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23日，一位心怀壮志、矢志报国的青年奋笔疾书，利用书信与挚友黎锦熙交流救国救民的道路与真理。
他挥毫泼墨，在信纸上倾吐内心，思绪从身边的尺寸之地飞扬至华夏大地。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清朝统治被推翻，民主共和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胸怀壮志的爱国青年们走向更广阔的历史舞台。
想到新中国的辉煌未来，回忆起“同治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给挚友写信的青年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在信纸上写下：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他与曾国藩同为湖南人，均声名赫赫。
奇怪的是，毛主席在早年表达了对曾国藩的认可，推崇曾国藩，但晚年态度转变，很少提起曾国藩，这是为何？
曾国藩画像
想要找到问题的答案，要从曾国藩、毛泽东这两位湖南名人谈起。
在湖南的历史中，有着两位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晚清封建统治的维护者曾国藩以及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曾国藩生于晚清，在其从政之时，官场风气污浊腐坏，道光年间考中进士的曾国藩，原名曾子城，在进入翰林院之后将名字改为“国藩”。
所谓“国藩”，隐藏着“为国藩篱”、报效祖国的意思，入朝为官的曾国藩，心怀宏大抱负，拉开了自己官场的序幕。
进入清廷以后，曾国藩兢兢业业在朝中从政，他的官职不断提升，单就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一年，官职“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
为官时顺风顺水的曾国藩，在朝中积攒了不少人脉，然而他的心中仍有壮志难酬的失意感，官场的污浊风气让他感受到愤懑，这种心境可从他的诗文中看出：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在诗文中曾国藩称，自己既没有西汉名臣汲黯那样直言敢谏的气节，也无法像西汉大臣张禹那样溜须拍马，巧言媚上。
大清王朝也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封建剥削的压迫让民众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掀起了反清的起义高潮。
清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起义的战火在全国四处燃起，加快了清朝“行将就木”的速度。
清朝还面临着外患，帝国列强垂涎地大物博的旧中国，争食大清疆土，清朝不仅陷于平定起义军的困境，还面临着列强蚕食中国的危机。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旧中国的国门，在战争中尝到败果的清政府割地赔款，签署《南京条约》等条约。
内外交困的清朝统治被逐渐削弱，也给旧中国带去了耻辱，清朝统治分崩离析。
这就是在晚清做官的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危机迭起，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环境里，农民起义、列强入侵，使得国家政局动荡。
曾国藩在这种环境里矢志报国，献身于力挽狂澜之将倾的事业中。
身为官员，上效皇帝、下对百姓，曾国藩认为为官要有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
他秉承了儒家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内涵，有经世之学的务实，他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
太平天国军进入湖南时，他在湖南举行团练，带出了一批忠臣干将。
在曾国藩的治理下，他培养出的湘军勤于训练、严守军规，湘军逐渐崛起，这支队伍奠定了曾国藩在朝中的地位，还有利于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外敌入侵时，曾国藩目睹了外敌坚船利炮的威力，他重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推动旧中国走向自救的道路。
在清朝内忧外患丛生的时代背景里，曾国藩以天下为己任，青史留名，在故乡湖南备受推崇。
毛泽东少年时就浸润在崇仰、学习曾国藩的风气中，近代众多名人曾盛赞曾国藩，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就是其一。
梁启超
梁启超号召国民将曾国藩视为楷模，开启了“新民”运动，还提倡用曾国藩的言行教育学生。
毛泽东在湖南求学时，他的老师杨昌济曾对曾国藩著述进行过深入研究，主张人们以曾国藩为榜样，学习他扎实就学、艰苦朴素的作风。
杨昌济在日记《达化斋日记》中对毛泽东赞赏有加，称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为了勉励毛泽东，杨昌济还曾用曾国藩等人的例子教育他：“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老师的引导下，青年毛泽东曾读过曾国藩的《家书》等著作，从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学问里汲取营养。
杨昌济
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就曾引述了曾国藩的一些观点，例如“反省内求”等。
毛泽东早年写给他人的信件里，也出现过曾国藩的影子，例如1915年8月写给萧子升的信件中说道：“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这些名人的思想给毛泽东启发。
求学时期的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国藩作为清朝时的大政治家，矢志报国、安邦治国，在清朝内忧外患的局面里扶大厦之将倾。
曾国藩在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曾国藩安邦治国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在特定的视角里，毛泽东看到了曾国藩的能力。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年龄的增长，青年学子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不断发展，到了晚年，毛泽东以更深厚的阅历、更宽广的视角，对曾国藩的感情也变得复杂。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人们流淌在血液里的爱国情感，面对列强的嚣张气焰、清朝的委曲求全、领土和主权遭到的破坏，爱国志士不甘沉沦，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保家卫国的浪潮涌起。
1911年夏，湘、鄂等省爆发保路运动，拉开地方与清朝中央对抗的序幕，10月份爆发的武昌起义以武装暴动的形式，将革命推向高潮，加快了清朝“行将就木”的速度。
看到毛泽东有“俊才”的杨昌济，用梁启超、曾国藩的例子勉励他，希望毛泽东能够效仿前辈积极入世。
青年毛泽东在1914年到1918年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心怀一腔热血。
正如他在词《沁园春·长沙》中所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与许多青年才俊一同，踏上了改造旧中国的道路。
1917年11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占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宣布推翻俄国临时政府。
列宁
推翻临时政府之后，列宁建立了世界首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列主义渐渐传播到了国内，给毛泽东带去了新的启迪。
在尚未与政治接轨之前，曾国藩的见解影响着毛泽东的成长，曾国藩的一些思想被毛泽东挖掘出来。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君子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治学、研修学问便是“修身”的根本。
毛泽东曾言：“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
《经史百家杂钞》
所谓的曾氏“杂钞”是指曾国藩篡写的古文精华集《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不仅对这本书表达了肯定，还从中汲取了曾国藩治学的经验。
但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并非照单全收，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治学等方面对曾国藩表示肯定，但在阶级立场、政治倾向等方面，毛泽东则“抛弃”了曾国藩。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辨析事物，虽然曾国藩的思想与行事给毛泽东带去了启发，但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感情慢慢变得复杂。
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中的朝臣，承袭着传统文化，他的生活、处境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下，统治权落入一家之手，臣子受命于天子，其行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团练湘军、开展洋务运动之外，曾国藩为官生涯里，还曾遭遇过“天津教案”的冲击。
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将曾国藩调补为直隶总督，在任期间，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原发地，天津望海楼教堂
该事件发生于1870年五月，彼时“天津民意激愤难违，侵略势力猖狂难抗，朝廷政见摇摆难依”，对曾国藩而言，此事十分棘手。
最终曾国藩作出了处死天津市民多人，充军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向外国人赔偿损失40多万两的判决。
曾国藩的这一处理让社会舆论一片大哗，同僚的讥弹、百姓的怒骂，让曾国藩名誉扫地。
彼时的旧中国在力量上不及外国列强，曾国藩衡量了国家利益，消弭叛乱以保国家安定，做出了不得已的选择。
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曾国藩的一生，他有过保家卫国的辉煌，也有过“屈辱求和的污点”，因此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思想、行动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投身于革命的毛泽东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为抗击外敌、解放民族的事业奔波，在此过程中，他很少提及曾国藩的事迹。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中讲习授课时，曾提到过曾国藩、洪秀全。
洪秀全塑像
洪秀全是清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将洪秀全与曾国藩进行了比较：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曾国藩更了解国情民心，他作为清朝统治的捍卫者，领导湘军战胜了农民军队。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曾国藩维系封建统治，奔走在拯救清朝统治的道路上，他无疑是捍卫封建统治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在广州的这次授课中，将农村阶级分为大地主、中等地主、小地主、自耕农等多个等级，曾国藩则属于“湖南的地主代表”。
在经过岁月的磨砺之后，毛泽东在1969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对曾国藩进行了阐述，展现出曾国藩令人佩服之处，也指出曾国藩政治立场和作为与历史进步相违背的事实。
毛泽东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
毛泽东还指出“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
和青年时期相对纯粹地推崇曾国藩不同的是，晚年时期，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认知更加广泛，其感情更加复杂。
他在长期的奋战历程中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发，知识渊博、见识广阔，不再局限于对曾国藩的推崇。
实际上，党内部的同志们也有着对曾国藩的辩证性看法。
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回忆元帅刘伯承时，谈到了刘伯承对曾国藩家书的看法，曾国藩从年轻到去世留下诸多家书，就持家教子、为人处世等方面反映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家书体现着曾国藩的学识造诣和人格品质，例如曾国藩谈到坚忍时，曾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
刘伯承曾询问薄一波是否看过曾国藩的家书，刘帅还对曾国藩以及他的家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
刘伯承对曾国藩以及他的家书保持了辩证性的看法，他的见解反映出彼时共产党高级干部对曾国藩持有的普遍认知。
在领导民族走出动荡局势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对曾国藩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的继承。
曾国藩的一大成就便是团练湘军，在时局巨变的历史背景里，他保持了对先进武器的认可和敬畏，但是在他的军事思想中，先进武器并非影响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曾国藩曾说：“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出自《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没有忽略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参军作战时，良将勇士同仇敌忾，在疆场上与敌人浴血拼杀，将领的军事谋略、士兵的顽强斗志，均会对战争产生正面的影响。
毛泽东也有着类似的看法，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肯定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人民群众能够缔造历史，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在讲演《论持久战》中提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种观点与曾国藩“在人而不在器”的看法一致。
受老师引导、风气影响的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认可曾国藩在军事谋略、为人处世等方面的看法。
尤其是青年毛泽东，在治学求知的过程中，汲取了曾国藩思想里的精华，因此早年推崇曾国藩。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态度会发生转变，感情变得更为复杂？
正如毛泽东总结的那样，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的身上有守旧的一面，他作为封建王朝的臣子，肩负着捍卫封建统治的历史使命，站在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
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跟随时代的发展，与曾国藩逆向而行，在政治立场和作为上，他们与曾国藩有着明显的不同。
曾国藩捍卫了清朝的统治，在清朝统治日渐式微的晚清时期，恪守职责，挽救命若悬丝的大清，甚至不惜做出向外敌求和的举动，没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因此毛泽东等人没有将曾国藩的所有言行、举止兼容并受，而是选择批判性、选择性地继承，汲取他行动、思想中的精华，提取出对救亡图存、强国富民有利的因素。
与青年时期求学求知不同的是，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身上肩负着引导人民抗击外敌、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他的视角已经不再局限于对知识的汲取，而是需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里，解决革命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挑战。
曾国藩的形象也不再是提供思想启发的清朝伟人、湖南名人，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看法，从曾国藩的治学、为人等方面，扩大到他的政治立场、政治行动等方面。
毛泽东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过人的远见卓识，总是能理性地分析问题的本质，他没有摒弃所谓的“反面人物”身上的优点，而是选择性地吸收，将其运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从政治、阶级立场来看，曾国藩从维护封建地主的地位、利益出发，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但毛泽东等人则是要创建新中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曾国藩其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是直接剥削农民最厉害的特殊阶级，曾国藩固守封建传统，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是阻挡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关键人物。
列阵陈兵、举着旗帜的湘军士兵
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有着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能够审时度势，在外敌入侵时看到外国军队尖兵利炮的威力，主张变革，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在思想上求变，为中国传统注入新的因素。
接受了外来文化冲击的曾国藩，并没有在思想上出现完全的转变，他仍忠于封建君主，局限于封建体系里，受到了彼时历史大环境的制约。
对于曾国藩这个“复杂”的人，毛泽东一方面大量地借鉴、学习他的思想，并根据时局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灵活运用，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政治立场有着清晰的认知，没有全盘接受曾国藩其人，也没有简单地对曾国藩进行片面、单纯的肯定或者否定。
与曾国藩相比，毛泽东等人踏入了新的历史浪潮中，清朝覆灭，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扎根，在新的历史环境里，封建体系的桎梏被冲开，政治立场等方面随之发生了转变。
总的来看，毛泽东青年时期与晚年对曾国藩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源于思想、阅历的转变，曾国藩治学为人、带兵做事等方面有可取之处，这使得他在“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中饱受崇敬。
但曾国藩所捍卫的清朝封建统治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挽救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做法，成为违反历史进步的事实。
晚年的毛主席，不像青年时期那样常常提到曾国藩，但给曾国藩相对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毛泽东从曾国藩身上的“复杂”性出发，肯定了他的能力，但也指出他的政治立场和行动，站在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