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抗战年代做出过许多贡献，毛主席曾说：“中国革命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高岗同志就是小正统的代表。”抗美援朝战争时，高岗虽然反对出兵，但是不得不说，这场战争的胜利，离不开高岗在东北地区的工作努力。但高岗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为达目的，做了许多不利于党和国家团结的事情，1954年，当他罪行败露，不堪重负，最终选择服药自尽。
彭德怀，与高岗并无太多工作交集，在“高饶事件”爆发后，往后十年，当谈到高岗，他说：我犯了三点错误。他说的这三点错误是什么呢？
高岗原名高崇德，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的一个贫苦人家，在榆林六中求学的时候，加入进步组织“共进社”，积极寻求新思想，并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高岗协助谢子长、刘志丹在陕西渭华起义，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高岗脸上长着麻子，因此别人喜欢称呼他“高大麻子”。
1931年8月，高岗率部在甘肃华池县投奔刘志丹领导的工农红军南梁游击队，担任第二大队的队长，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扛起抗日反蒋的大旗。次年，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担任军团两级政委，很快开辟了以铜川县照金镇为核心的陕甘边苏区。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在战争中失败，杜衡被捕叛变，一时之间，陕甘地区的革命形势急转日下，不少战士持悲观态度，可这时候的高岗展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风采，他对大家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
高岗和刘志丹率领部队经过激烈的斗争，回到大本营照金镇，开始大力招兵买马，数天内就组织起来上千人马，继续开展游击工作。这一切，正如高岗所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那时候，高岗得到了战士和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
7月28日，高岗在参加中共陕西省委会议的时候，叛徒杜衡率领敌人包围了会场，高岗力战群敌，杀出重围，化妆成一个乞丐才得以脱险，事后，国民政府发出通缉令：凡是生擒高岗者，赏银5000块；凡是击毙高岗者，赏银3000块。
1933年，中共陕甘特委和陕甘游击队召开联合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指挥部，通过了高岗担任政委的任命，之后又任命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此后一年间，高岗率领红四十二师挫败国民党军队，实现陕甘边区反“围剿”的胜利。高岗虽然战功显赫，但是也有缺点，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一直为人诟病，红四十二师因他的“桃色丑闻”而撤销他师政委的职务，高岗痛定思痛，深刻自我批评，才官复原职。
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来到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为统一指挥，三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但是由于左倾思想，陕甘晋省委朱治理、郭洪涛等人将矛头直指红二十六军领导人，刘志丹、高岗遭到诬陷，被捕入狱。直到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甘地区的吴起镇，了解当地严峻的形势，当即下令“停止捕人”，经过审查，证明所谓的“证据”和“口供”都是坏人凭空捏造的，刘志丹、高岗等人得到释放，并恢复了工作。
出狱之后，刘志丹、高岗积极开展扩红运动，很快便建立起红二十八军，刘志丹担任军长。1936年4月，在参加山西中阳的战斗中，刘志丹不幸牺牲，高岗的权力空前提高，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他先后担任陕北省委书记、内蒙古三路骑兵总指挥、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
毛主席对高岗的评价很高，他曾说：
“外来干部肯定不如当地干部对情况熟悉，也不如当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那样密切。拿我来说吧，虽然来陕北已五六年了，无论是了解这儿的情况方面，还是在与这个地区的群众关系方面，我都不能与像高岗这样的同志相比。”
与功劳相比，高岗的缺点也十分明显。高岗对权力十分贪婪，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心存不满，尤其是掌握了陕甘宁边区政党大权之后，他还想着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1943年，他随康生开展“抢救运动”，对曾经打击过自己的人开展报复，让许多人感到害怕。
1945年11月，党中央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高岗离开延安，前往东北，自此，高岗开始了他在东北的“扩张”。起初，高岗在巩固后方战略、土地改革、发展经济、壮大东北联军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解放战争中战略反攻阶段，他有组织、有计划加强二兵团建设，毛主席对他十分重视，在致电东北时，常以“林罗高收”落款。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划分开来，林彪率领70万东北野战军奔赴前线，高岗率领33万兵力的东北军区负责后勤补给，后来辽沈战役取得全面胜利，林彪率军入关，高岗出任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的工作能力毋庸置疑，在他主政东北的这段时间里，各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战争，一方面拼的是战术指挥得当，战士执行力强，另一方面拼的则是后勤的补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谁敢横刀立马”的彭德怀是当之无愧的“帅才”，作为朝鲜阵地的后方补给基地——东北，毛主席给了高岗空前的权力，将所有的后勤工作尽皆交到他手中，换言之，抗美援朝实际有两位“主帅”，一个是正面战场的彭德怀，另一个是幕后的高岗。
在事先的讨论中，高岗并不主张出兵，他认为，为了几百万人口的朝鲜，牵动五亿人口的中国，是非常不划算的，就算打，也应该等武器装备升级、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虽然高岗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采纳，但是在1950年9月，美军还未从仁川登陆，高岗便开足马力，在东北境内开设三条运输线，通往朝鲜方向，并开始全国范围内筹备物资。
彭德怀曾这样评价：抗美援朝一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兵精，是高大麻子（高岗）主持练的；粮足，是高大麻子和洪大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战争相持期间，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
但是高岗掌握东北大权，其政治野心也在日益膨胀，一心想当“东北王”，除了毛主席之外，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杨尚昆晚年回忆起高岗时，特别强调他试图在三方面下功夫：一是处处强调东北的“特殊性”，二是把刘少奇、周恩来视为最大障碍，三是讨好苏联，挟洋自重。
高岗对刘少奇位居他之上耿耿于怀，单方面针对刘少奇的行动，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彰显出来。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中苏双方就合作的问题展开讨论，高岗语出惊人，他建议将中国东北成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美国的侵略，还能使东北成为共产党抗击国民党的强大根据地，高岗这样提议，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欲望。
刘少奇对高岗的发言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使得高岗恼羞成怒，回到住地，他对苏联特使说：“我想向你反映一些中共高层的情报，尤其是部分领导人在中苏关系上的虚伪和反苏行为。”他的言论，直指刘少奇，并说刘少奇是“亲美派”，但是斯大林已经敏锐察觉，高岗想做第二个“张作霖”，对于他的言论不予理睬。
1952年，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高岗、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饶漱石一同被调进北京，高岗担任人民政府副主席，地位极其显赫，在当时就有着“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但是高岗对于自己的高位，不但不认为这是党和国家对他的信任，反而成为他向党讨价还价的成本。他一直认为自己在陕北有功，在东北也取得巨大的成绩，怎么能只做一个副主席？
高岗和饶漱石很早以前就认识，这次他们见面，谈话间，可谓“情投意合”“知己难寻”，他们把党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红区的党，是建立根据地，与敌人展开武装斗争的部分，另一个是白区的党，是国民党统治区中建立组织的部分，高岗说；“没有我们这些拿枪的，哪有什么白区的党？现在革命胜利了，凭什么刘少奇身居高位？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院颁布《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由于颁布文件时存在一定失误，导致市场发生混乱，毛主席对相关负责人进行批评，撤销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织干事，对高岗委以重任。高岗喜上心头，认为毛主席不再信任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即将换人。
1953年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高岗利用新税制的问题，不断夸大其词，全然不顾会议主题，将矛头对准刘少奇和薄一波，饶漱石跟在高岗身后，随声附和，他们一唱一和，蛊惑众人，在其挑唆下，不明事理的人纷纷开始对新税制的问题纠缠不休，要求薄一波承认错误，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不知如何进行下去，场面陷入混乱之中。
陈云和邓小平从外地赶回，先后力挺薄一波，认为犯错误在所难免，只要改正就好，并且这样的错误并非路线的错误，毛主席得知相关情况，也作了自我批评：错误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我也有责任。事态发生巨大转变，会议得以继续召开。照理说，高岗和饶漱石应该有所收敛，但在这年全国组织会议期间，他们再次揪住组织部工作失误，大做文章，为搞垮周恩来、刘少奇，高岗在各种场合散布谬论，要求改组党中央和政务院。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高岗争取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与此同时，他还秘密找到陈云和邓小平，以“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为理由，拉拢他们站队，但陈云和邓小平直言拒绝，并且说道：“刘少奇同志是好的。”
其实，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度发现高岗和饶漱石的“分裂活动”，但是并未发觉严重性，但是当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毛主席立刻提高了警惕，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毛主席对罗瑞卿说：“现在有些人在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他们要在我退居二线的时候当副主席，这个人就是高岗，他不仅要打到刘少奇，还要打到我！”
高岗的品德不怎么好，尤其是私生活问题，这是众人对他的一致看法。在东北时，高岗大搞“山头主义”，重用自己的亲信，排除异己，影响团结，彼时，有很多人对高岗不满意，但高岗位高权重，要想揭露他的问题，不仅危及仕途，还有性命之忧，因此许多人敢怒不敢言。为防止打击报复，有同志以匿名的方式，向上反映问题，匿名信在后来揭露高岗的罪行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
1953年1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高岗和饶漱石的“分裂活动”，之后，便前往杭州，起草宪法草案。毛主席离京期间，刘少奇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并起草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当高岗阅读了文件草案，知道自己罪行败露，将以“非法活动”定性，终日寝食难安，于是连忙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去杭州澄清自己的问题，但遭到毛主席的拒绝。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让周恩来、刘少奇找高岗谈话，让他承认错误并作出检讨，这让高岗感到意外、感到迷惘。毛主席回京后，高岗急不可待地来到中南海，毛主席见他忐忑不安的样子，便问：“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着急？”高岗说：“我想向主席汇报几点想法，现在只有主席有权威来解决。”毛主席问：“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天大的事你说出来嘛！”
高岗直言，最近党内风头不妙，有人要整饶漱石，他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名字，却假意“关心”自己的盟友，以达到暗示毛主席的作用，毛主席说：“没关系嘛，天塌不了！”毛主席的话让高岗摸不着头脑，这句话究竟在表达怎样的含义呢？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未参会，会议之上，刘少奇重点强调了团结问题，并对高岗分裂党的言行，进行不点名批评，陈云更以“张国焘”为例，暗示高岗不要走歧途、走老路，高岗明显感觉到会议氛围对自己很不利，于是开始展开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想推翻刘少奇，为彰显悔过态度，他表示自己希望离开领导岗位，做一个普通的公民。
四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罗列出高岗的九大罪行，而在座谈会召开之时，高岗上演了自杀闹剧，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对高岗实施管教。高岗给中央写了《我的反省》，迟迟没有回音，他越发感到焦躁不安，少言寡语，难以入眠，他向管教人员要了安眠药，开始暗中私藏安眠药，准备用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高岗居住的小楼上有一个值班室，工作人员在楼上值班，以防高岗想不开自杀，虽然有人日夜密切注视，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954年8月17日夜，高岗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水，将私藏的一大把安眠药塞进嘴里喝了下去，从此便再没醒来。次日早晨，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发现情况不妙，连忙叫人进来，值班人员冲进卧室，摸高岗的脉搏，掰开他的眼皮，抢救为时已晚。
得知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毛主席的心情很沉重，叶子龙宽慰道：“高岗自绝于党，主席不必难受。”毛主席说：“我本想让他回陕北工作，保留党籍，我想他是愿意的，可是还是晚了一步，结局如此，我感到遗憾！”高岗被安葬在万安公墓，立了墓碑，却没有写名字，也没有写生卒年，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彭德怀本与高岗没有太多工作交集，后来，关于与高岗的交往，彭德怀表示，我犯了三点错误：
一、当了高岗的义务宣传员。抗美援朝期间，高岗在东北主持工作，对朝鲜前线给了很大支援，还亲自去过朝鲜两次，彭德怀对他也有好感，便在一些场合讲过高岗的好话；二、在和高岗谈话时，议论过一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错误，被高岗利用；三、对高岗的问题逐渐有察觉，产生了疑问，但没有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本想等1953年12月军队高干会议结束后再反映，可会议还未结束，高岗的问题便暴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