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与忠诚似乎是一回事，忠言可以表达忠诚，忠诚就要尽进忠言。但事实上，忠言与忠诚是两回事。
在古代，皇帝喜欢听忠言，还要标榜“忠言逆耳利于行”，要鼓励大臣们直谏，甚至还要设立拾遗这样的官职，专门给皇帝提意见。而皇帝是否能听进意见，就是两回事的。倘若官员经常给皇帝提意见，而且要直谏，就会让皇帝不高兴，甚至会被降职、贬官、远调。官员们大多知道直谏并不好，说实话也不好，就要一味媚上，哪怕报喜不报忧，也要让皇帝高兴。而皇帝表面上喜欢听忠言，尤其喜欢听逆耳忠言，实际上却对提意见的大臣非常反感，有杀了大臣的心思，却始终不敢动手。即便善于听意见的唐太宗，也经常对直谏的魏征表示反感，甚至愤怒的时候想要杀了他。但鉴于朝廷的环境，鉴于明君的形象，最终还是没有动手杀掉魏征。古代书生大多有修齐治平的理想，认为要变成圣贤，就要给皇帝说实话，进忠言。其实他们的想法还是很幼稚，皇帝并不一定喜欢说实话的官员，也不一定喜欢听逆耳忠言，而是喜欢听很多“皇帝圣明”之类的话。在皇帝看来，说皇帝喜欢听的话的官员就是好官员，而经常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员就属于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不是皇帝喜欢的官员，甚至被孤立，被打击，被贬官。
隋唐以前没有科举制度，民间读书人想要做官，就要依附于权贵，到权贵家里做门客，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他们对权贵的态度和官员对皇帝的态度是一致的。要表达忠诚就要进忠言，可是进忠言，就不被权贵们喜欢。于是忠言与忠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悖论，进忠言就代表忠诚，要忠诚就要进忠言，而不能说谎话，更不能一味媚上。可是在统治阶级看来，只有说官员或皇帝喜欢听的话才是忠诚，而说实话并不受待见，也就不是忠诚了。权贵们喜欢听的话大多都是社会层面形势一片大好之类的话，诸如没有任何贪污腐败，没有任何作奸犯科，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很和谐，证明了皇帝或官员领导英明，决策有方。而越是说这样的话，就越可以粉饰太平，掩盖真实的社会矛盾，并不算忠言，也不能表达忠诚。可是，现实往往相反。越是这样越能被统治阶级认为是忠诚，而且忠贞无二。
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很多谋士们就要选择自己的立场，是跟随曹丞相还是跟随皇帝？是忠于权力还是忠于国家？曹操手下从来不缺大谋士。但这些大谋士只是忠于汉献帝，忠于汉朝，而不会忠于曹丞相。最终很多谋士因为忠于大汉，而被曹操杀害。他们要表达忠诚，要进尽忠言，但掌握实权的曹丞相不允许，想要称帝，却被他们百般诟病，于是曹丞相把他们统统杀光，为自己儿子称帝扫平了道路。那些尽忠言的大谋士们大多被杀害，并不是不忠于国家，而是国家暗弱，皇帝被挟持，实权掌握在曹丞相手里。后代的很多谋士们，很多大臣们都学聪明了，要忠于权力，而不会忠于皇帝，甚至不会忠于国家。当他们手握实权的时候，就是自己肆意妄为的时候，因为没有制度监督，没有人员监督，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汇报就怎么汇报，甚至能把坏事说成好事，还要表达自己对朝廷无尽的忠诚。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训练了读书人的这种思维，也训练他们一种媚上的写法。只要对自身有利，就可以粉饰太平，可以把坏事写成好事，可以琢磨皇帝的意图，写皇帝喜欢听的话。即便有农民起义，也只是说有乱党作乱，已经弹压事态，不会扩散。甚至有的皇帝一生都被蒙在鼓里，当农民起义军达到都城的时候，皇帝才知道怎么回事。
大臣们要尽忠言，表达忠诚，而恰恰是这种行为让皇帝反感，于是他们只能媚上，说一些皇帝喜欢听的话，却不能表达忠诚，但可以被皇帝认为是忠诚的。事实上，奸臣容易获得皇帝的喜爱，因为他们懂皇帝的心思，投其所好，就会哄得皇帝很高兴，而忠臣要进忠言，表达忠诚，甚至要直谏、死谏，就会被皇帝讨厌，甚至被认为欺君犯上，大逆不道。在如此的政治生态之下，大臣们只能去做贪官，做奸臣，用银子铺路，说好话，说皇帝喜欢听的话，说人们都喜欢听的话，无非是社会和谐，人们生活幸福，形势一片大好之类的话。而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已经没人追究了，皇帝不明白，很多朝中的大官也不明白。地方官明白，却一味捂盖子，不把真实的情况报上去，当然也就可以把事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不会扩散到很多地方，也不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
于是尽忠言的人想要表达忠诚，却成了不忠，而媚上说谎话的人表达的是不忠诚，却被认为是忠诚。如此发展下去，皇帝就听不到真话了，而社会究竟发展到什么样子，就只能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