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三）曾扩情三次请客，聚集了力行社最初的骨干力量
十分关键和重要的是，滕杰想到了曾扩情，他认为曾扩情一定会支持他，而果然得到了他的支持。
曾扩情
在滕杰的人生历程中，曾扩情是滕杰的一个“贵人”。第一次“贵人相助”，是曾扩情安排滕杰担任黄埔同学会组织科长。蒋介石为培养自己的嫡系人马，于1926年亲自创办了黄埔同学会，因为到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黄埔军校已经毕业了1万多学生，蒋介石想要把这些学生很好地利用起来，就建立黄埔同学会。事实上，蒋介石创办黄埔同学会是很成功的，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还会有人用“黄埔一期、黄埔二期”来形容同学关系，用以联络感情，甚至拉帮结派。黄埔同学会在当时已经成为蒋介石整合资源的一个有效手段，而滕杰也正是打算利用黄埔同学会的网络来建立发展力行社组织的。
曾扩情是蒋介石任命的负责筹备建立黄埔同学会的7个人之一。开始曾扩情想让他的四川同乡林树恩当组织科长，谁知道这个林树恩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特别钦佩滕杰的组织能力，就建议让滕杰当科长，自己当滕杰部下的股长。说真的，像林树恩这样出以公心的好人，真的是难得。谁知曾扩情找滕杰谈话时，滕杰还推辞不干，滕杰说：“我是四期的，而在黄埔同学会筹备机关中，还有一些一、二、三期的学长，自己不好抢学长的风头。”曾扩情坚持要他当科长，滕杰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我当科长可以，但我的薪水必须比学长低一些。这样滕杰就当了科长，这对他后来创办力行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曾扩情帮滕杰的第二个大忙，就是向蒋介石建议让他去日本留学。到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为培养亲信共安排了60多人到日本留学，滕杰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因此滕杰进入了蒋介石亲信的核心圈子。曾扩情帮滕杰的第三个大忙，就是支持他创办力行社。
三年多之前，滕杰和曾扩情一起被蒋介石提拔到身边工作，曾扩情任侍从秘书，这次滕杰找他时，他在中央党部军人部当了主任秘书。滕杰讲了在日本所见所闻和创办力行社的设想，并把计划书拿给曾扩情看。曾扩情仔细看完计划书，激动地站了起来说：“甚合我心！甚合我心！”他问：“你想要我做什么？”
滕杰看到曾扩情如此支持，非常高兴，立即提出要求：“我想请你出面请一些同学吃饭，进行集体说服工作，这些吃饭的钱也请大哥负担。”一方面是因为在黄埔同学中曾扩情是比较有钱的人，另一方面是因为本来滕杰自己存的钱还在日本没有带回来，因为本来他还要回日本的。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在日本留学的学生130元留学公费，滕杰1/3用于生活开销，1/3用于买书学习，1/3存起来备用，三年存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让曾扩情出钱请客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他马上安排在南京一家川菜馆“蜀峡饭店”，请了第一次客，因为效果很好，就又请了两次。曾扩情三次请客，奠定了力行社的人事基础。
第一次请的一桌人，有康泽、贺衷寒、郑介民、邓文仪、孙常钧（黄埔一期）、张本清（黄埔一期，时任旅长）、葛武启、娄绍铠（黄埔四期）、叶维（黄埔四期）、周复（黄埔四期），加上曾扩情、滕杰，共12人。曾扩情主持饭局，他说：“这次请大家来，目的是老同学、好朋友叙叙旧，有些人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俊夫兄到日本留学三年，有些见闻和心得，给大家报告报告吧。”老同学们都热烈鼓掌，滕杰站起身，滔滔不绝讲起来。他说：“我在日本了解到，日本军队少壮派好战分子控制了整个国家，侵华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而我国朝野似乎对此毫无觉察，不仅没有救亡图存计划，甚至还在内部争斗、四分五裂。眼看战争就要爆发，如果大家还像以前那样自顾自地过日子，日本人很可能真的‘三月亡华’了！我们是黄埔学生，如果我们这些经过革命洗礼的人不挺身救国，谁还能来救这个国家？所以，我建议把我们黄埔同学组织起来，我们建立一个特殊的、秘密的组织，通过我们的人，逐步扩展到全国大专院校的优秀青年中去，扩展到全国党、政、军各种组织中去，中国就还有希望。我们要请校长蒋先生出来领导，就一定会成功。”
滕杰讲得慷慨激昂，大家听了点头称是，曾扩情又发挥了一下，号召大家一起行动，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于是大家商定：过几天曾扩情第二次请客，在座每个人回去分别再发动一个人来，下次宴会要有20多个人参加。
第一次宴会结束后，贺衷寒私下里对滕杰说了一番消极的话。贺衷寒是黄埔一期生，是和滕杰一起被蒋介石派到日本留学的。他先已留学俄国，到日本比滕杰稍晚，一到日本他俩就住在一起。他和滕杰、萧赞育、陈启宇四人经常在一起。因为贺衷寒和滕杰两个人都属于学霸，开始有一点互相瞧不起，贺衷寒提出比赛背《日华大辞典》，第一天背5页，第二天早上互相提问单词和解释，如果都答对了，下一天就增加页数。两个人打成拉锯战，这一次我输，下一次你输，两个人谁也不服输。最后贺衷寒在睡梦中都在背书，一本辞典很快背完了，又比拼日语语法，结果两个人仍然是不分上下。两个人的比拼不仅促进了学习，也成了十分亲密的朋友。滕杰对贺衷寒很钦佩，认为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是一个领袖型的人物。此前约半年，贺衷寒已先回国，在陈诚部下当政训处长，经常来往于南京南昌之间。当时陈诚在江西任“剿匪”总指挥，正在跟共产党打仗。
贺衷寒对滕杰说：“俊夫啊，你是晓得校长脾气的，我们同学每次向他谈起国家大事，他老是说：你们小孩子懂什么呀？还是好好多学一点本事吧！我看校长不会赞成的，你会白忙一阵。”贺衷寒说的这个情况滕杰也知道，经常有人在蒋介石面前高谈阔论而受到蒋介石批评。贺衷寒竟然说：“我不参加了，你去做吧。”好在第二次曾扩情请客时，恰好他又从南昌回来，还是参加了宴会，并且态度有了好转。
第二次请客有20多人，还像第一次一样，滕杰演讲的效果仍然很好，大家商量再次由各人分头去发动同学好友，准备第三次聚会。第三次请客时，就有了四桌人，有40多人参加。
在第二次请客的时候，贺衷寒可能是受到大家情绪的感染，态度变得积极起来，他在席上提议：“既然大家都赞成这样做，就正式成立一个筹备处吧！这件事原来是由俊夫发动的，我提议让他当筹备处的书记。他的未婚妻陈启坤是一位热心支持者，就由她当助理书记如何？”他的提议被热烈掌声通过了。于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筹备处”正式成立，滕杰任书记，陈启坤任助理书记，凡是参加宴会的人都是筹备委员。
贺衷寒
在第三次宴会上，根据贺衷寒的建议，大家讨论这个组织的名称，确定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他认为，蒋介石正在倡导“攘外必先安内”，力行社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完成三民主义的国家建设”，阶段目标则应当“执行安内攘外政策”。贺衷寒提出的这个阶段目标，实际上是确立了力行社的反共目标。这个贺衷寒是有一点见识和能力，他对滕杰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但遗憾的是，对于力行社这样一个应当担当重大使命的组织来说，贺衷寒只是一个小格局、小气量的人，他对力行社的成长无法起到很多正面的作用。
第三次宴会是1930年9月上旬的事，距离九一八事变也就几天，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所有参加宴会的同学群情激奋，都对滕杰的判断非常钦佩，也一下子增强了办好力行社的紧迫感。
（四）蒋介石亲自领导推动力行社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力行社筹备处正式开始运转。筹备处设在南京二郎庙康济医院的二楼，这间房子用于开会和办公，租费300银元，是从邓文仪经营的“拔提书店”借来的。当时康泽单身，就在这间屋的楼下。滕杰和陈启宇兄妹在别的地方租房居住，每天滕杰和陈启坤到筹备处上班。此间，滕杰和陈启坤一边筹办婚礼，一边筹办力行社，滕杰起草力行社文件，陈启坤就帮他抄写。
当时许多留日学生相继回国，其中有在日本和滕杰相熟的龚德柏和雷震等人，他们回国后组织了一个“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并创办了报纸《救国日报》。这时萧赞育已从故乡湖南来到南京，也在《救国日报》工作。通过萧赞育的联系，滕杰与龚德柏密切合作，把力行社许多筹备委员都挂上该报记者头衔，以方便参加各种活动。
1930年12月，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等一切职务，下野返回故乡奉化。滕杰本来想正好等到筹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向蒋介石汇报的，不料发生了一件事，让此事提前了。
有一位黄埔第三期同学名叫李一民的，也是留日学生，和滕杰也很熟悉。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听说“滕杰在搞小组织”，就说：“这样啊，那我要去向校长报告。”很可能这个李一民也只是随口一说，但滕杰马上紧张起来，因为那时国民党内有不准搞小组织的命令，如果李一民真的要到蒋介石那里去说，恐怕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滕杰决定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他从南京打电报给作为蒋介石侍从秘书、跟着蒋介石到了浙江奉化的邓文仪，要他尽快向蒋介石报告力行社组织筹备状况。曾扩情三次请客，邓文仪都参加了。接到滕杰的电报，邓文仪立刻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汇报。蒋介石听了非常高兴，说：“你们想着国家的需要，这件事可以考虑，具体怎么做等我回到南京再说。”
有材料说，据邓文仪回忆，当时蒋介石听了汇报后没有表态。这不太合乎逻辑，恐怕还是滕杰的记载实事求是。当时国民党内纷争不断，如果能够通过组建力行社这样的组织，以实现党内的统一，那对应对当前危机应当是非常有利的，学生们此举不仅是为国分忧，也是为他本人分忧，他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
仅仅几天之后，1932年1月2日，因为日本人占领了锦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请蒋介石回南京。1月20日蒋介石回到南京，第二天，他就召见了滕杰、贺衷寒和康泽三人。
三人见了蒋介石，邓文仪作为秘书也在座。滕杰汇报了力行社筹备的构想与进展情况。滕杰先特别说了一句话：“我现在向‘领袖’报告三民主义力行社的计划，以及筹备的经过。”
这是三个人商量好了的，以后不再称他“校长”，而称呼“领袖”。称呼蒋介石为“领袖”，是很有深意的。他们当时认为全国一盘散沙，国民党内也是四分五裂，必须有一个“领袖”出来，才能谈得到团结民众，才能领导抗日战争。但后来有人认为，称呼“领袖”是为了模仿法西斯组织，似乎也有道理。但实际上，称呼领袖主要是为了强调实行统一领导之意，而中共方面对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实行统一领导是支持的。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所有前述各项紧急任务，有待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推动全民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之下，坚决地实行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第622、621页）。滕杰在汇报中强调成立力行社的目的，就是从建立核心组织做开端，由领袖推动这个核心组织，很快把全民组织起来，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才能领导抗战。
滕杰特别强调了共产党问题。他说：共产党人既有主义理想，也有严密的组织，共产党绝不是其他割据一地称雄的军阀所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国民党必须超越他们，不仅要在思想教育、人民生活、社会习性等方面求改善之外，着力之点在发挥组织的力量，破解共产党组织。力行社要超越共产党的组织设计，发动社会的改造运动，把人民数千年来积下的老大心态、自私习惯等等不利于全民发展的东西改过来，以此充分发动全国的民众，运用全中国广大的版图空间，而与日本人长期周旋。日本小岛，派再多的兵力也没有办法全面控制中国，只能控制一些点、线。而且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工业发达，在战争中既是其长，亦系其短，因为日本本身没有工业原料，必须依赖欧美各国进口，而日本一旦全面侵略中国、企图独吞中国之利，势必与其他欧美各国的利益冲突，最后原料的供应自然发生问题，故日本不能持久作战。只要我们运用好核心组织，利用广大空间把战争拖久，日本终必失败。应当说滕杰对共产党作为政党的现状的分析是很有独到之处的，也是因为他对共产党的这种认识，才会想到要通过建立力行社来加强国民党的建设、提升其对共产党的竞争力的。可见力行社的使命一方面是为了抗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应对共产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崛起的状况。从国民党的角度看，滕杰这种“在党忧党”的做法显然是十分难得的，也可见蒋介石要他去日本学习研究政党政治问题，短短3年，他已经形成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来回报蒋介石了。
接着，贺衷寒和康泽二人补充报告，也都称他为领袖。他一直严肃地仔细听着，三人发言完毕，他说：“你们都懂得国家的需要，计划都很好，很好！但是你们年纪还轻，经验不够，让我来领导你们，好不好？”三人回答：“这正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只有领袖来领导，一切计划方能实现。”当时蒋介石还推辞一下“领袖”的称呼，滕杰解释道：“称校长为领袖，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国家的需要。如果没有领袖，一切主义都是空谈，一切组织也领导不起来。”蒋介石这才接受下来。
这次谈话后才几天，即发生了一二八淞沪会战，日本的侵略野心益加明显，成立力行社也更加紧迫了。二月初的一天晚上7时，蒋介石召集力行社筹备人员到中山陵园松林中一间房屋里举行谈话会。这是一栋长方形的砖墙瓦盖平房，房屋的西端墙壁上挂着孙中山像，两边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对联下边放了一张小型写字台，一张藤椅，没有常用的长会议桌，四周沿墙壁放着大小不等的沙发、木椅。力行社筹备人员都是黄埔军校学生，他们按照规矩先进会场，在里边等着校长。蒋介石带着邓文仪进入房间时，学生们一致起立致敬，他一面点头注视大家而进入座位，邓文仪在他右侧小沙发就坐。会议开始时，由滕杰报告人数，并向蒋介石呈上名册，有贺衷寒、桂永清、酆悌、孙常钧、潘佑强、杜心如、萧赞育、邓文仪、葛武启、蔡劲军、周复、康泽、骆德荣、韩文焕、邱开基、黄仲翔、李一民、滕杰、娄绍铠、彭孟缉、干国勋、易德明、戴笠、刘诚之、陈祺。此外胡宗南、曾扩情、叶维三人因公请假。共计28人，均为黄埔军校一至六期毕业生，其中一期10人，二期2人，三期7人，四、五、六期各3人。留日返国者14人，留俄者5人，留德桂永清1人，其余皆在国内任职。
邓文仪
蒋介石戴着眼镜，拿着花名册，一个一个人注视了一遍之后，才正式讲话。他说：“党国现在的处境，非常的艰危，故特约你们来这里谈谈，就用座谈会好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尽可以说出来，不限时间。”他一改他平时严厉督责的态度，神情和蔼地对着学生们，大家也就依次畅所欲言起来。他除了偶尔问一两句之外，始终全神贯注地倾听，而且不时用红蓝铅笔做记录。会议一直开到深夜12时，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发言，蒋介石宣布明天继续开会。结果会议从这一天座谈会起，一直到2月29日宣布力行社正式成立才算结束。中间有几日因蒋介石有事不在南京以外，每天都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这里开会。
座谈会所谈的事项，从力行社的原则方针到内部组织架构，等等，以及各省负责人的人事问题，未来工作规划，几乎想得到的问题，统统都提出来讨论过了。每次开会都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完全是民主讨论，大家充分沟通，没有一点意见是蒋介石勉强要大家接受的，他只是把讨论的结果作最后的裁定。而每次在蒋介石裁定之前，都由滕杰总结归纳各种意见，让大家的正面、反面、侧面意见都成为系统化，以供蒋介石最后裁决。
讨论中，蒋介石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要攘外必先安内”。他指出，日本人处心积虑要吞灭中国，已作几十年的准备工夫了，如今发生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争，就是它开始行动的时候。对于日本人的侵略，我们当然要抵抗，但绝不是盲目的抵抗，而要作有计划的抵抗，才能打败它。现阶段日本就是想制造全面进攻的借口，我们不能中他的诡计。所以，我们应该是小心翼翼地作局部的抵抗，以不引发全面大战为原则，把全面大战拖得越后越好，我们就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内部的准备工作，等到内部准备工作妥善，再展开全面的大战，我们就有把握将敌人彻底击败。蒋介石强调的第二点是，要切切实实发挥“力行”的精神，做到最好的成效，每一个干部必须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自愿做个无名英雄，全心全意救国家。
讲完这两点后，蒋介石表示：“力行社的组织章程及发展计划都可行，可以先照章程举行成立大会。”1932年2月29日、3月1日，召开了两天的成立大会，会议的地点改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的客厅。参加会议的除蒋介石之外，还是那28人，筹备期间的40多人有许多人如曾扩情、胡宗南等10多人有事不在南京。
康泽
2月29上午约8时开会，28人坐成马蹄形，对着马蹄口放着一张书桌，蒋介石就坐在这里，面向大家，背后墙上则挂着一块黑板。会议开始，先由滕杰报告人数，然后蒋介石致辞。他讲了一小时的话，主要是讲“知难行易”与“致知力行”的哲理，并说明力行社成立的宗旨。他甚至说：“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可见他对力行社的寄望是何等殷切。
（五）“十三太保”的由来
接着选举力行社干事会，滕杰负责制作选票，从一本笔记本撕下14页纸，再切割成两半，就变成28张，每张盖上滕杰的图章，然后发给各人。滕杰说明用无记名投票法，每人可就28人中填写3人，得票多的13人当选。各人填写完毕，由滕杰收回密封，交给蒋介石，待第二天开票。
随后蒋介石出了两个题目，要大家任选一题，回去写作文，明天上午交卷。这两道题目，一是“论俾斯麦铁血政策”，二是“试论合作社之重要性。”原来，蒋介石准备根据选举、作文及历次座谈会上各人的表现这三项标准来作取舍，以显示他对干部选拔的慎重和客观。这一天下午继续开会，讨论力行社内部规范，会议仍由蒋介石亲自主持。
第二天上午，大家都带齐了作文卷子，由滕杰收齐，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拿了卷子即行离开，其他所有人则在轻松气氛下自由交换意见。下午继续开会，蒋介石当场宣布作文评语和分数。接着公布昨天选举结果，由桂永清唱票，贺衷寒监票，邓文仪记票。根据作文分数、选举结果及考核成绩三项标准，核定滕杰、贺衷寒、胡宗南、康泽、桂永清、潘佑强、萧赞育、邓文仪、酆悌、孙常钧、郑介民、邱开基、葛武启13人为中央干事。其中指定滕杰、贺衷寒、康泽3人为常务干事，滕杰任书记。所谓“十三太保”，由此而来。
蒋介石指定滕杰当书记时还作了说明：“这个组织计划，都是滕杰经手和筹备的，他对一切情况最熟悉。所以我认为由滕杰当书记比较适宜。你们大家有无意见？”大家都表示没有意见，于是滕杰就成为力行社的第一任书记。
接着便是宣布监事会人选3人：田载龙、周复、李秉中，由田载龙任常务监事。
干事会及监事会产生以后，随即举行宣誓仪式。誓词为：“团结一致，担负国家兴亡的责任，以建设实现三民主义国家为最高目标，不达目的，誓不中止。”这些话写在一张纸上，每人发一张。蒋介石亲自监誓，大家举起右手宣读誓词。
宣誓后，蒋介石神情凝重地说：“现在力行社已经成立，大家自愿负起救国的任务，大家讲话要算话。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所以依照章程规定要宣誓，自己发的誓要自己实践，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誓词念完，大家应该谨记在心，不必留下形式。”
因此，大家宣誓之后，就当场把誓词集中起来烧掉。简单隆重的宣誓仪式完毕，蒋介石和大家站起来，手牵手，围成一个圆圈。然后，蒋介石再次郑重地说：“国家存亡，在此一举！从此以后，大家团结一心，不达目标，誓不中止！”
此时的蒋介石，胸怀大志，意气风发，有望成为中华民族的领袖，他得到了这些热血青年的支持帮助，这也是滕杰一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他塑造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和形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生成就。
（六）为什么是滕杰
滕杰成为“十三太保”之首，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蒋介石亲自指定他担任力行社的常务干事，在3人中排名第一，并指定他兼任书记，还明确告诉大家，力行社是滕杰一手策划筹办的。这个势头显示，滕杰应该在国民党中大有发展前途的。
应当说，滕杰蹿升到这样的地位，并不是偶然的。或许从个性气质来看，滕杰似乎更适合当一个理论家、思想家，但实际上滕杰似乎也天生就具备了很强的组织能力。他研究政党政治问题很有心得，有望成为一个学者专家，却立即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而化为了建立力行社的实践。
也可以说，也是滕杰的成长经历一步一步把他“逼”成为既擅长理论思维、又勇于实践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他18岁进入南通英化中学读书的时候，还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青年，他自幼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个性很内向，一味埋头读书。却因为学习成绩突出，在入学第二年被推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当时滕杰马上就想到，当了自治会会长，势必要当主席主持会议，可这一套从来没学过，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天生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悟性就是比别人高，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书店里会不会有教人开会的书呢！
他立即跑到书店，问店员有没有这样的书，店员居然说有！拿来一本小册子，叫做《会场必携》。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受到孙中山《民权初步》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读过美国的《罗伯特议事通则》一书，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改写的。滕杰如获至宝，买了回去埋头熟读书中所写的会议规则。
自治会开会了，滕杰平生第一次主持会议。因为怎样主持会议他已经有了理论知识，只要完全按照书上设计的办法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他拿出《会场必携》，对大家说：“开会要有个规则，像打球有球场规则一样。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小册子，是全世界通用的开会规则，我们也应该依照这些规则来做。”会场上的同学一看这状况，个个都好奇地看着他。他把书中一些重要会议规则解释一番，发言应如何先取得发言资格，表决应采取什么方式，表决如何才算决议，如何依动议种类不同而先后进行等等。然后问大家对这些规则有无异议，大家根本不懂这回事，当然没有意见。于是他宣布开会，中规中矩地去当起主席来。
在会议进行中，有同学交头接耳，他就根据书中“权宜问题”的规定指出，在开会时，与会人员不可当众交头接耳、妨害会议进行，这是影响与会人员权益的行为，请大家遵守这个规定。对发言离题乱扯的人，滕杰又立即制止，并拿出“秩序问题”的条文来：“请某某同学注意，发言要针对题目。如果离题发言，就是背离了会场秩序，发生了秩序问题。请遵守此项定！”这些同学只好都遵守规则，会场秩序井然。
这次开会是滕杰的人生首秀，立即引起了学校老师们的特别关注，竟然有一个老师称滕杰“是一个洪秀全”。而南通市的其他学校听说此事，纷纷派人来旁听观摩，全市成立学生会时自然被推选他为负责人之一。尤其是，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时，上海大学的学生会派人到南通联络动员南通学生声援上海学生运动，自然也就找到了滕杰。再就是，滕杰领导的南通英化中学学生会，在开会研究采取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时，竟有学生认为英化中学是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体现，应当将其解散。滕杰和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暑假开学时所有同学都不准到校，学校自然就解散了！当时张謇还在世，派他的儿子找学生会协商，但激进青年都不买账。张謇只好把学校改为女子中学才继续办下去。
滕杰主持会议的绝活，在黄埔军校也展示了一次，并由此受到了蒋介石的关注。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右派的学生，共产党员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国民党人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学生互相争斗。有一天晚上两派的负责人突然要开会，解决一个两派有争议的问题。开始双方争夺会议主席的权力，但两派推的人都是上台讲了几句话就，被另一派的人轰下台。几次反复后，突然有人提名滕杰主持会议。滕杰没有思想准备，一开始还不想上去，越不想上台就越有人起哄非要他上去，他就上去了。他是主持会议的高手，当然有办法整治那些爱闹事的人。
他首先问大家：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初步》看过没有？如果大家都看过，我们就按照孙中山先生《民权初步》的遗训来开会怎么样？自然不会有人反对。然后他把孙中山设计的会议程序讲了一遍，开始逐项进行。他问：大家对本次会议的议题有什么动议？有人提出这个议题，有人提出那个议题，直到没有人提出议题，滕杰就宣布一个议题一个议题进行讨论。并且还是按照“权宜问题”“秩序问题”等等规则，制止了影响会议秩序的言行，保证了会议秩序和各个议题的顺利讨论，最后通过表决，所有分歧都被用民主表决的方式消化完毕。会议很快结束了，大家都心服口服。
一直站在会场外边观察会议情况的学校执勤官，本来得知两派学生可能要打架闹事，先已汇报到校长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要求这位执勤官先去密切观察学生动向，必要时请他校长出面解决。这位执勤官看到滕杰轻描淡写地把矛盾问题化解于无形，非常兴奋，马上跑去向蒋介石汇报。蒋校长也就对滕杰这个学生有了初步的良好印象，还把他的名字记到了他的一个小本子上的备用人员名单里，并且很快就将他提拔重用了。
这个主持会议的独特技巧，也曾让滕杰在担任黄埔同学会组织科长的时候大显身手。1928年滕杰担任黄埔同学会组织科长的时候，有一次到徐州去召集地区同学会。当时有几十位同学来参加，自然是滕杰主持会议，他仍然一切都照《民权初步》的规则行事，许多人发言之后滕杰总结讲话，他把每一个人发言的要旨、把所有的意见大要复述出来，无人被遗漏、无一意见被忽视，他把这些意见总结为正面的、反面的、侧面的、修正的等等，最后才依规则作表决。所有与会者，都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而他们从未见过这样开会的，他们不仅对滕杰的记忆力和分析、归纳能力十分钦佩，也纷纷在感情上靠近起来。在徐州连续开了几次会，许多素不相识的同学都成了好朋友。其中当时在徐州的桂永清特别对人说：“滕杰这个人，我非跟他交朋友不可！”从那时起桂永清就成为滕杰的好朋友，对力行社也是大力支持、积极参与。就是这样，滕杰按照“亲爱精诚”校训精神，尽可能把所有同学按地区一一组织起来，在军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也让所有黄埔同学团结在了蒋介石的周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