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行社，全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1932年成立，1938年结束，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党内秘密组织。很久以来，由于力行社的原始档案被毁，而长时间内较少当事人提供原始材料，造成研究资料的缺乏，加上一些历史人物回忆文章多有讹错，学术界对力行社的研究很不深入，许多研究文章对力行社的来龙去脉多有错误记载和评论。
据有学者统计，从1960-1990年，全国各地公开或内部发行的政协文史资料杂志发表的涉及力行社的回忆文章有38篇，其中包括当时力行社的重要干部康泽、萧作霖、曾扩情、黄雍、张严佛的回忆录，引发了力行社研究的开展和推进。但即使是力行社的当事人，他们的回忆文章也多有错误。比如，康泽发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的《复兴社的缘起》一文，可能是记忆有误，也可能是他原来对实际情况就不太了解，以至于后来经常是在研究者纠错时才提到他的这篇文章。
由于一些当事人回忆文章的错误，许多研究论文常常以讹传讹。比如，学者高华发表于1991年第4期《民国档案》杂志的《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一文认为，滕杰从日本回国，是因为同时留学的多名同学共推他回国为创办力行社向南京中枢陈述他们的意见的。事实上滕杰回国前还没有人产生建立力行社的想法，而且高华文章提到推滕杰回国的同学中有贺衷寒，而实际上贺衷寒在滕杰回国前半年就已经回国。又比如，发表于2017年第2期《文史博览》的邓文仪之女邓元玉的《蒋介石倚重的秘密政治团体——父亲邓文仪组建力行社的前前后后》一文，标题称“邓文仪组建力行社”，明显夸大了邓文仪在力行社中的地位作用。
对力行社的评论、评价当然应当是见仁见智，但一些基于事实的评论也常有偏颇。比如，有人认为，力行社是蒋介石建立的特务组织，是为开展特务活动而建立的（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等：《蒋介石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兴起——〈蒋介石日记〉解读之八》，《世纪》2011年第1期），这一结论也不太符合实际。
基本上是在1981年10月台湾《传记文学》杂志连载由邓文仪之子、时任美国纽约马里斯特学院历史学教授的邓元忠著、滕杰校对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初稿》（连载了3期），特别是1984年台湾实践出版社出版邓元忠（此时系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所著《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一书之后，对力行社的研究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资料基础，因为力行社的灵魂人物滕杰出场了。尽管邓元忠在发表于《档案与史学》杂志1994年第2期的《撰写〈三民主义力行社〉背后点滴》一文中，并没有明确肯定滕杰在力行社历史上的突出作用，但他确认“滕杰为力行社的发起人。”
2014年，滕杰口述、劳政武编撰的《从抗日到反独——滕杰口述历史》一书在台湾出版，出版者为净名文化中心，为力行社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手资料，让人们了解到，滕杰不仅是力行社成立最初的谋划者、策划者，也是力行社得以成立并在国民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早期实际操作人之一。也可以说，滕杰本人的个性特质，不仅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力行社的走向，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力行社的命运。
可以说，不了解滕杰在力行社历史中的作用，就无法复原力行社的历史真相。虽然他在国民党内官职不高、知名度不高，却是国民党史上一个不容小觑的特殊人物。 本文拟系统阐述滕杰和力行社的关系，全文共八章，这里是第一章。请识者批评指正。
一、滕杰酝酿成立力行社的缘起：为了抗日
阅读滕杰的传记，你会为滕杰一生中的许多奇特机遇而感到惊奇。滕杰（1905-2004），字俊夫，江苏省阜宁县八巨镇阔港庄（今属滨海县）人。他小学毕业后，偶然听说可以报考南通的中学，就和几个小伙伴一起闯过去，考上了一所教会中学；他作为学校学生会会长领导同学参加五卅运动而把学校给解散了，却因来到南通串联策动他们参加五卅运动的上海大学学生的帮助，他得以考进上海大学读书；因在上海大学上课时向老师施存统提问而受到关注，很快即由施存统介绍他报考黄埔军校被录取；后因参加黄埔同学会《血花》杂志工作，该杂志发表了一篇不利于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关系的文章，引起蒋介石震怒，反因向蒋介石辩解辩得好，而和曾扩情一起被提拔到蒋介石身边工作，滕杰担任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又因蒋介石得知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即于1928年冬安排他到日本留学，而因为在日本亲身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才有了建立力行社的动机和创意。这一切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1931年滕杰从日本回国后酝酿创办力行社时，也才27岁。
（一）滕杰在日本留学期间，深为日本企图侵略中国的社会氛围所震撼
起初，滕杰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成天默默地勤奋工作，不爱说话，蒋介石就问侍从秘书曾扩情：滕杰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曾扩情说：他常想找机会出国留学深造呢。蒋介石一听很高兴，因为刚好蒋介石正在选拔一批亲信送出去培养深造。他马上找滕杰谈话，说他打算让滕杰先到日本留学3年，然后再到世界各国考察，之后安排其担当大任。
蒋介石亲自对滕杰提出要求：“今后的政治必然是政党政治，对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你去专门研究政党政治吧。”早在1928年蒋介石就安排人员专门研究政党政治，这是很有眼光的。
滕杰进入日本明治大学，潜心研究政党政治问题，查阅研读了大量书籍资料，发现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对政党问题的研究都不够重视，尚未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政党学”。滕杰准备再留在日本10年，他要亲自完成这一任务，也为中国政治学、政党学研究事业填补一个空白！但因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意图越来越公开化，滕杰不得不关注研究现实的抗日问题，未能实现他继续在日本研究政党政治的计划，但他没有放弃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后来完成了《组织战》《我国宪法与政党政治》《总裁建党思想之体认》等著作，可以说为国民党的“党建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很可惜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在“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担任幕僚长期间完成了一部40万字的政党学研究专著《政党组织原理》，未及出版而毁于战火。他还有一篇万字论文《再革命》（仅给张治中和桂永清二人看过）也被他自己焚毁，他自己后来也十分痛惜。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滕杰每天埋头读书，并不太关心日本社会的事情，但有一段时间每天中午在自助餐厅吃饭，忽然听到有人说战争就要爆发。开始他也没有太注意，很快就有日本朋友问他：“我们是好朋友，如果中日开战，我们怎么办？”这才引起滕杰的警觉。这些朋友都是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这样说，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滕杰马上搜集相关资料，才知道日本少壮派军人已经在公开讨论“三月亡华计划”了！
滕杰决定1931年暑假回国，看一看中国方面对日本侵华战争有什么准备。原来他想学业还没有完成，稍后还是再回日本，继续研究政党政治问题，谁知道回国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变，他再也不能回日本了。
滕杰研究发现，日本原是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王道国家，是明治维新使日本文化起了本质的变化。明治维新之后不久，日本的一些人就策划采取所谓“南进政策”、“大陆政策”，准备对外实行侵略，而以征服中国为主要目标。从明治维新起，日本不断积蓄力量，到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已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强国，完成了征服中国所必需的准备。
滕杰在上野图书馆休息室里时时听到日本同学的言论，知道战事真的迫在眉睫了，而即从日本的报刊杂志来看，很明显，中国人对这场战争并没有准备，日本人“三月亡华”不只是一句嚣张的口号而已，而是十分现实的危机！这是滕杰迫不及待要回国的原因。
顺便说一下，有论者他是受到在日本留学的同学的推举回国的，而滕杰口述历史中没有提到这个情况，可见他的回国应该就是他自己决定的，与他人无关。
（二）滕杰独自酝酿成立力行社
滕杰回国后发现，甚至包括他在军界的同学朋友，国内根本没有人关心操心日本人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
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萧赞育和陈启宇。陈启宇是江苏如皋人，他的妹妹陈启坤是滕杰的未婚妻。滕杰口述历史中没有说明为什么陈启宇会和自己一起去日本留学，笔者推测很可能是滕杰推荐的结果。此前1926年在南昌时，蒋介石派滕杰到上海做工作，滕杰就曾建议让自己的几个同学一起去，蒋介石同意了，想必这一次蒋介石安排滕杰去日本留学，滕杰也顺便建议让陈启宇去，而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或许陈启宇也有可能自行得到这样的机会，但因为滕杰的推荐而得到这样的机会的可能性很大。陈启宇是滕杰在南通英化中学时的同学，当时滕杰领导学生运动，陈启宇是积极参与者，而正好那时他的妹妹陈启坤到南通报考师范学校，住在一家客栈，陈启宇邀请滕杰一起去看望他妹妹，结果滕杰和陈启坤两个一见钟情。陈启宇是滕杰的“小舅子”，关照他也是应该的。
也就是说，在滕杰离开南通之前，和陈启坤应该已经有了明确的恋爱关系。滕杰辗转去了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又在社会上工作两年，加上在日本留学三年，他和陈启坤一直保持通讯联系，其间两个人的感情应当也日益加深，但已经有六年没有见面了。从日本搭船回到上海，萧赞育回湖南故乡，滕杰和陈启宇就一起到了如皋陈启宇家中。在滕杰口述历史讲到这一段没有太多提到个人感情的情况，实际上这次滕杰回国也有一个目的，就是和陈启坤结婚。
滕杰在陈启宇家中住了3天，一聊天，滕杰马上谈到战争将要爆发的事情，没想到的是，陈启坤对滕杰所说的事情十分关注。随后，三人一起去南京，和许多同学、朋友见面。一开始，滕杰和他们说起日本可能要侵略中国的事情，还会有人附和几句，听得多了就有人打断他说：“老滕，你讲这些干什么？这跟我们有关系吗？”或者说：“算了吧！老滕，你讲这些脱离现实，有谁听得进去呢？”滕杰十分失望。
在国家面临重大危险的时候，滕杰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他本能地要表现出血性和爱国激情，尤其是他作为一个被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青年才俊，他也必须有所担当作为。针对种种客观情况，结合自己政党政治研究的心得，滕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三民主义力行社”计划。篇幅约有四五千字，第一部分，现状的分析：即分析当前日本的野心，比较中日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种种情势，结论指出“三月亡华”的可能性。他从国民党的角度，观察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状况，感到十分痛心。当时的中国，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事实上却是四分五裂。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等等，这些军阀控制的地方都是半独立状态，国民党本身也是派系林立，汪、胡、蒋三大体系互相倾轧，纷乱不已。尤其是共产党在多个省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正在成为蒋介石最操心的事情。第二部分，我国仍然有战胜条件：即是“地大”、“人众”两点，如果善用这能展开持久的抗战，日本最后终归失败。第三部分，必须建立组织，组织的先决条件是建立核心，先行以黄埔同学为基础，以黄埔同学中留俄留日者为骨干，再结合国内各大专院校青年，建立起干部组织。
非常可惜的是，这个计划的原件在抗日战争中被战火烧毁了，否则后人还可以对照一下他的文章的第二部分，似乎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观点颇有契合之处。毛泽东不可能有机会看到滕杰的文章，但观点相似是有可能的。
更可惜的是，开始时最亲密的朋友也都不太理解他的想法，最欣慰的是未婚妻陈启坤支持他。滕杰把计划书拟好之后，第一时间是拿给陈启宇看，陈启宇看了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皇皇大作，真了不起，可以拿去报纸上发表。但是如果你要亲自去做，我就不赞成了，因为这种事不是你能做的，无非是浪费精神和时间，不会实现的！”
陈启宇的这种否定态度使滕杰十分恼火，两个人说着说着就辩论起来，声音越来越大，陈启坤在隔壁房间听见争辩，就跑了过来，静静地听了一会，就开口先劝陈启宇：“哥哥，我看俊夫的想法很对，我完全支持他的想法，这件事也是很实际的，你不应反对。”和他哥哥争辩之后，陈启坤转过脸来对滕杰说：“你就做吧！我来协助你，抄抄写写的我都能胜任。”后来滕杰又去找其他一些黄埔同学，又碰了钉子，陈启宇少不得说些风凉话，还是陈启坤不断打气：“俊夫，我看你的计划一定能实现的，有人不赞成没有关系，也一定另有人赞成的，你不妨多试试。”
滕杰在回忆往事时说：人在烦恼中，就需要像陈启坤这样的鼓励。事实上，滕杰的“烦恼”并不是一般的烦恼，他的烦恼是一个时代中国人应有的烦恼；从滕杰来说，陈启坤的鼓励和支持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她的支持不是作为一个女朋友的支持，她是象征了中国人民的支持，才让他更加坚定信心不放弃。特别是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一个起初纯粹个人的想法，变成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行动。