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八骏
2024年5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朔尔茨联名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我们不能把我们建立欧洲生活方式的基础以及我们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的欧洲终有一死，我们必须迎接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盟先后经历了两次严峻挑战和考验。首先是，2010年至2011年持续约2年的欧元区若干成员国主权债务危机。其次是，2016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至2020年1月30日欧盟批准英国离开。两次挑战和考验，对欧盟来说皆不是生死之争，但是，暴露了欧盟的结构性弱点。历史的吊诡在于，欧盟的结构性弱点是在它高歌猛进向世界展示其胜利姿态的过程中形成的。
为实现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以欧元来取代成员国货币，欧盟于1997年制定《稳定与增长公约》，设置三条规则：成员国公共赤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不得超过3%；公共债务占其GDP比例不得超过60%；中期预算应实现平衡。若违规，将受到警告、限期改正甚至罚款等处罚。这意味着其成员国只有财政政策工具可用来调控内部宏观经济。
在《稳定与增长公约》生效时，欧盟成员国是15个，属于传统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2005年至2010年，欧盟成员国增至27个；欧元区成员国增至16个。新增的成员国，绝大多数是前苏联成员和前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同欧盟或欧元区旧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加之成员国的经济周期存在着差异，社会福利制度不尽相同。为刺激经济增长和维持高社会福利支出，欧元区若干成员国的财政状况违反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
2008年，美国爆发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大幅收紧，触发欧元区若干成员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欧盟经过近2年努力，以集体力量协助这些成员国克服。2012年3月2日，除英国和捷克外，欧盟25国签署《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简称“财政契约”）。根据“财政契约”的自动惩罚机制，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有权对结构性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0.5%的缔约国施行处罚，最高金额不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0.1%。这意味着所有缔约国将遵守更严格的财政纪律。
英国作为欧洲岛国，同欧洲大陆长期若即若离，加入欧盟后仍保持其货币独立和货币政策自主。2016年6月公投脱欧，是英国民粹主义占上风的灾难后果，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历史错误，从此，即便唐宁街10号标榜“全球英国”，英国沉沦一发不可收拾。欧盟则用约3年半时间同英国基本达至友好分手。
然而，随着2017年底、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代表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当做美国的主要对手，欧盟的境遇就开始急速恶化。今天，马克龙和朔尔茨惊叹“我们的欧洲终有一死”，便是近两年来欧盟境况急剧恶化的结果。
美国挑动俄乌冲突，捆绑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金融制裁，迫使欧盟在军事和经济上皆空前严重地依赖美国。美国在捆绑欧盟支援乌克兰与俄罗斯持续作战的同时，坚持以中国为其最主要对手，加快加强对华打压围堵遏制，迫使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从2019年以来由之前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降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欧盟有志成为全球多极格局中的一极。但在美国压迫下，既同俄罗斯敌对，又同中国纠葛，越来越变成美国的附庸。
另一方面，欧盟自英国退出后，内部矛盾不断积累，既有传统的南欧与北欧成员之间的发展程度差异，又增添旧欧洲与新欧洲之间对待美国和对待俄罗斯的差异。所谓“新欧洲”由前苏联成员和前经互会成员构成，它们大多较欧盟老成员国（亦即“旧欧洲”）更亲美更仇俄。加之，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内部政治极化、执政权威弱化。5月26日，马克龙在柏林称，欧盟“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在内外部有这么多敌人。”
法德领袖的乱世危言非耸人听闻。欧盟如何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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