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统的社会发展“ 五阶段论”，从秦到清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阶段 。
不过，学术界对 这一问题的观点并不一致 。
如钱穆在《国史大 纲》的引论中说：“ 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 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 封建 ’。
”曾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教授也提出， 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 ， 中国的政治是封建 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 。
瞿同祖曾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 。
2018 年出版的《中国大通史》更是提出“ 不再套用 ‘ 五种社会形态 ’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 准”。
“五阶段论”的不足之处之一，就是它遮蔽了中国在东周之后有些时期存在的奴隶制现象 。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奴隶制最盛行的时代是元朝，明朝时期略有好转，到了清朝时期又再一次加强。
奴隶制度是人对人的控制和占有，二者是一种强人身依附关系，奴隶被视为商品和财产，没有自由和尊严，被迫从事 苦力劳动 。
满人在入关前，一直处于奴隶社会 阶段 ，入关之后 ，依然延续了这种原始的制度。
在反映康乾盛世时期世情的小说《红楼梦》中，就涉及了当时的奴隶制。
来源广泛
荣国府中，“主子”才10 来人，却有数百名奴仆，其来源主要有四处 。
其一，战乱被迫 “ 投充”或者被掠为奴 。
在努尔哈赤时期，满人攻克沈阳后，就有大量汉人被俘虏，成为满人的家奴 。
清朝建立后，又大量掳掠人口当奴隶，圈地为奴导致数百万良民落入贱籍 。
奴隶被编入不同的旗份，这些人被作为“旗奴”由贵族和官员进行管理和支配。
荣国公因军功起家，因此贾府就有当时被充作奴隶的人，焦大就是一例 。
其二，因为生活所迫，被“价卖”为奴 。
在清朝，奴隶是可以在集市上买卖的，在当时史学家谈迁的《北游录》中就提到过“顺承门内大街，有骡马市、牛 市、羊市，还有人市”。
袭人就是因为从小家里穷被家人卖入贾府为奴的 。
在第十九回，袭人 的母亲提出赎她回去，袭人表示不肯，因为自己在贾府中已经有了既不是主妾也不是奴婢的地位，并且还有机会做姨娘。
其三，奴隶的孩子 。
贾府从荣国公建府到宝玉时期已经多代了。奴仆也会有其后代 。
贾政的小妾赵姨娘就是一例，她是贾府的家生奴隶，后来成了丫环，从丫环又到贾政的通房，再从通房升级到姨娘 。
所以，赵姨娘的身份一直很尴尬，以至于王熙凤随便奚落她， 因为虽然赵姨娘的辈分比王熙凤大，但是从纲常排来，王熙凤主子的身份要比赵姨娘“半奴半主”的地位要高出许多，以至于探春也不承认她是自己的母亲。
其四，罪犯的家属 。
清律明文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清代官宦贵族本来就奴仆众多，一旦获罪，即便罪 行可能是“莫须有”的，家中族人皆被入官为 奴，常常多达几百人，贾府中理论上存在这种身份的奴仆。
处境悲惨
奴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
在《大清律例》中，有“良贱为婚姻”“良贱相殴”和“奴婢殴家长”等条款，以维护奴隶主的特权 由于奴隶主与奴隶矛盾严重，奴隶逃走现象在所难免。
依1654 年修改《逃人律，第一次逃亡抓回来鞭打一百，第二次逃亡便处死。
时隔两年，1656 年，清朝统治者再次对该法进行修改，第一次逃亡抓回除了鞭打，还要在 脸上用满文和汉文刺上“逃人”字样，第二次 逃亡仍旧处死 。
为了更加巩固“奴仆制度”，统治者还制定了“株连”规则，对于窝藏逃奴的户主处以死刑 ，户主妻子以及家产全部抄没， 左邻右舍以及十户长各责打 40 大板 ，并处以流放。
并且，为了系统化地管理这些奴仆，清朝统治者还制定了“奴档”，在地方设置管理“奴档”的机构，将全国各家各户的奴婢进行登记造册。
这些奴仆一旦登记，便永远为奴，世代只能侍奉主家，被“放出去”成为一种奢望。
奴仆不仅行动自由没了 ，婚姻也无自由之说 。
清朝《刑部则例》中就对奴仆的婚姻有明确规定：凡不问主子，将女儿私聘于人，鞭 一百，不论久暂，曾否生子，断其离异 。
后又 加规定：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仍然造册报存案。
这也解释了王夫人动不动“将丫鬟拉出去配个小厮”说法的由来，在第二回，娇杏其实就是被主家卖给了贾雨村。
第五回中，袭人就是被贾母指派给了宝玉做通房大丫头 。
袭人无可推脱，虽然扭捏了半天， 还是选择屈从 。
但是，袭人也只能立志做个姨太太，绝对不可能立志做正房，因为奴婢对于婚姻是没有最后决定权的。
对于阶级社会的婚姻 ，恩格斯作出了评价：
“婚姻仍然是阶级 的婚姻 ，但在阶级内部则承认当事者享有某 种程度的选择的自由。”
奴婢的选择只能是好好工作，跟主子们搞好关系，那么主子给她配人时便会顾忌她的感受，适当给她一定的选择权 。
因此，在宝玉出家后，王夫人就对袭人的去留费了很大脑筋。
如果奴婢强行抵抗主家对自己安排的话，那么就有《大清律例》在等着自己。
《大清律例》设有“奴婢殴家长”罪名 ，其中一款规定：
“若违反教令 ，则依法处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
“违反教令”一词没有任何的清晰性可言，以至于主家随便找个借口都可以打骂奴仆，即便打死，也不负法律责任。
这就是王熙凤们可以如同家 常便饭一般地打骂奴婢的原因。
走向没落
随着旗份制度的完善和汉化政策的推进，清朝的奴隶制逐渐瓦解 。
尤其是到了清朝 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转型，清朝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原本的旗份制度逐渐被淘汰 ，取代它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
这种情况下，奴隶制已不再是清 朝的主要生产方式 ，而只是存在于部分地区 和特定行业中的现象 ，并非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
随着当时近代化趋势的加强，资本主义 萌芽性质的民主思潮开始出现 。
我们看到，宝玉就从来不把自己作为一个压迫他人的人看待，也不把自己的奴婢当做低一等的人看待，宝玉还曾给春燕讲，要把所有的奴婢全放出去，叫她们自己做人，不要住在贾府 。
并且，统治者也开始着手对奴隶制逐渐进行改良和限制，但是，清朝法律意义上的奴隶制残余是贯彻始终的 。
所谓的雍正废除贱籍，实际上只是废除了乐户、丐户、世仆、疍户等贱籍，而贱籍本身是没有废除的。
不仅豁免的省份只有几个省 ，而且每一个省份也只有一部分人群得到豁免。1
1906 年，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上奏要求取消人口买卖制度，此后，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又两次上奏批驳维护奴隶制的陈词滥调 。
在国际压力下，经过有识之士的努力。1910 年的《钦定大清刑律》规定主奴名义在法律上为非法。
由于该法生效时间是1912 年，中国终于在民国时期废除了奴隶制 。
1912 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
“ 中华民国 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不过 ， 由于国民政府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在西藏、大凉山等地区建立直接统治，使得上述区的奴隶制事实上长期存在，直到1949 年之 后才通过民主改革得以废除。
在东方专制制度中，全国一切土地、财 和臣民，都在名义上隶属于专制君主，马克思曾把这种制度称作臣民对专制君主的“普遍奴隶制”。
在这样的制度下，皇帝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连官员都有随时丧失生命的可能，更不要说平民百姓以 及奴隶了。
“五阶段论”让我们长期以来对实际存在的奴隶制熟视无睹，如果认为没有奴隶制，自然谈不上废除奴隶制的问题 。
英国法学 家梅因在《古代法》中认为：“所有社会进步的 运动，迄今为止，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 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制度是违反历史潮流 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认同奴隶制。
联合国大会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 权宣言》第 4 条规定任何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
这是法律进化史上的里程碑，由此所有人 都具备同样的法律人格。
贾府的衰败以及许多奴婢的悲惨命运，不是作为“董事长”的贾政无能，也不是作为“ 总经理”的王熙凤缺德，归根 到底是当时腐朽和摧残人性的制度使然，这种社会制度必将走向覆灭的命运。
这也充分说明了彰显人权和尊重人格应成为法律的神使命，由此才能发挥法律应有的引导社会变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