启动教学备案。
这让我想起1921年，一位年轻姑娘赴上海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自主招生，因在考场救助一位中暑晕倒的女生而未能完成最后的英语考试。就在姑娘以为自己从此与医学无缘时，收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考官认为：“我们协和医院可以培养无数具有优秀医学技能的学生，但却不一定能够培养出具有优秀医德的学生。”
这位姑娘，就是后来被誉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
刚好一百年过去了，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会发生在南方。
我甚至不好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而是看到了四面的墙。墙里的角角落落里，塞满了疲惫的医生，也塞满了督场的人。
毕竟，医生只用抢救病人，行政后勤需要考虑的东西可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