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力行社的组织设计
（七）滕杰对力行社的制度设计
1、将力行社定位为国民党内的秘密组织。在已经公开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中，一直未记载力行社的事迹，而事实上从1932年2月29日力行社创立开始，到七七事变后力行社改为三民主义青年团，这六年之间中国发生了种种变化，力行社对这些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滕杰
那么为什么国民党史不记载力行社的历史呢？滕杰解释说，“这是出于这个组织的性质，以及基于现实的考虑之缘故。隐密性是这个组织的原本设计，也是它能发挥巨大功能的凭借，即是它的本质属性，因此后来的修史者无从了解。其次，虽然到后来这个组织已不存在（改组变成公开形式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但基于国家利益的衡量，它的一切仍有保密的必要。”（劳政武：《从抗日到反独——滕杰口述历史》第122页，台·净名文化中心，2014年5月版）
那么是什么“性质”和“本质属性”不能公开呢？滕杰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笔者的理解是：第一，力行社一直是一个党内的“小组织”。当初滕杰担心别人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后来蒋介石亲自担任了力行社的“领袖”，但这个组织应当说仍然属于党的纪律制度所不允许的“小组织”，属于蒋介石个人为了和党内政敌开展政治斗争拉帮结派的产物，一旦公开，势必成为政敌攻击的理由。
第二，最重要的是，以秘密组织的方式开展活动，可以不受约束、无所顾忌。如果公开，就必须制定各种能够为各方面政治力量认可的行为规则，并且必然受到各方面的监督，尤其可能由此将导致国民党隐性的四分五裂公开化、显性化。可以说，不公开，就可以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为所欲为、无所不为。不受约束是它的突出优势所在，有了滕杰这样忠心耿耿、没有私心的负责人，它就可以更好地为“领袖”服务。但如果这个组织由坏人或者能力不足的人来掌控，就可能带来极大的麻烦，这也是它的根本缺陷和危险所在，应当是后来蒋介石将它改造为公开的合法组织的原因。
第三，定位为秘密组织，客观上是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党情。虽然力行社的出发点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但实际上主要是为蒋介石这个“领袖”个人服务的。滕杰研究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发现，国民党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现代政党，却还能力像西方政党那样行事作为，而仍然是一个帮派林立、互不妥协的“江湖”，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核心组织来形成权威，就仍然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现代政党应有的凝聚力、领导力、战斗力。只有建立这样的秘密组织，才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让“领袖”更有效率地领导国家、实现国家目标。所以，把力行社定位为秘密组织，既是领导抗日战争的紧迫需要，更是应对国民党党情的现实选择。所以力行社一直是极端秘密的、隐形的，即使外界有所知闻，也只是一鳞半爪，无人了解全部情况。随着老一代政治人物特别是蒋介石、蒋经国离世，这个组织的隐密才渐渐揭开。
2、构建力行社五大要件。即宗旨、成员、组织、纪律及经费。滕杰很自豪地认为，力行社是一个设计优越的组织，它充分具备了这五个构成要素。这里先简明扼要地点一下。
宗旨。力行社全名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它的最高目标、根本宗旨就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建国使命；由主义最高原则所派生的政纲，当时是就是“安内”和“攘外”政策，力行社主要执行的就是其中的“安内”政策，还没来得及执行攘外政策就消失了。而“安内”政策中又可分为“国家统一”与“国家改造”两项目标。
成员。力行社除了尊奉蒋介石为唯一最高领袖之外，所有干部成员及社员成员均以全国文武青年为主干，以此主干为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的核心。这些青年“具有高度的报国热忱、革命纯洁性，以及奉献牺牲精神”，所以很快就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为八年抗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组织。力行社是一种巧妙的组织设计，充分具备了伸缩性、机动性及统一性，其效率超越当时任何组织，因而能发挥高度的效用。有记载说力行社为“蓝衣社”，实际上是道听途说。滕杰称力行社是一种“民主战斗体”。
纪律。力行社成员入会时必须宣誓遵守铁的纪律，入会之后又受着严格的纪律约束。由于组织对纪律的执行非常公正公平，而成员绝大多数均能奋发有为，所以保障了组织的纯洁性与活动能力。
经费。虽然力行社以“精神胜物质”为自勉口号，开始的时候经费非常拮据，后来因为取了正确的经费来源原则，而经费不再匮乏。
3、力行社的组织原则
民主集权原则。自从1924年孙中山亲自领导改组以后，国民党就一直采取“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民主”，指选举、讨论、表决都按照民主方式行事；“集权”，指的是经过表决成为决策之后，党员必须一致服从、坚决执行。滕杰认为，基本上到1930年前后，国民党内这个民主集权原则已经不存在，既不“民主”，也没有“集权”，而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滕杰认为，力行社信奉三民主义，其权力运行的原则当然不能有别于孙中山确立的民主集权原则，但这个原则在党内只是一个传说，而在力行社则是真的。
在人事选举时，力行社对每一位候选人的学历、经历和表现都介绍得极其详细，让有投票权者对他有个彻底的了解，以使每一人依据自己良知进行选择成为可能。滕杰自诩力行社的选举绝对没有任何操纵，力行社的选举已经达到了“选贤与能”的理想境界。
在讨论时，力行社采用充分自由的讨论方式，每一位与会者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主席会尊重每一位发言者的意见。对于少数意见虽未能形成决议，但执行决议时总是想办法补救。滕杰认为，“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民主原则，在力行社是完全做到了的。
在执行时，力行社采取权力高度集中的原则，无人能违抗决议的执行，任何执行都是彻底执行。因为在决策形成的过程中采取了完全的民主原则，所以大家对决策执行心悦诚服。况且，力行社尚有严格的纪律以保障决策彻底执行，因而懈怠之事很难发生。
按照力行社的章程规定，总社干事会是整个组织的神经中枢，一切决策和人事任免，都经过干事会的充分讨论，在完全民主的原则下表决，常务干事及书记方得据以执行。即使是作为力行社社长的蒋介石，他是领袖、是大家的老师，但他的意见也不能以命令的方式直接交办。他对力行社的决议有最后的裁决权，但在裁决之前如有不同于决议的意见，他也只是以“建议”形式和语气批下来。
举例来说，在力行社成立之初，特务处长是由桂永清担任，他辞职后，蒋介石向滕杰推荐戴笠，说：“戴笠这人能适合这个职务，你不妨考虑考虑！”而因为滕杰对戴笠不认识、不了解，结果蒋介石说了三次，滕杰才落实到位。
蒋介石和戴笠
干事会开会的时候，蒋介石都亲自主持会议认真讨论，而不会以他的地位来随便行使裁决权。有时对他提的意见大家且当面争执，有时争执得不可开交之时，他才会说：“我比你们年长二十岁，你们不妨听我的吧。”
1932年10月初，滕杰和萧赞育到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工作，他们住在一家旅馆里，两个人谈起蒋介石的工作作风，萧赞育说蒋介石有点“喜怒无常”的表现，似乎不太好。他立即写了一封信，以“喜怒无常”之语谏劝领袖。萧赞育写了信，要滕杰共同署名，滕杰也就签上了名字，然后他们让邓文仪立即呈到领袖手中。蒋介石看了这封信，自然心中不高兴，但他有个习惯，就是遇到不高兴的事，必先搁到一边，免得情绪不好之时匆促处理。所以当日蒋介石叫邓文仪到旅馆通知他们两个人，让他们两天后到汉口晋见。届时，他先叫滕杰进去，谈了公事之后，再问那封信的事。他说：“你们怨我喜怒无常，还不是因为你们太年轻吗，你们不检讨自己，反而先检讨领袖！”说得滕杰很不好意思。滕杰回忆说，确实是这样的，有时候力行社的年轻干部们争论不休，蒋介石还曾幽默地说：“你们真是人穷气大啊！”虽然也有批评之意，却也体现了蒋介石对学生亲信的包容。
组织架构。力行社的组织架构不但外人不了解，即使许多力行社原始核心干部，因未曾参与设计之故，也始终不太了解。
就名称来说，“三民主义力行社”，和“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和“中华复兴社”这四个名称实际上是同一组织。其中力行社成立几个月后“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即行合并为“革命同志会”，所谓“力行社”实际上包括三个组织，每一个名称均可兼摄全体的组织。
在横的关系方面，这三个组织可划成三个同心圆，内圆是全部组织的核心，即“三民主义力行社”；中圆是“革命同志会”，大圆是“中华复兴社”。在纵的关系方面，中央级是“总社”，省、直辖市级有“分社”，县、市级有“支社”，区级有“小组”，自上而下有四级组织。
据滕杰解释，力行社的四个层级是“依据生理原理的巧妙设计”，人体由“首脑”（司决策、指挥、监督的中枢）、“躯干”（承上转下作用），和“手足”（与外界接触、直接执行机构）这三级构成，“力行社”是首脑的名称，在整个组织层级上它是中央总社，负决策、指挥、监督责任；“革命同志会”是躯干的名称，分分社（省）、支社（县市）两级，它负承上转下的责任；“复兴社”是手足的名称，在整个组织层级上它是最基层（区）的小组。
在纵横交错的复杂结构中，蒋介石是同心圆的圆心，三个组织的领袖。有这圆心才能产生三个同心圆，这是最根本的维系。其次，就是各级干部与社员之间的层级结合，形成了“打不破、冲不散”的结构。从最基层来说，由小组吸收的基层成员是复兴社社员，而复兴社的干部则是由高一级的会员（即革命同志会会员）来担任的，复兴社社员有一定的成绩表现，才能升为高一级的会员。再往上推一层也是这样的，革命同志会会员之上的干部，由最高一级的三民主义力行社总社的社员来担任。
“革命同志会”的会员有一定的成绩表现，方能升为“力行社社员”，最高一级的“力行社”社员每年开会一次，为最高权力机构，由此而产生干事会与监事会。干事会再产生常务干事，常务干事之中产生一名兼任书记。书记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并领导书记处各级工作人员。就因为有这两种维系方式，使三个组织变成是一个组织，而一个组织也是三个组织。所以力行社的组织结构是一种“三而一，一而三”的组织设计。
运作成效。力行社的设计来自滕杰筹备力行社期间的构想，直到筹备期间在蒋介石亲自领导下，大家不断提出研究意见，以及力行社成立后依据实际经验而逐渐修正完善的。滕杰认为，“是世界上所有政治性组织（包括英美式的和平民主组织、法西斯的独裁战斗组织、共产党的极权战斗组织）所没有的，也可以说是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政治组织，所以它发挥了高度的效能，完全适应了实际需要的原则。”这一评估明显有夸大之嫌。
力行社从成立只有40多人，参加成立大会时只有28人，两年后，它的基层社员（复兴社社员）已到百万之众了（百万之众数字不小，但依靠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并不令人惊奇，共产党到延安之后到1945年就发展到120万党员那才是了不起的），这些基层社员分布于国家机关、单位、学校，而且都成为核心，滕杰说实际上“力行社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完成了‘安内’的任务”。其实滕杰所说的“内”，仅仅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部分地区，即当时共产党所称“白区”，不仅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在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区域，国民党在那里“安”的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
实际上，这时候滕杰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制度设计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国民党。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在这个月月底前后，毛泽东对起义部队实行“三湾改编”，创造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建军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创新成果，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领导作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滕杰的力行社制度设计是和“支部建在连上”是颇有相似之处的，他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也是让党的领袖实行集中统一领导，让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分布到各种社会组织中起“政治核心作用”、让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但滕杰的设计首先是让力行社处于秘密状态，这跟共产党组织在群众中发挥作用相比就明显处于劣势。
其次，尽管滕杰对力行社组织及其工作成效给予了很高评价，但实际上力行社中可能只是少数人能够实现滕杰的设想，国民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和党员队伍建设等等方面远不如共产党。力行社作为国民党内的精英组织，它的政治领导力、政治执行力可以说从未达到过共产党组织的水平。
蒋介石因爱读毛泽东的著作，被誉为“学毛选积极分子”
最重要的是，力行社的最高领导蒋介石在政治领导能力方面远远逊色于毛泽东，这是国民党最终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失败的原因。1947年共产党军队撤出延安，国民党军队找到了一些未能销毁的延安整风文件，报送到蒋介石那里以后，蒋介石是如获至宝，他在日记里记载了自己如何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认真学习的情况，连续读了几天，直到全部读完。到台湾后国民党中还曾有人开玩笑说，共产党评选“学毛选积极分子”，没有把蒋介石评为积极分子对他是不公正的。后来蒋介石多次讲话，要求学习共产党的延安整风经验，来整顿国民党。但蒋介石不是毛泽东，他根本没有能力把共产党建党经验学到手。也可以说，在蒋介石成为“学毛选积极分子”之前，滕杰也已经给他提供了相似的建党思路，他也采纳了，但他没有能力把国民党改造好、建设好，在他的领导下与共产党竞争，国民党失败是必然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